山農木屋

把他們驅趕到天界的盡頭，
天上的水晶城牆邊，那城牆
向裡廣開著一個廣闊的大缺口，
下臨一個廣大而荒蕪的深淵；
他們看見這個怪異的景象，都害怕
而退卻；但後面的追兵加倍可怕，
只得從天邊，倒栽葱投身下去，
永恆的怒火燃燒直逼他們到無底深坑。
──彌爾頓，《失樂園》

三月廿二日，春夜微雨。可，康寧祥昔日立委落選時的豪語：「今夜的雨是為我而下的」。今時可沒人效尤！朋友捎來簡訊：「不是無法接受一時的選舉挫敗，而是無法平復某種長久的荒謬與困惑。雨很大，前方糊成一片，沒有了光」。誠然，兩百二十一萬以上的票數差距，重挫的不止於一次總統大選的勝負，更且是抗爭精神的全遭繳械、民間自主力量跟著陪葬。

民進黨的八年執政，宛如《水許後傳》（並非金聖歎批改的七十回《水滸傳》）的走馬燈演出，《水滸後傳》講的是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後，征戰方臘的過程裡，梁山軍團死傷慘重、意氣消沈、氣氛灰黯的悲愴曲調，渾然不似昔日打土豪劣紳、抗官挺義的情景。實情或較《水滸後傳》來得不堪！畢竟整個梁山一○八好漢是團結一致的，而民進黨則是蠻橫排外、辛辣內鬥一起來，以致醜態百出。

至於滿口仁義道德，卻是仇恨是尚的泛藍集團，就完全以《蕩寇誌》──盡把宋江、盧俊義等視為徹頭徹尾的惡棍匪徒，最後為張叔夜率「義師」剿滅──為版本，徹底塗抹掉綠色執政的成績暨其背後的符碼，而在這過程中，向來專屬於本土反對運動的鋒利武器──本土意識、省籍觀念、愛台灣、反專制、二二八──係數被馬英九陣營挪為己用，致使民進黨錯愕之餘，只能淪為技窮的黔驢。所以未戰勝負已分，可沒想到戰況竟是那麼摧枯拉朽！

或許，深知所謂政權轉移，其實是源於國民黨內鬥，紅海之水因而分開，民進黨才有機會出埃及，去探尋流著牛奶與蜂蜜的迦南地。心虛的陳水扁遂東施效顰學宋江，「一心想著受（體制）招安」，於是上台後拚命討好資本家、舊統治集團幫凶，逐漸捨棄死忠的中下群眾；然而，對喪失既得利益的舊統治集團來說，管你阿扁或諸民進黨要員如何口誦忠義，其實都是魯莽殘暴的李逵之流！他們祇會集體用放大鏡緊盯扁政府的一言一行，以偽善的道德主義為標竿痛擊扁政權，讓其施政成續硬是滿江紅，目的都是必欲除綠而後快。

如今，封建意識忒濃的《蕩寇誌》在馬營勝選之後成為「定版」。「蕩寇」之後，傳媒熱烈營造聖君再起、萬世太平的意象傳遞，於是，島嶼上空似乎嗅到了一絲似曾相識的氣味，那氣味的元素稱之為「霧月十八日」（18 Brumaire），簡言之就是復辟。

在談論「霧月十八日」之前，有幾件事項必先確認：首先，台灣的憲政體制雖有缺憾，大體卻已上軌道，所以國民黨「班師回朝」後，固有濃的化不開的陰霾令人懷憂，但直接、殘暴的斧鉞加身、抄家滅族行動，相信會受到遏阻；再者，標舉大中國意識的藍營，儘管表面上戰勝了本土意識掛帥的綠營，但不致像兩蔣時代動輒用鎮壓性國家機器來撲殺本土意識；最後，雖然「兩岸共同市場」（或一中市場）的燈籠高高掛，馬英九應不致妄動，由「反共親美日」向「親中反美日」傾斜，更不用談賣台了。也就是說，藉由民主法治、本土意識、公民理念的陶養，超越藍綠的認同（無論名之為中華民國或者台灣）已然在島嶼生根，不須太煩憂逆流會急湧。我要談的復辟不是指威權、反本土的惡勢力會以洪水猛獸、殺聲震天的形態席捲而來，而是馬政權未必會以白紙黑字的法令形態來易綠茵為藍天，它可能是藉由國民黨、立委、地方政府、泛藍扈從團體，以一套陰柔、細膩、綿長的吸星大法來行復辟之實。更值批判的是，國民黨的思惟永遠是陳腐懷舊而非前瞻遠眺。

何謂「霧月十八日」？法國大革命之後，野心勃勃的年輕軍人拿破崙，趁著內憂外患之際崛起，並博得大資產階級的信賴，他於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發動政變，推翻督政府後改建為執政府，並自命為第一執政，大權獨攬的拿破崙到了一八○四年終於稱帝。按法國的共和曆，十一月九日是霧月十八日，所以日後史家稱這一天為「霧月反動」或「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曾針對法國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政情發展，寫就了文采絕倫、深邃有致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具體刻畫路易‧波拿巴（Charles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拿破崙三世）如何帝制復辟的過程。此後，「霧月十八日」就成了封建勢力政變、復辟的代名詞。

我說總統大選後嗅到「霧月十八日」的氣味，相信來自藍綠的反駁聲浪必然不小，諸如：路易‧波拿巴畢竟是個勇於衝撞的冒險家，渾然不似賈寶玉模樣的馬英九，全然都是按偶像發跡的步數行進，跌宕起伏和一帆風順是無法類比的；路易‧拿破崙是破壞法制的梟雄，馬英九是拘泥於「依法行事」的法匠，難以評比；路易‧拿破崙是逆流倒退，馬英九是順勢推舟……我著眼的不是具體人物的對比，而是兩者在政治形勢、社會結構、價值取向的異曲同工。

套用馬克思的話，我想說的是：「二○○○至二○○八年間，只有藍綠的舊幽靈在游蕩，從改穿了李登輝台灣意識的服裝，戴著民粹手套的民進黨人陳水扁開始，直到用已死的蔣經國的鐵面具，把自己易碎無腦的面貌掩蓋起來的搪瓷娃娃為止。」由此劇情延伸而出的就是，眾人耳熟能詳的另段話：「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以鬧劇出現」。這就是台版的「霧月十八日」樣態！

從來，「霧月十八日」產生的背景必然是：政爭惡鬥動盪、經濟蕭條、社會對立鮮明、文化價值衰微，這才引發「全民」（由意識形態召喚而來）大旱望雲霓，期許明君或強人出而拯斯民於水火。「陳水扁」既被定位為今之桀紂，要列什麼「七大恨」、「十大罪狀」輕鬆的很：破壞憲政體制、經濟鎖國、圖利財團、集體貪腐、以酬庸取代專業、斲傷文官體系、撕裂族群、意識形態治國、言行粗鄙敗壞道德、操弄公投危及外交、兩岸關係緊張……！反之，「馬英九」則像佛陀、基督，身上散發出萬般光芒，他被賦予遵憲守法、正直忠厚、帥氣品味、認真拚經濟、消弭族群裂痕、調和兩岸關係、與國際接軌……諸意象。儘管上列有不少是胡謅瞎扯，卻已三人成虎！總之，不論是被編撰為武王伐紂的《封神演義》，或者上述的《蕩寇誌》劇情，阿扁和民進黨政府的重挫，不止於二次政黨輪替而已，更是正邪善惡的道德之戰。準此，泛藍陣營選後但學老毛「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凶狠舉措就不難理解。

關於扁政府八年的作為是否不堪聞問，是否未能反映實情，此刻是不可能得到忠實的評價。而「全民」痛恨阿扁，頗多是人云亦云、傳媒不斷複製的結果；其實，自始至終主流統媒就是視民進黨政府為匪寇（更真確地說，二、三十年來媒體的敵視態度從未改易，《聯合報》是箇中代表），而偏偏阿扁的思想、言行全然符合「匪寇」的角色扮演和台詞編派，繼而整個民進黨權力集團，如游錫堃、三寶、杜正勝、謝志偉、莊國榮、江霞等也一一強化、定型了這個「匪寇」政權的惡形惡狀。經年累月水滴終能穿石，於是，除了北高兩個直轄市全面藍化，基隆、新竹、台中、嘉義、台南五個省轄市亦如是，甚至全台卅二個縣轄市，除了嘉義的太保、朴子外，係皆馬蕭領先。兩百二十一萬的差距，代表的就是城市中產階級（所謂「中間選民」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不宜濫用）的全面背離，從一一二的立委選舉到三二二總統大選，絕不改其志！

由於兩百二十一萬的差距中，至少有一百萬是棄綠投藍者，城市中產階級的關鍵角色遂被美化為「全民最大黨」。城市中產階級的全面背棄民進黨，原因當然不祇一端。時下流行的說法是，經濟因素是主軸；但究其實，心理、文化的錯綜連結才更值得注意。具體地講，雖然扁政府八年來確實讓台灣的經濟停滯不前；但對多數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並未到扼殺生機的地步。城市中產階級對扁政府由疑慮觀望到怨懟生變，最後衍為痛恨決裂，原因在於，一是品味差異的鴻溝擴大，二是害怕被邊緣化的想像。

品味差異，若依循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思路，就牽扯到文化霸權的建構。中產階級品味的養成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更不是舉世中產階級的特徵都可以齊一化。位屬後進資本主義發展國的台灣，城市中產階級的形塑既受國家高度關照，自然其品味也依附於黨國體制，於是所謂城市中產階級的品味就是：口才便給、穩定中求改革、字正腔圓的華語、熟諳幾種外語（特別是英語）、多方旅遊、……，這其中字正腔圓、口才便給就和省籍因素有了巧妙聯結。因此儘管外省人在台灣是少數，卻透過傳媒扮演了中產階級品味的示範角色，中產、外省、台北三位一體，主導了人們對高級品味的思惟，而馬英九既是此類群落的極品，所以在外貌協會當道的今日，確實佔了無限的便宜。

必須指陳的是，「藍營＝中國意識＝北部都會＝中產階級＝優雅，綠營＝台灣意識＝南部鄉鎮＝中下階級＝粗俗」，如斯的二分法是近十年前建構，政黨輪替後極度被藍綠雙方強化的迷思，這與事實發展未必吻合。民進黨猶如早期的基督徒，其推動台灣意識的歷程宛如一首蓽路藍縷、尋曠野跫音的史詩悲歌。須知，台灣意識所涵蓋的內容絕不粗鄙低俗，祇因國民黨長期打壓，以致多數人不知或遺忘斯土斯民所散放的幽香。

回顧一九七○年代初期，一方面因國民黨政權退出聯合國後，它身上的「中國」金縷衣被卸除，「宣揚國語，禁絕方言」成為它們反射性的自衛動作；另一方面，國民黨驚訝於黃俊雄布袋戲掀起不分族群南北的狂熱，這讓統治者戰慄不已！國民黨禁絕布袋戲或強令其口白改為「國語」，表面理由是布袋戲影響士農工商的作息太甚，實則是黃俊雄布袋戲典雅生動的台語文，連外省人都為之傾慕，若任其發展下去，必會動搖「國語」的獨尊地位。

遠溯歷史，國民黨治台初期，其實祇在台北市和軍公教圈以「國語」進行圈地運動，儼然以統治貴族自居，而籬外的廣土庶民則是帝力於我何有哉！直至電視全面普及的七○年代，強制性的「國語政策」夥同城市中產階級的同步起飛，才讓「國語人」昇華到高人一等的位階，上述城市中產階級品味的養成就其時也！然而，到了八、九○年代，外有以民進黨為主帥的本土大軍，內有李登輝以參孫之力強力搖撼了偽善脆弱的大中國主義，雖遭舊意識形態護持者的強烈反擊，但本土意識就像路德的新教革命，已然在福爾摩沙捲起千堆雪，以致有相當多的城市中產階級在這場「宗教革命」裡覺醒改宗。如今在公開場合暢言台灣母語，不須自卑或滿懷罪惡感；可以理所當然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必附加但書──「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也。

不幸之至，陳水扁上台，尤其第二任期間，阿扁日愈乖僻、粗鄙、專斷的言行透過統媒的「每日一字」，竟成為「台語（文化）殺手」，其後三寶、王世堅、杜正勝、莊國榮等人有樣學樣，好不容易營造起來的本土意識殿堂，這下又開始生青苔、長霉菌，金玉是沒了，敗絮則橫生其間。終致，城市中產階級、年輕世代又開始視阿扁所代表的本土意識如鮑魚之肆，而馬英九的品味則如蘭芷之香。如今民進黨的重挫，卻讓我輩必須承受本土意識由資產變負債的惡果，誠可恨矣！

再者，害怕被邊緣化，是城市中產階級和民進黨決裂的另個結構因素。平心而論，從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到阿扁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這十餘年間，有心人眾口鑠金就此認定這是「鎖國」，實在未盡公允！畢竟依賴海外貿易為生的福爾摩沙，怎可能拿緊箍咒套住自己呢？真正的關鍵是，在全球化的年代裡，民進黨政府全然不知如何自處，尤其是面對崛起的中國，就祇會學昔日兩蔣獨裁政權施展恐共、仇共的招式！民進黨政府遂在全球化和中國崛起兩股洪流（其實兩者已匯流為一）的沖刷下，承擔起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元凶角色。

城市中產階級本想以盈盈綠洲為基地，繼而尋覓永恆的伊甸園，不意全球性Ｍ型社會的發展，讓此間的城市中產階級惶惶不可終日，彷彿一覺醒來已置身沙漠。台灣既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尾端，又有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四小虎的奮力追趕，夸父逐日的徒勞無奈，以及龐貝遺址、樓蘭古跡、台灣廢墟的聯想，遂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夢魘。偏偏他們眼中的政府當局卻忙於選舉、政爭、酬庸、去中國化、去蔣化，更因強力操弄公投造成台美、台日關係前所未有的緊張，台灣國際處境的邊緣化和城市中產階級的強烈失落同步發展。

於是，不少城市中產階級基於地緣、文化的親近性，亟欲藉由三通、兩岸共同市場的建構來打破「鎖國」之局，並而和國際接軌。換句話說，城市中產階級所謂的國際接軌就是「經由北京，是台北前往紐約最便捷的道路」。這樣的思惟有著一廂情願、孤注一擲的危險，然而執政者似不願認真傾聽和對話，等到泰勞事件爆發、第一家庭成員弊端連連之後，城市中產階級的板塊早已集體位移，再也不停駐於綠營片刻。

城市中產階級由於品味鴻溝和害怕被邊緣化的心理，在先後兩次大選中作了清楚表態，我的看法是：不必斥責城市中產階級的善變無情，也毋須為了「迎合」城市中產階級而諂媚迷途──諸如「馬英九的高票當選，意味省籍問題已消弭於無形」、「台灣選民是最有智慧的」都是新神話。一切都必須放在國家／社會的結構變異，才知掌握國家機器的民進黨何以羸弱、城市中產階級何以不堅實，以及為何「霧月十八日」陰影再興！

戰後台灣經濟結構一如劉進慶教授在《台灣戰後經濟分析》所言，是「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並存的雙重經濟」。這種並存是依矛盾對立的關係發展，所以到了八○年代民間資本站穩腳步，中產階級崛起後，「民間社會」論述的提出，除了在政治上用以抗衡國民黨大恐龍，也是作為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之用。不過劉進慶也洞悉到，這種矛盾對立最後必然生成統一支配的資本──官商資本。九○年代以後，這種「官商資本」就是以金融壟斷資本的面貌出現，而其本質有礙於中產階級的利益和發展。

再回到馬克思分析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見解，他精準地提出「每個黨派都向後踼開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而向前伏在擠著它後退的黨派身上……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也就是說，一八四八年革命就是一連串的訃聞公告：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共和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議會資產階級。最後替所有革命者／反革命者掘墓收屍的是一個以廣大保守農民為主體的流氓無產階級──路易‧波拿巴。

台灣「霧月十八日」的序幕也是：九○年代以後的民進黨先是將推著它往前的社運、環保力量一腳踹開，其後在和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本土派）既聯合又鬥爭的過程裡，以高速離心力將舊外省勢力拋開，最後趁著國民黨內鬨之際獲取了政黨輪替之名，李摩西也從西奈山被趕了下來，此後曠野之中但見阿扁成了領航的約書亞……

且慢，劇情絕不是如此演出。如同一八四八年的秩序黨，「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它還一直以為它是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現肩膀已變成了刺刀」。民進黨政府煞費苦心進行各種的正名、去蔣、去中國化動作，「結果，不是社會本身獲得獲得了新的內容，而祇是國家回到了最古老的形態，回到了寶劍和袈裟的極端原始的統治」。基本上民進黨遂行的是「沒有文化霸權的專政」，也就是祇是實現「宰制」（domination）而非「領導」（leadership）。原因除了上述品味、意識形態和媒體力量的爭戰，背後就是國家／社會的辯證。

不似黨國一體的舊政權，民進黨天真的把國家視為「資產階級國家」，而不是全民的國家。為此盲信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在國營事業、國有土地的不斷處置過程中，喪失了自身的衡平者角色，且貪瀆腐臭味四溢，而他們亟欲討好的資本家卻和舊既得利益者藕斷絲連，城市中產階級由焦慮而失望、憤怒則已如上述，更不用談有效爭取奄奄一息的勞農大眾。結果，民進黨政府陷入最糟透的文化霸權狀態，也就是國家與市民社會處於對立面──葛蘭西論證的「國家祇是前進的塹壕，在它後面有工事和要塞的堅固鏈條」。於茲，政權看似屬於民進黨，文化霸權卻仍掌握於泛藍之手。最後，愚蠢的執政者和扈從者祇會以「愛台灣」、「護本土」、「南綠北藍」、「仇中」等口訣猛刺紮好的稻草人，對手卻好整以暇地整軍旁觀。兩軍交鋒後果如何就不用多談，倒是民進黨慘敗嚇傻之餘，似乎還找不到癥結所在。

再者，雖然城市中產階級被視為此役擊潰民進黨的前鋒主力，甚至有人認為城市中產階級已超越藍綠而擁有社會自主性；然而我必須指出，所謂的城市中產階級並非西方社會以財產、生產工具、社會位置為量度，嚴格定義下的中產階級。台灣自詡為中產階級者，以城市住民最多、最鮮明（他們看不起鄉村有錢的田僑），且多數是以主觀感受為依據；再者，這種主觀意識在軍公教、外省住民、女性族類的腦海裡發酵忒多，因此，城市中產階級也是一種想像共同體──陳光興曾以「新富階層」名之，認為其共性是具有強大的消費力；但此用語彷彿後設語言，不易一眼看出大致的形模。

中產階級確實絕大多數是城市居民，然而自我感覺屬之的未必就是中產階級。由於城市中產階級是以消費取向來驗證自己的階級屬性，所以國內外任何的風吹草動（特別是兩岸關係）都可能影響其動向，他們也沒有一致的意識形態──既有台灣人傳承許久的「愛錢、怕死、好面子」狡獪現實主義，也粗具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識；既長期受黨國教育的茶毒，也可以植入本土意識的種籽。所以與其說他們是一種階級實體，毋寧說他們是國家／社會權力競逐下複繁多變的關係組合較妥。

糟糕的是，當扁政府丟棄（或無能掌握）國家的職能，讓國家機器淪為原始氏族的戰鬥部隊時，一切彷彿回到霍布斯「萬物與萬物鬥爭」的「自然狀態」，惶惑不安的城市中產階級遂興起「最壞的暴君也比自然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為好」的復辟意念。於是，島嶼出現了一個身穿彩衣長袍的神祕吹笛人，他帶給城市中產階級無窮的希望，雙方進行了交易，城市中產階級要求吹笛人清除島嶼的所有鼠患，而吹笛人則要求一定的報償。當彩衣吹笛人以曼妙的笛音引出群鼠，最後來到沒加蓋的太平洋（或台灣海峽），吹笛人又以別的音律讓群鼠集體墜海溺死。當過半群眾為此歡聲雷動、普天同慶，似乎沒人警覺到吹笛人究竟要何種報償，如果不履行，是否小孩以及大人們都會被再起的笛音所迷惑，從此消失的無影無蹤……

或許《格林童話》的故事太驚悚，多數人不敢聽聞！那麼十七世紀英國王室復辟後的情景倒值得一提。當一六四九年查理一世遭處決，君主世襲制被廢除後，以克倫威爾為首的軍事獨裁政權似不得人心，就在克倫威爾於一六五八年死後未久，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遂同舊王室妥協，一六六○年五月，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回國復辟了──「過去美好的日子」取代了共和政府「過去美好的事業」的口號！查理二世本人尚稱寬大仁厚，然而新成立的保王黨國會可不是什麼揖讓而升的謙謙君子，他們制定了以《克拉倫登法典》（Clarendon Code）為名的四大法案──《市政法案》（Corporation Act）、《遵奉國教法案》（Act of Uniformity）、《非法集會法案》（Conventicle Act）、《五英里法案》（Five Mile Act），目的是用以箍制、削弱不從英國國教者的勢力。雖說一六八九年依新制定的《容忍法》（Act of Toleration）將限制稍稍放寬，但《克拉倫登法典》所涵蓋的所有限制直到十九世紀才真正解除，這嚴重斲喪了英國無產階級、異議勢力的發展空間，彌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字裡行間隱約透露的正是對復辟勢力的血淚指控！

回顧英國王政復辟後的種種，再對照島嶼總統大選後的詭異氛圍，一切是那麼的似曾相識。中正紀念堂之名和「大中至正」牌匾是否重新掛回？兩蔣陵寢是否重新開放？中小學本土教材、歷史教科書的方向與內容是否刪修？教改是否再大幅度更易？凡是以「台灣」為名的團體，日後是否悉數改回「中國」，或者以彆扭的「中華台北」來粉飾？「政黨法」、「政治獻金法」、「不當黨產處理法」種種用以監督立法委員循私舞弊的陽光法案，有無可能在一黨獨大的條件下落實？跡象顯示，前路幽黯、少有微光。

「霧月十八日」濃雲罩頂，還不止於上列議項而已。過去兩蔣時代的國民黨政權，除了以軍、警、特作為戒嚴體制的強力鎮壓工具，它對地方派系、農漁水利會、宗教、宗親社團、學校……可說下足功夫，進行綿密有效的複數動員。祇因它一直無法洗刷掉自身的外來政權刺青，對於本土意識是既驚且怕，這才讓李登輝在九○年代以後可以「打蛇隨棍上」，直戳舊黨國勢力的心臟，順利讓國民黨本土化。祇因爾後舊勢力借連戰之力還魂，讓國民黨又有五、六年時間在大中國意識的泥淖裡蹉跎。直到馬英九暨其幕僚用拚貼方式補綴國民黨的台灣史觀、本土論述（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並而用long stay貼近中南部民心，儘管這一切漏洞百出、生硬至極。問題是：馬蕭陣營的諾曼地登陸戰之前，民進黨早已棄守這些精神堡壘了！

一個外省人透過民選，高票當選台灣（中華民國）總統，更意味著民進黨的本土牌、南北差異說已全面破功。儘管有識者已指出，馬政權會面臨三大結構性難題──地方派系幽靈的糾纏、本土意識與深藍勢力的矛盾、中央暨地方治理的危機併發，這三面大山確實會讓馬政權辛苦備至、紕漏百出，這當然會嚴重折損馬英九的光環；然而，由於「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甲冑的文化霸權」的復甦，也就是說，在綠營意識形態的全面潰敗以及「中國崛起」引發的遐想下，全面的文化霸權（兼具政治社會的強制力，以及以同意為基礎的市民社會）不但重回國民黨集團，未來十幾年的道程可能就此底定！

台灣版「霧月十八日」在翩降之際，更帶來雙重的結構框架：對內，以族群動員為基礎、素樸的台灣國族主義，或許未必就此消聲匿跡，卻不再能對既有的政經結構造成根本挑戰；對外，由美中聯手打造的「一中各表」舞台，逼使島嶼不能另搭野台戲，從此「法理台獨」葬身於歷史廢墟！

馬英九或許不才，然而以他之名的「馬英九時代」，將可能如一九八○年代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統治後的英國，徹底改變台灣的政經文化面貌。佘契爾在十一年掌權期間，創發出「佘契爾主義」（Thatcherism）──部分領域減低公共開支、減低直接稅、撤銷對商業活動的管制、貨幣主義政策和私有化計劃。在此名下，她強力削減工會力量，並鼓勵更具彈性的勞工市場，英國工會從此一蹶不振。而雖然她的政策造成高失業率，卻是英國經濟想要脫胎換骨的必經之路。即使日後英國工黨再起，其意識形態早已非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而是飽含鮮明「佘契爾主義」的修正路線──所謂的「第三條道路」。亦即，無論保守黨、工黨都全面右傾了。無怪乎左翼史學巨擘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慨嘆「佘契爾之後的英國，已不復為英國了」。

同樣地，當馬英九也祭出「愛台、本土」大旗並所向披靡後，或許我輩可以質疑馬英九誠心不足、認識不深；但無論如何，台灣已無法再逆轉到本土／外來的零和對抗局面。面對此困厄之局，民進黨暨諸本土力量祇有兩種選擇，一，如同產出過偉大政治家格蘭斯敦（William E. Gladstone），於十九世紀後葉叱吒一時的英國自由黨，卻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因「歷史階段任務」完成、內部分裂，從此退到政治舞台的二線、三線，其後續的歷史使命則由工黨接棒；二，如同佘契爾之後的工黨，揚棄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徹底維新再造。謝長廷在敗選未久的檢討中，即明確地指出「台灣主體意識不再是民進黨的專利」，日後民進黨必須凸顯的是可以和國民黨及其他政黨區隔的「進步價值」，讓人民相信民進黨代表的是「進步的本土力量」。

謝長廷的警醒之語並非新創，兩年前「七一五學者」的吳叡人就認為「本土」固是台灣意識的礎石，卻可能被封建反動的勢力盤踞，因此必須以「進步的本土力量」來區隔「反動的本土力量」，如此台灣的進步力量才有生機。如今先是謝長廷呼應在前，其後段宜康也認為民進黨慘敗原因有三：一，清廉形象受質疑，個人操守問題惡化為全黨的集體墮落；二，本土價值成為對外切割和對內鬥爭的工具；三，執政內容，背離進步價值。新潮流對於「進步的本土力量」的肯認，算是呼應在後。

在危急存亡之秋，如若民進黨能匯聚眾智，形成「推動本土的進步力量，用以區隔保守封建的國民黨，並透過不同族群、性別、城鄉、世代的對話，活化台灣意識的內涵」，那麼民進黨慘敗之餘尚可以臥薪嚐膽，以求數年之後再起；否則，若誤以為民進黨尚保有四成的鐵票，再怎麼不濟還可以關起門來當「安樂公」，那就註定永遠是在野之身了！當然，最糟糕的是，眼睛盡是盯著南部、中下階層這群死忠的深綠鐵票，妄圖以此形成想像的中間偏左新路線，那祇會讓民進黨速死！確實，民進黨必須以中間偏左路線來突圍，但它必須在城市建構「陣地戰」的碉堡，重新和城市中產階級對話，並而引領、刺激他們的政治思惟。畢竟昔日的黨外，就是以台北都會為大本營，辛苦啟蒙都會群眾，而後到了九○年代才全面向南部、農村地區深化。如今怎可因全面潰敗，對未來進程作出最大的誤判哩！

其實，我更在意的是，「進步的本土力量」不該由民進黨當龍頭大哥，而該由進步意識的公民團體來推動。「進步的本土力量」不是唯心的囈語，它是因應「一中各表」和「兩岸共同市場」的強大誘力而誕生。簡言之，「進步的本土力量」就是要以「拚經濟」的精神取代唯心的正名、國族動員！且慢，這裡所謂的「拚經濟」絕非時下已然氾濫、淺薄到極的「唯發展主義」，而是以匈牙利裔的鴻儒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的「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為基礎，大膽面對「全球化／自由市場」的挑戰。

鑲嵌，指的是經濟其實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和與環境互動的結果，整個過程因不同經濟層次和不同社會條件，其經濟整合形式就不相同。博蘭尼認為，「人類經濟是鑲嵌在制度之中並受制度所影響，包括非經濟的制度是很重要的。」博蘭尼在其經典名著《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裡指出，十九世紀以前的經濟行為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下，市場雖然存在，但並不存在自律性邏輯的市場經濟。他據此批判「唯經濟觀點的謬誤」，認為經濟動機是起源於社會生活之中。但十九世紀以後，社會反倒變成市場社會的附屬品，經濟脫離社會按照自己的邏輯來運作，甚至反過來要求社會臣屬在其邏輯思惟底下，造成經濟邏輯對社會邏輯的殖民，這是一種「去鑲嵌」（disembedded）的發展過程。

博蘭尼對自律市場及市場自由主義的強力批判，致使他的思想在「全球化」風潮下備受批判性知識菁英的青睞。對於島嶼「進步的本土力量」而言，博蘭尼理論更如暮鼓晨鐘。想想看，當「一切決於市場」、「商人無祖國」、「拚經濟，不要拚意識形態」的讕言彌漫全島時，有多少人會認真思索這種「去鑲嵌」是何等怠惰、誤人誤己！博蘭尼的思想極為博大精深，非謹上述「社會鑲嵌」而已，祇是光僅於此就夠我等活用了。

「進步的本土力量」必須本於「社會鑲嵌」思惟再出發，這才能由本土、經濟（唯物）角度落實中間偏左路線；它既可批判國民黨的「唯經濟發展論」、民進黨前此的棄置「國家」作為；也可以針對全球化、兩岸共同市場提出有效針砭。當然，具體方針和作為都得經過智識、實踐的辯證互動才能克奏全功。總之，當「霧月十八日」的寒冬驟至時，透過「進步的本土力量」之催生，似也暗喻春天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