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一九七七年至七八年間，台灣文化界進行了一場以文學為名，實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總批判的論戰──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之所以引發論戰絕非驟興，它有其反帝、反獨裁、反現代主義的背景，是以引發國民黨政權的忌憚和打壓，七八年之後論戰暫歇；卻因為「美麗島事件」讓鄉土文學的香火為高舉本土的政治、文化力量所承繼，而國民黨政權則絕口不提鄉土文學論戰。然而，鄉土文學的性質、發展、影響究是如何，其實數十年來始終未定，也就是說，文化霸權的爭戰從未消弭。

最鮮明的就是，論戰滿二十年的一九九七，原先論戰主角之一的王拓廣邀各界準備一場鄉土文學二十年回顧的盛宴，不意陳映真不但不願共襄盛舉，還自行於十月十九日先行舉辦「鄉土文學論爭二十周年」的研討會，打對台的意味甚濃；而王拓主持的春風文教基金會則與文建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合作，以「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為題，於十月廿四至廿六日盛大舉行。當年，彼此隔岸交鋒對打極其熱烈。

筆者當年受邀參加王拓這方的研討會，因而撰寫〈鄉土論述的中國情結──鄉土文學論戰與《夏潮》〉此一論文，談論彼時《夏潮》結納左翼與鄉土的努力和成果。十年之後，再看此文或有一讀必要，特在鄉土文學論戰三十週年的今日貼於此！這十年來，左翼與本土竟如海峽之遙距，誠令人遺憾！而《夏潮》的扛鼎力士蘇慶黎過世，更令人深惋！還有，藍綠惡鬥當道，無人再談鄉土文學論戰，更是台灣文化之傷痛！

前言

七○年代，是理想燃燒的歲月。從七○年末的海外保釣、七二年的「民族主義論戰」，中繼到七七～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再衍至七九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像急促的快板，令人亢奮動容，心緒久久難以平復。然而這道聖火傳遞到台灣，卻比歐美日整整遲了十個年頭。當歐風美雨和霜在六○年代掀起鋪天蓋地的世紀濤浪時，台灣是既瞽且聾，所以祇能瘖啞無語。

究其原因，文化學術界因求自保而遁入潛意識冰層佯作自閉兒是一大關鍵，當然，由於黨國體制的嚴密佈網，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噤若寒蟬、徒呼負負是為常態。偶有一二突變物種試圖「繁衍造次」，其下場在劉大任的《浮游群落》一書就可得到極佳的佐證。於是「荒謬」、「苦悶」、「失落」等藍調譜曲就一路由六○年代傳唱到七○年代。

或許是「苦悶」吶喊久了竟弄假成真，更嚴格的講法，應該是內心的鬱結終於外露。愛力克森（Erik Erikson）所強調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在外交危機（釣魚台事件、台灣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中國、台日斷交）、權力結構僵化（權力接班問題、國會的全面老化），以及經濟社會問題浮現（貧富差距日大、勞農階級未受到照顧、依賴外資日甚）三者交媾下引爆了。

認同危機的產生，是由於每一個青少年都必須在童年的殘留與對成年的憧憬中，製造出一個自己的重心感與方向，與一個行得通的統一感。他必須在自己對自己的看法與別人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之間，找到一個有意義的相同點。在生病時，人才會發現人格是多種互相作用的因素敏感的組合。這樣的組合由遙遠過去培養出來的能力與現在的機遇混合而成，也是由個人成長過程無意識的先決條件與各代之間不穩定的互動製造與再製造出來的社會條件混合而成。危機的產生就是這一鏈條斷裂、失衡所致。（註一）明確地說，戰後成長的智識青年也成熟到青春期的反抗階段了。

七○年代青春期的告白，首見於許信良和張俊宏等人合著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祇有家教嚴格的舊式大家庭才易於培養出服從於權威的第二代，現代式的小家庭所培養的子弟是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的，他們保存了較上一代更為純真無拘束的個性，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這是這代青年心靈上的基本特徵。」（註二）其後，關傑明、唐文標刻鏤於「現代詩論戰」裡的文字，更把戰後台灣青春反叛期的影像予以絕對化，一如詹姆斯‧狄恩般。

但，尚未形成穩定階級的智識青年，若祇憑著「認同危機」所蘊積的內爆力，是無法蔚為景觀璀璨的社會集體行動。所以，正如江迅在一篇文章中所陳述的，這還涉及各種不同力道的文化霸權集權之較勁，包括：黨國教化詮釋體系的僵化與重組，以及反教化詮釋體系的崛起，商品化詮釋體系的確著等，才能解釋「鄉土文學論戰」的成因與發展。

江迅的說法是，由於台灣原為中國的邊陲，卻在冠上「反共復國」基地的名號後，被賦予核心的角色，這種邊陲／核心的矛盾，黨國教化詮釋體制是用「道統」、「法統」來粉飾門面，而內在的「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因而斷裂，理由有：一，家庭代間的記憶延續，捍衛了本土生活世界的歷史真實；二，隨著中共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漢賊不兩立」的虛幻執念，逐漸為具體現實所顛覆；三，黨國教化詮釋系統的過度工具化，使其走向「自我除魅」的命運。有著如斯的罅漏，反教化詮釋體系才能「登高一呼」進行有機陣線的結盟。（註三）

不管是基於「認同危機」所喚起的內在需求，或涉及外在詮釋體系的文化霸權爭戰，有抱負的智識青年最便捷有力的批判性武器就屬民族主義，其最適當的攻防場域就是「本地自一九六二年『中西文化論戰』以來，規模最龐大的一場論爭」──「鄉土文學論戰」。

作為批判武器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批判性武器，最重要的必須是內外兼修。具體的顯例就是中國五四時期所揭櫫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口號。而「鄉土文學論戰」儘管定義模糊、焦距時時挪移，還是能夠在對外提出反帝、反西化的同時，對內可以整合到「回歸鄉土」的民族、鄉土脈絡裡，因此「鄉土文學論戰」所高掛的雖是中國意識的招牌，但以「在台灣誕生而生長的中國人」，而指向「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立場，其中的民族主義色彩就和夙昔有所歧異而呈現新義。（註四）

進一步申論，依旅日學人陳正醍的見解，「七十年代裡的『鄉土文學』的抬頭，是這個時期的整個文化層面以及社會思想方面的『回歸鄉土』的動向之一。這項『回歸鄉土』的動向，反映出如下多層意義：處在七十年代初期的國際情勢的逆轉裡的台灣知識青年的意識之變化，亦即應對台灣的命運的關心所觸發的『民族、鄉土』意識之高昂；以及包含社會改革意識的對社會大眾之關懷所造成的『鄉土』情懷之形成；還有就是對一向的過份的模仿西洋之反省所形成的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評價等。」（註五）在這裡頭，「回歸鄉土」是和「土地與人民」的命題緊密相連，它不可能自外於台灣而暢言中國意識的民族主義。

如果我們承認「鄉土文學論戰」日後確實取得一定程度成果的話，那麼其中的捍護戰士必然得在聯結知識集團的有機戰線，以及「民族、鄉土」的辯證發展上先拔得頭籌才是。基於這樣的理念，論戰前後始終戰志昂揚、火力威猛，沾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夏潮》雜誌就成為本文以下的論述對象。不僅緣於它是論戰的主力，更且是符合上述兩個要項之故。

鄉土派的主陣營

論戰期間，屬於鄉土派陣營的橋頭堡有《夏潮》、《中華雜誌》、《仙人掌》、《綜合月刊》、《文季》、《台灣文藝》、《雄獅美術》、《笠》、《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立晚報》等，而屬於親官方保守（反動）陣營的，除了隸籍黨政軍的文宣刊物外，就以聯合報系的三報一刊（《聯合報》、《經濟日報》、《世界日報》和《中國論壇》）為發號司令部。（註六）

鄉土派陣營看似旌旗蔽天、鼓角齊鳴，實際上後勤支援或打游擊者眾，真正衝鋒陷陣的不如表面數目那麼多。理由在於「鄉土文學論戰」爭議的不是文學，而是社會經濟問題，項公舞劍更指向當時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國民黨黨國體制。「鄉土文學論戰」既是不同文化霸權競逐優勢的全面鬥爭，沒有三兩三根本不敢上梁山，加上論戰必須配備優勢的批判性武器，所以投入論戰的就比較不可能是「文學」刊物，而以《夏潮》、《仙人掌》、《中華雜誌》為左中右三翼，全面出擊。

三大軍團之中，《仙人掌》首在一九七七年四月號的「鄉土文學特輯」，刊登王拓的〈「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朱西寧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三篇有關「鄉土文學」的正反面文章，開啟了「鄉土文學論戰」的烽火。《仙人掌》扮演的是陳勝、吳廣的角色。其後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又製作「民族文學的再出發特輯」，依循鄉土─民族這一主軸而成就其任務，由於它配備的武器不似另外兩翼那般威猛，所以還是側重於文學方向，力避引起更多爭議的社會經濟層面。

就發言位置來說，《中華雜誌》的創辦人胡秋原，他既是學富五車的碩學宏儒，又以黨國大老的身分坐鎮掌舵，因此此一雜誌呈現的理論深度，以及它發言之後可以取得的安全係數遠非其它鄉土派陣營所能相埒。然而，睽諸整個論戰的發展，《中華雜誌》並未站到第一線，它毋寧是以守護神自居，當鄉土派可能受到官方和親官方勢力的全面圍剿時為其緩頰。這除了緣於《中華雜誌》的主幹自胡秋原以下，幾乎全為外省人，對於本土事務總有一定程度的隔閡，根本的原因在於胡秋原的認知與作為之上。

胡秋原曾經表示，自國府遷台以後，他個人的思考重心就全然放在整體中國的前途之上，所以他在立法院幾不對現實議題發言，也不太寫現實文章，這使得他所創辦的《中華雜誌》和台灣社會的具體實況始終有著距離，而無法成為引領先鋒的主導者。再者，胡秋原大半生和政治結緣，對於中國政治的理論和實際，他都知之甚深。因此，對於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他也非常清楚，他的腦子裡早已內化生根為自我檢查系統，使他對事情的拿捏分寸十分恰到好處。（註七）

更重要的一點，胡秋原及《中華雜誌》雖然把大中國意識喊的震天價響，然而，那樣的民族主義盡是「可憐新月為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的遺老愁緒，民族主義更被他們提到無限上綱、徹底道德化的層次，全然不允許摻有雜質，這使得《中華雜誌》永遠高蹈雲端，極少沾染台灣的塵土，雖然在「鄉土文學論戰」以及「美麗島事件」後，《中華雜誌》都曾仗義直言，表現出一派俠客風範，我們必須予以高度的肯定；但，隨著政治威權的崩解，以及《中華雜誌》新主幹理論水平、分析能力的每況愈下，《中華雜誌》終致站到反國會全面改選、反本土化的保守陣營，遂夷為歷史的廢墟。

對同樣標榜大中國意識的《夏潮》而言，它在民族主義理論方面的鋪陳，當然不如《中華雜誌》那麼澎湃狂瀾，那麼的深邃抽象，更沒有無限上綱到聲嘶力竭的地步；但也因為少了遺老懷鄉的包袱，使它自始至終都可以揮灑自如、進退有節。《夏潮》完全是以自信、反思、實踐的信念來詮解立基於台灣的中國意識。我們由《夏潮》構成員表露的有機結盟性格，以及它對「民族、鄉土」的辯證理解就可以看出其時代意義。

夏潮──多元的中國意識之實驗

基本上，《夏潮》和《中華雜誌》的構成員有相當多的重疊性，包括陳映真、王曉波、王津平、尉天驄、侯立朝、曾祥鐸等都活絡於兩個刊物之間，這也可以看出兩者彼此扶持的戰友關係。不過，相較於《中華雜誌》的強勢指導，以及和台灣社會的脈動有嚴重落差的特質，《夏潮》則真正落實「立足台灣，放眼中國，展望世界」的新局。

雖說血緣相近，然而，《中華雜誌》的大中國意識相當的血氣方剛、父權性格忒濃，有著一元化的排它色彩；而《夏潮》則是「一方面它深入探討工農問題，替廣大的中下階層人民爭取說話的權利；一方面也放眼世界，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賦予關心與同情的了解，並且對日、美等帝國主義提出強烈的批判與質疑，是一本標榜著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思想文化性刊物。這使得《夏潮》與其他黨外雜誌偏重表面政治現象動態析述，而少思想文化層面的深度檢討相較，顯得獨樹一幟，但同時也被視為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註八）雖不敢說是唯一，但，《夏潮》展現的多元性與實踐特質，在七○年代絕對是朵奇葩。不過，《夏潮》可不是一開始就是這番面貌的。

《夏潮》是蘇慶黎（前台共重要領導人蘇新之女）、鄭漢民（即著名的精神科醫師鄭泰安）兩人於一九七六年二月所創辦，原先想以《平凡》作為刊物的名稱，其後之所以取名「夏潮」，意在取「華夏」的「潮流」。它在發刊詞〈吾土吾民〉裡強調「從理性與感性兩方面去探討中國的社會、文化與鄉土，並且重新肯定它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為，忘記故鄉，便是否定自己！」

然而，前三期的內容與版形是模仿《讀者文摘》，一勁的追尋金陵薰香、十里洋場內裡的野趣鬥狠，祇落個東施效顰。直到第四期以後改以簡單樸素的面貌呈現，內容則「走向較深入的探討和批判，從文學與藝術、社會、文化與歷史、鄉土民情與世界性幾個方向去回顧過去、正視現在，並前瞻未來。」（註九）《夏潮》才找到自己應走之路。

從哀憐一個印象模糊、濃妝豔抹卻年華老去的白頭宮女（文化中國），轉為正視素淨卻有些失憶的台灣兒女，《夏潮》企圖打造的華夏雕像總算擺脫唯心取向的長江黃河意象，真確地由具體的鄉土出發。此後，《夏潮》致力於發掘台灣寶貴的遺產，例如連載黃石樵關於日據時代的反抗運動史，黃煌雄關於蔣渭水生平的詮釋，另外，有計畫地介紹楊逵、賴和、吳濁流、吳新榮、張文環、張深切、呂赫若、楊華、鍾理和等遭湮沒的台籍文藝家，讓他們的思想與心血可以出土。這樣的努力成績已經為日後的「鄉土文學論戰」儲備戰鬥糧。

除了重新詮釋前人的心血，《夏潮》更積極為現今社會的病症把脈，醫療問題、勞工問題、牙刷主義、股票問題、工業污染問題、賭博問題、農民問題、娼妓問題、漁民問題、原住民問題、翡翠水庫問題等都是關心的事項。於今觀之，這些批判社會病態的文章往往情溢乎辭，專業探索的能尚不足，然而，這是綰合理論與實踐的前奏，是力避陷入小知識分子過於酖溺自憐的漩渦的良策。另外，《夏潮》放眼世界，關心第三世界、批判日、美經濟、文化侵略的用心，也使這份刊物保持對外透氣的狀態，不致過度膨脹自己。

於是，我們將會驚訝的發現，七○年代《夏潮》的作為和方向，完全是循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關於文化霸權和陣地戰（war of position）的理論在穩步前進。按葛蘭西的見解，「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存在著調整了的相互關係。假使國家開始動搖，市民社會這個堅固的結構立即出面。國家祇是前進的塹壕，在它後面有工事和要塞的堅固鏈條。」「在政治藝術中也發生了像軍事藝術中所發生的情況：運動戰漸次變為陣地戰。」（註十）簡要的說，在資本主義較為發達的社會，市民社會成為階級戰爭的主戰場，那麼就必須對資產階級政權的意識形態支柱作長期的文化出擊，這便是「陣地戰」作為文化霸權戰略的要義。

談到「陣地戰」，首先就得對內外形勢進行「情況的分析，力量的對比」，然後展開多元包容的聯合陣線。要知道，《夏潮》最重要的生力軍是左翼知識分子和本土派的結合。《夏潮》裡的左翼系譜包括蘇慶黎、唐文標、王拓、南方朔、汪立峽、王墨林等，而先後在《夏潮》裡筆耕的本土派包括王詩琅、葉石濤、鍾肇政、張良澤、謝里法、楊青矗、曾心儀、黃煌雄、陳永興、林梵（林瑞明）、李筱峰等。此外，當時還有不少青年知識菁英的名字，包括蔣勳、李元貞、司馬文武、蔡伸章、林載爵、陳國祥等都常出現於《夏潮》版面。

如此的組合在統獨壁壘分明的九○年代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然而，由於《夏潮》和《中華雜誌》相重疊的人馬──我們可以稱之為民族派──多數和台灣社會（陳映真應該歸到左翼，而必須除外）脫節，以致談問題總有隔靴搔癢之嫌。所以，左翼的反思力、敏銳視野必須和本土草根性及地方反對勢力彼此相結納，才可能發揮相加相乘的戰鬥力。《夏潮》承接了前一階段《大學雜誌》所積蓄的知識抗爭力量，更為日後《美麗島》政治力量的集結提供臨床實驗，《夏潮》此一角色在既往都被疏略了。（註十一）

左翼和本土派在《夏潮》不但相濡以沬，到了七八年中央民代選舉之時，左翼也投入黨外助選的洪流──王拓本人更是直接參選，甚至，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後，蘇慶黎、汪立峽等也都被約談或跟監；不過，《夏潮》的人馬祇有王拓被捕，遂減損了《夏潮》系統的受難者光環。總之，《夏潮》和黨外民主陣營確曾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感情來。

革命情感其實不該純以一時的聯合陣線視之。因為，「陣地戰」不僅是謀略，且是恆久的戰役。《夏潮》左翼深知，彼時民主的要求遠高於一切，所以和本土反對運動合作乃是大勢所趨；另外，左翼力量或者為政治高壓所逼，或是尚處於素樸階段，所以反倒有著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使得《夏潮》頗似第二國際時代，綻露「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的生氣活力。與此相較，民族派陣營由於包袱沈重，導致左支右絀、喪失先機。至於有些機會主義者，日後曾對黨國體制搖尾乞憐，九○年代以後還大啖「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就更等而下之了。 （註十二）

論戰期間《夏潮》的「民族、鄉土」觀

在構成員方面，《夏潮》為因應「陣地戰」而進行了有機陣線的努力，那麼，《夏潮》又是如何靈活地呈現它的「民族、鄉土」觀呢？

讓我們從《夏潮》在論戰期間的挑戰與回應談起──

首先，葉石濤在《夏潮》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雖然他並不否認台灣是屬於漢民族文化的一支，但，他也揭示了「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那麼所謂『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通經驗，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通經驗；換言之，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註十三）

許南村（陳映真）緊接著在《台灣文藝》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指出葉石濤關於「台灣意識」的說法「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實在不容忽略了和台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社會、政治和文學運動不可分割的、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的性質。」（註十四）

顯然，論戰伊始，屬於同陣營的葉、陳二人就對「鄉土文學」、「台灣意識」有不同的見解，最近有論者分別從（一）歷史視野不同；（二）台灣本位與中國本位的詮釋立場不同；（三）台灣特殊性與中國共性的不同，來詮解二人爭論到了八○年代昇高的原因。（註十五） 不過，當時雙方都點到為止未讓彼此的歧見擴大。

陳正醍指出，「關於對地區性的排拒與反駁，如果就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而言，約略可以說是由於拘於『鄉土文學』這個名稱而來的『誤會』之類，不論這種攻擊如何促使論爭的昇高，仍然不過是論戰裡屬於副次的要素而已。」（註十六）就歷史生成的角度，這是較持平的看法。畢竟在七○年代，「中國意識」是論戰各方共用的護身符，暫時還拆解不得；至於，有人認為其他的論戰主題「一路都是許多人卑劣的假冒思想警察惹出來的遊戲」（註十七），這就不是實事求是的論調了。

緊接著，在官方召開「第二屆文藝會議」（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九日～卅一日）前夕，《夏潮》的主事者似乎嗅到風暴來臨前的腥風血雨，因此特在三卷二期（七七年八月）製作了「當前台灣文學問題專訪」，國民黨的大老任卓宣特別標舉「民族文學、平民文學、社會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另外，趙光漢則指出「鄉土文學就是國民文學」，這些冠冕堂皇的辭調都有打高空之嫌，但，作為護身的安全傘似還管用。同樣的，三卷五期（七七年十一月）〈訪胡秋原先生談民族主義〉一文，也有類似的效果。到了四卷五期、六期（七八年五、六月）胡秋原寫就〈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為尉天驄先生「鄉土文學討論集而作」〉，鄉土派顯然是處在上風，論戰的硝煙似有雲散的跡象。

到了七八年元月，陳鼓應發表〈序「這樣的『詩人』余光中〉於《夏潮》，不過這像散彈槍，而不是烏茲衝鋒槍。再度讓《夏潮》萬箭齊發的箭靶是，呂正惠形容為「『落後』的社會裡徹底西化的知識分子」（註十八） 的台大外文系教授王文興。七八年元旦，耕莘文教院邀王文興主講〈鄉土文學的功與過〉，結果這位在論戰期間幾乎緘默到底的象牙塔人，竟然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掀起了滔天大浪。

他批評普羅文學（工農兵文學）交了白卷，他不反對「鄉土文學」的創作，但反對它的理論，並明舉「鄉土文學」有四大缺點：一，文學必須以服務為目的，二，文學應該力求簡化，三，公式化，四，排他性。王文興認為「文學的目的，就是在於使人快樂，僅此而已。」「文學藝術，當然是有階級的區別，我們絕不否認這一點，否則的話，我們在學校、在大學裡用不著設立文學系，我們祇要小學的國語就夠了。」（註十九）

上述還祇是象牙塔人針對文學本行的一己之見，不見得有何駭異之處。問題在於，他身處象牙塔卻跳出來高談經濟文化問題，終於激起公憤。王文興開宗明義表示「反對『新義和團』思想」，他藉由經濟、文化兩方面大談其高調，經濟方面，他認為「外來投資是互惠，不是侵略」、「應該允許貧富不均現象存在」、「把美日請出去，我們靠什麼過活」、「台灣農業並沒有凋弊，農民也未受到剝削」；在文化方面，他認為「反對西化便是反對文化」、「文化侵略和政治侵略不能算侵略」。而其中，「這幾年經濟成就的功勞，工商界當然是居首功，……說老實話，耕作稻米的農民，對於經濟的成長幫助不大。」的言詞更已成為王文興的「治世名言」。（註二十）

王文興以一介學院書生，卻承攬了較彭歌等御用文人更重的抗拒、打壓「鄉土文學」角色，委實是歷史的弔詭；不過，他在非文學方面的看法，確實觸怒了以社會主義為主調的《夏潮》。往後《夏潮》就集中火力大力圍剿王文興，曾心儀、李慶榮、胡秋原、王拓、黃順興、石恆都先後痛批王文興，導致此後有相當長的時日，王文興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其實，早在胡秋原、任卓宣、徐復觀等出面作為「鄉土文學」陣營的奧援後，論戰已近尾聲，王文興的動作卻激起餘波，且反彈的聲浪更為猛烈，因為王文興所反對的正是《夏潮》的根本。

誠如陳正醍所言，「論戰裡的『鄉土文學』攻擊的中心目標，在於王拓所說的『現實主義』及構成其基礎的社會、經濟觀。」（註二十一）《夏潮》關於文藝的看法，其實是以文藝社會學的姿態來對待，我們可以拿葛蘭西的講法作為詮解，「『民族的』和『人民的』這兩個詞語是同義詞，或者說幾乎是同義詞，……由於義大利的知識階層遠遠脫離人民，也就是說遠遠脫離『民族』，他們同等級制度的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應該把問題引伸到整個民族──人民文化，而不單單拘泥於文學創作。」（註二十二）祇要把文中的義大利改為台灣，論述完全成立，這正是《夏潮》靈活辯證「民族、鄉土」的作為；雖然，其行徑已經傷害到文學本身。

結語

七○年代，「中國意識」是論戰各方的最大公約數；但，這並非如陳映真等人所認為的「不證自明」的先驗範疇，而是政治高壓和各文化霸權集團互試對手身手的策略，這樣的「中國意識」不是留有遺老汗漬，就是純粹的掛羊頭賣狗肉，是失根的唯心論囈語。直到《夏潮》以社會主義的基調，真切地落實台灣的土地與人民後，台灣─中國同時放到第三世界的辯證互動才鮮活起來。

八○年代以後，《夏潮》強調的台灣─中國二元辯證破滅了。一方面是由於「美麗島事件」讓黨外運動的本土陣營取得絕大的主導權；二者，中國展示的霸權身段，讓台灣產生極大的疑懼，於是統獨陣營徹底決裂。獨派一方，在強調本土意識的同時，卻斷絕了對第三世界的關懷，以及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批判；統派陣營，往往屈台從中，把統一的口號置於人民與土地的需求之上，他們遂喪失了主導性的文化霸權。更可悲的是，統獨雙方既刻意遺忘《夏潮》時期相濡以沬的感情，它那多元、批判的取徑如今已完全被戕害，歷史的「進化」莫此為甚！

【附註】

註一：愛力克森著，康綠島譯，《青年路德》，遠流出版公司，頁8～9。

註二：張景涵等著，《台灣社會力的分析》，環宇出版，頁19。

註三： 江迅著，〈鄉土文學論戰：一場迂迴的革命？──一個文化霸權的崛起與崩解〉，《南方》，第九期，1987年7月，頁30～32。

註四：松永正義著，葉石濤譯，〈台灣文學的歷史和個性〉，收於白先勇等著，《彩鳳的心願──台灣現代小說選Ⅰ》一書，名流出版社，頁145。

註五：陳正醍作，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上）〉，《暖流》，二卷二期，民國71年8月，頁23。

註六：聯合報系的三報對於鄉土派採取敵對、打壓的姿態，首尾一貫較為確鑿；但，《中國論壇》作為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重要集結地，雖有孫震、張忠棟兩位編委為文質疑「鄉土文學」而站到敵對陣營裡，卻未可明言該雜誌是反「鄉土文學」。當時鄉土派的大將尉天驄是該雜誌的首任編委召集人，他在該論壇主辦的一場座談會，試圖將問題拉回到探討文學的本質，卻因當時特殊的情勢，引起不同立場的爭論。總之，《中國論壇》不是「鄉土文學論戰」的戰場。詳見《中國論壇》，第361期，民國79年10月10日，頁29。

註七：王拓在他甫出獄未久所出版的小說《台北，台北！》（自費出版，一九八五年），書裡頭對胡震華立委的描繪，即是影射胡秋原，並對其政治性格作出翔實的寫真紀實，詳見該書頁375～403。

註八：李祖琛著，《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元月，頁84。

註九：《夏潮》第四期〈致讀者書〉，民國65年7月1日。另據蘇慶黎在接受某基金會專訪時表示，《夏潮》第四期以後能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明確的方向，李南衡先生居功甚偉。

註十：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 trans. by Q. Hoare & G. N. Smith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pp. 238~243.

註十一：蘇慶黎在專訪時表示，《夏潮》人馬可粗略區分為社會主義派和民族主義派兩大類。其中社會主義派又可分為：a.素樸的社會主義者──蘇慶黎、王拓等；b.嚮往中國的社會主義者──陳映真、尉天驄、周渝、蔣勳、奚淞、汪立峽等。民族主義派的代表是王曉波，還包括曾祥鐸、侯立朝等。至於本土派的加入則是因應戰線擴大後的需求所致。不過，《夏潮》的所有參與者都有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的認同共識。

註十二：關於民族派某機會主義者搖尾乞憐的事例，可參見《夏潮論壇》，1986年5月號及7月號。

註十三：葉石濤著，〈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二卷五期，民國66年5月1日，頁69。

註十四：許南村著，〈「鄉土文學」的盲點〉，收於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自費出版，民國67年4月1日，頁97～98。

註十五：游勝冠著，《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1996年7月），頁312～319。

註十六：陳正醍作，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下）〉，《暖流》，二卷三期，民國71年9月，頁66。

註十七：彭瑞金著，《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自立晚報，民國80年3月），頁166。

註十八：呂正惠著，《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民國77年5月），頁21。

註十九：夏潮編輯部記錄（錄音），〈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夏潮》，四卷二期，民國67年2月，頁64～68。

註二十：夏潮編輯部記錄（錄音），〈王文興教授的經濟觀和文化觀〉，《夏潮》，四卷二期，民國67年2月，頁69～74。

註二十一：陳正醍作，路人譯，前揭文，頁66。

註二十二：葛蘭西著，呂同六譯，《論文學》（北京：人民文學，1983年），頁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