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5,2005 04:34

終戰六十,困惑的事實!──關於德、日的戰爭影像

六十歲月,就一個常人而言,該是智慧最圓熟,經驗傳承最得心應手的年紀。奈何,二戰的太平洋戰爭(或大東亞戰爭)到了終戰一甲子的今日,不但未見歷史沈澱後的反思甜果,甚且汁液竟較往昔澀苦難耐;當五月分,歐戰結束六十年,同盟國的美、英、法、俄等與戰敗的德、義軸心國可以齊聚一堂笑談歷史飛煙,至少共識已備;相形之下,東方的瘴氣更烈更毒,各國箭弩齊張的場面,其實不下於二戰前夕,因此要談二戰罪責,只怕還有得等。咎責日本是對的,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諸國,問題也著實不小,若未能正視本身歷史的原貌,只怕戰責問題,再一個甲子也未了時。此刻,先不論對錯是非,毋寧先談論庶民的集體記憶,如何藉由大眾傳媒來呈現,經由鏡像投射的分析,或可提供眾人新的視野。本文同時刊登於八月十五日的《自由時報‧副刊》,唯報紙限於版面,作了相當多的文字刪減,有意者,或可比較兩者的異同。
自西徂東,終戰六十年的布幕已然全面拉起!二戰烽火真正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從貴冑菁英到布衣庶民無一不受到波及;且二戰是「絕對戰爭」(納粹德國的「種族清洗」,以及盟軍所謂「無條件投降」的要求皆是)最極致的表現,所以,它或可視為最後的「古典」全民戰爭!因為,此後在核戰集體毀滅的陰影下,強權國只敢打局部的、代理人的戰爭(韓戰、越戰);而九○年代電子科技發達之後,高科技的戰爭行為變為富有國家的奢侈專利,戰爭的階級問題於焉產生!


一甲子的征塵歲月,該是歷史事件可以沈澱反芻之刻了,適值影視史學日受重視,所以我著眼於近年來兩部備受爭議的戰敗國電影──一部是耗資一千六百萬美元,由德國大導演奧利弗‧希爾斯畢格爾(Oliver Hirschbiegel)執導,描述希特勒最後十二天生涯的《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英譯The Downfall,二○○四年);另一部是由伊藤俊也執導的《プライド:運命の瞬間》(中譯《自尊──命運的瞬間》,東映,一九九八年)。或可由此尋繹戰勝國眼中的惡魔形象如何演變,以及戰敗國的集體記憶又是如何?

先談德國問題!長期以來英美關於納粹的形像定位就是醜化與丑化──記得兒時看《勇士們》、《沙漠之鼠》等影集時,對於德軍的笨拙易死常感疑惑難解,爾後對這類影集的反感萌生。事實上,由於英美對納粹法西斯是又恨且懼,所以各類影像中的「元首」(Führer,就是指希特勒)形象既是加倍地醜化與丑化,且從不讓他正視眾人。直到一九九三年史蒂芬‧史匹伯推出《辛德勒的名單》之後,鐵板一塊的德國形象才有再造新詮的機會;然而,民間/官方的分離仍寓含正/邪不兩立的味道。

其實,好萊塢也曾塑造出少數以德軍為主體的電影,像一九七七年上映的《鐵十字勳章》(Cross of Iron),詹姆斯‧柯本(James Coburn)所飾的德軍班長,就和出身普魯士貴族,一心為獲取鐵十字勳章而犧牲同志的德軍上尉,形成善惡二分的對比,唯彼等畢竟屬於納粹陣營,所以只能讓他們身殉於庫斯克戰役中。

至於首次逼視希特勒,從骨子、潛意識裡刻畫邪惡本質的電影,則是《惡魔的復活》(Hitler: The Rise of Evil,二○○三年),羅伯特‧卡萊爾(Robert Carlyle)演出的希特勒有些誇張,但身形背後卻直指權力是如何以血腥、愚民澆灌而來,對照清純卻飽受希特勒摧殘的外甥女(Geli Raubal),源於日常生活的暴力更讓人不寒而慄!此外,本片還有三條支線:以老邁的興登堡總統(彼得‧奧圖飾)為首的威瑪官僚;秉持正義揭發納粹不法的新聞記者;盲從納粹並大力給予鉅額資金的投機殷商,威瑪後期的時代圖像油然赫立。就一個非常時期,能夠瞬間捕捉到尋常眾人面對非常之人的神態(驚羨、懼怖、無力……)而言,本片總算跨出了一小步。

若說《惡魔的復活》是希特勒崛起前後的閃靈惡像,那麼《帝國毀滅》就是日暮窮途的原初權力結構大顯露,以及最不裝腔作勢的希特勒留影。我所謂原初權力結構的暴露是指,透過廿五歲的女祕書蓉格(Traudl Junge)之眼,正規國防軍(Wehrmacht)和文官體系幾乎癱瘓不存了,只剩黨衛隊(SS)和最死忠的黨政軍高幹在負隅頑抗。蘇聯紅軍的砲火取代向來的群眾擁戴聲,廿世紀「最偉大」的煽動天才,如今已是帕金森症纏身、疲態畢現的殘燭老人,伴隨著愛人伊娃‧布朗(Eva Braun)困守在總理官邸的地下碉堡(Bunker),靜待末日審判。

不過導演奧利弗‧希斯畢格爾可不想陰翳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除了地下碉堡裡頭納粹高幹的垂死掙扎,本片另有幾條支線:忙著為士兵、平民進行救助的軍醫、以螳臂擋車之姿誓死捍衛第三帝國的「希特勒青年團」十餘歲少年,他們都在彷如瘟疫上身的無情烽火中接受人性的考驗。就因為軸線未集中,所以大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才會在《時代》(die Zeit)撰文批判本片混淆電影敘述與資訊給予的差別。或許,對德國人作如斯的期許是必要,但鏡頭的跳脫,在冗長時間裡反倒容易讓人融入劇情。


最大的爭議其實是:為何要讓一個曠世魔王和世人「面會」?一個素食、潔淨、愛護孩童、善待動物,屬下眼中極其和藹的「元首」,怎會是掀起濤天巨浪、殘殺六百萬猶太人的魔王呢?我私心惋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過世太早,否則以她對極權主義的深邃的詮釋,以及藉由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事件中提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智慧,應可綰合矛盾拈出新的辯證思維,如今就由我們接受這樣的挑戰。值得注意者,當希特勒以平和口氣說:「這是德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這較之齜牙裂嘴的狂吠更令人懼怖,因此,可以說「惡」的發抒源於「自然」!影片裡還有兩個顯例,這都和醜陋陰鷙的戈培爾(Josef Goebbels)有關。這位以「謊言講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著稱」於世的邪惡天才(其實,他也是當代傳播文宣永遠膜拜的祖師爺!),當他聽聞希特勒有意將他調離地下碉堡時,竟會痛哭失聲,惡之所依,已然清楚;另一場景是,戈培爾太太以寧靜身段毒死自己的六個子女,最後再和戈培爾舉槍自盡的畫面,就算莎士比亞再世,恐怕也會瞠目結舌啊!

還有一幕三部曲,可以透析權力集團的複雜依附關係。當四月廿二日傳來納粹第二號頭目戈林(Hermann Göring)叛逃的消息時,希特勒自然怒不可遏,痛罵戈林是吸毒鬼;廿三日軍需部長史佩爾(Albert Speer)親往柏林的地下碉堡,向「元首」坦承並未執行破壞德國重要建設的命令時,希特勒一言不發,其後的影響是,希特勒的遺矚裡隻字未提史佩爾;真正讓希特勒有椎心之痛繼而全然喪志的是,廿八日祕密警察頭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叛逃並準備與西方謀和。希特勒向女祕書蓉格表示:「戈林向來就不可靠,史佩爾是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唯獨希姆萊是他的奴僕,奴僕竟敢棄主而去。」至於,其後希特勒的自殺及德國的投降都已非高潮所在。

值得玩味的是,年老時的蓉格祕書說「年輕不是無知的藉口」,這其實就是整體德國面對納粹惡行的基本態度了。


話說,迄今仍遭各方指責為「堅不認錯」、「軍國主義思想未戢」的東瀛日本,其實早在戰後未久就由黑澤明執導了一部反戰電影《我於青春無悔》(わが青春に悔なし,東寶,一九四六年),女主角就是有「永遠的處女」稱譽的原節子。巧合的是,原節子和希特勒的女祕書蓉格同年(一九二○年生,另一個同年的大明星是李香蘭)。

原節子和李香蘭在二戰期間,都曾擔負某種大東亞共榮的樣板角色,然而,原節子戰後迅即蛻變為「民主主義的女神」(就是藉由《我於青春無悔》,以及日後多部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演出);李香蘭在承受一陣「漢奸」(她其實是日本人,名曰山口淑子)罵名後,七○年代迄今投入政治外交工作,交流大使之名不逕而走。所以,不能說日本社會未曾反思戰爭之罪,只是他們以女性柔情的形象來悄然挪移,徹底清算不再可能。


因此,戰後的日本電影,以二戰為背景的著實不少,但都不曾觸及責任歸屬問題,直到《自尊──命運的瞬間》(以下簡稱《自》片)一出,戰爭責任的問題總算攤開來談。但,……《自》片以一九四六年起訴廿八名A級戰犯的東京大審為背景,其中被視為首惡的原首相東條英機,在片中被刻畫成是一個愛家庭重文風、忠君尚義的仁人君子,他之所以扛起一切咎責係為保護天皇,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東條是代君受過的「義人」,豈是臭名四溢的A級戰犯!所以飾演東條英機的老牌演員津川雅彥坦承,原以為所扮是反派角色,演出後才知東條「偉大」!

再者,參與東京大審的印度籍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寫了一部六十萬字的「審判意見」,大力陳述這場大審只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報復,「世人都需慈悲為懷,不應該以正義之名來進行報復,所以全體戰犯都應無罪開釋」,雖然最後包括東條在內共有七人上了絞首架;但,帕爾所述已成日本社會的「金科玉律」,《自》片中帕爾角色極為吃重,彷如翩降日本的救難菩薩般;此後,七名A級戰犯於一九七八年合祀靖國神社,前不久包括厚生省政務官森岡正宏、自民黨總務會長久間章生,還有靖國神社的公關部負責人大山晉吾,都先後發言,否認有所謂的「戰犯」存在。


不承認戰犯的存在、合祀靖國神社,乃至有些教科書淡化日本在二戰的行為,無怪乎會觸動周邊中、韓等國的敏感神經,歷史波瀾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是,一個歷史/道德命題在東亞社會漸次形成:德國能?日本為什麼不能?

然而,這命題極為取巧和危險,就如新中橫對中央山脈的破壞一樣,稍一不慎就會因思想的怠惰而遭來莫名的歷史土石流!


首先,德國是東西方戰場的全面潰敗,更讓德國深感「新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的三十年戰爭,讓德意志遭到全所未有的斲害,如今,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又是個三十年)的夢魘再現。孰為戰勝國與戰敗國清楚明白;再加上德國不少法學家──如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深痛實證法學的走樣,轉而提供自然法的奧援──相信有絕對正義的存在;於是,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在程序與實質上大體兼備,這讓向來奉公守法的德國人從形式層面可以接受戰敗的事實與處分。況且,集體虐殺猶太人是鐵的事實,所以,前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於一九七○年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的一跪,就跪出德國人反省力較強的高道德形象出來。

德國的問題在於:何以一個產出不少傑出思想家、科學家、音樂家的優秀民族,竟會製造希特勒這種怪胎?又何以像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施密特(Carl Schmitt)這種世界級的菁英頭腦也會支持納粹?追根究柢,可能是人人有責,這負擔過於沈重,於是守法的德國人就倣效史佩爾模式。因為史佩爾是唯一在紐倫堡大審中坦承犯行的戰犯,然而,他至死都否認知悉集中營、猶太集體屠殺等醜行。德國人願意道歉,但絕大多數德國人其實是不敢回顧!所以,我們只能說德國人在法的形式上願接受戰敗國處分,可這不涉及道德層面。

亞洲方面的問題,主要有二:一是根本沒有戰勝國;二是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歸屬有些複雜。

有個謎題:日本無條件投降,猜一中國古人?於是,屈原、蘇武、蔣幹、共工紛紛出爐。其實,屈原(屈服於原子彈)才是最真切的,蘇武(蘇聯武力)則只具輔助性,至於蔣幹(蔣介石幹部)和共工(共產黨工農兵)純屬阿Q自娛的笑話。雖說斯時有兩百萬日軍被牽制於中國戰場,但就一個尚屬中世紀形態的中國來說,傾全力都未必能克敵制勝,更何況國共雙方還相互掣肘,所以終戰之日反倒是內戰開始時。

更可笑的是,東亞國家向來沒有所謂普遍正義的信念,有的只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強盜邏輯。過去國共互爭領導權,這尤以中國共產黨的變臉功力最是驚人,而今日泛藍的連戰和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又在「聯共制台」的目標下,妄稱國共一起抗日。如此反覆托大、顛倒說詞,又豈能獨責日本篡改歷史!所以,如何讓日本認錯、道歉固然重要;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不敢面對自己的歷史原貌,就休怪別人不會尊重你!

而談起二戰的禍首,德國厥惟希特勒,義大利是墨索里尼,也不會有異議;但日本呢?東條英機嗎?老實說,這也太抬舉他了!認真咎責的話,出身五攝家的前首相近衛文麿,其責任絕不會小於東條,要之,日本就是找不出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樣的獨裁梟雄來。而依我之見,這還得從日本特殊的公武體制發展史去爬梳。


自平安時代藤原家族霸佔朝政,並發展出世襲的攝關政治以後,日本天皇早已喪失實權,到了一一九二年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此後直到德川慶喜還政於朝,有將近七百年時間,是屬於武家政治的時代,天皇只是個精神領袖而已。明治政府雖被視為「絕對主義的天皇制」,看似公武一體了;但從一開始薩摩藩、長州藩集團就壟斷朝政,形成另類的武家政治,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還可以掌控大局,但到了昭和年代,軍方氣焰日盛,裕仁天皇卻是個怯懦又投機的幻想家,所以固然最後的裁決權在他手裡,但軍方卻是在既成事實造成後再由裕仁親裁,由於軍方的擴張行動始終順利,裕仁就以僥倖之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追認,終導致日本玩火自焚。相關的日本軍閥固然不能免責,但若縱放裕仁天皇,就永遠追蹤不到罪責之源。因為裕仁裝無辜,包括東條等人又自以為代君受過,怎可能促使日本懺悔醒悟呢?

由於天皇制已成日本迴避二戰責任的遮羞布,值此日本皇室可能面臨男系天皇後繼乏人的危機時刻(若承認女系可以繼承,「萬世一系」的說詞將不攻自破)。那麼,勇敢批判裕仁的罪行,認真思索廢除天皇制的必要,將是日人解除二戰罪孽的重要一步。終戰六十,東北亞卻是舊恨未解,新仇再生,相關國家的省悟是否足夠或已然偏差,恐怕又是一個大問題!

有關《帝國毀滅》的相關影評、德日道德的比較,以下兩篇力作暨熱烈的討論,值得識者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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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m6156 發表於樂多回應(15)引用(0)歷史與記憶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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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主文章能述敢論,讀來真是過癮啊!
    溫德斯那篇評論除了批評「帝國毀滅」導演未交代敘事立場(這是電影技術的批評),還透過質問來暗指導演有意模糊敘事立場,以偷渡他翼護右派的用心(這是政治與歷史的批評了)。比如導演貌似全面呈現真實,全片砲聲隆隆,血肉橫飛,對血腥鏡頭本來毫無避諱,然而一遇到兩具屍體,鏡頭就知道禮遇避開──希特勒的,還有戈培爾的。這是什麼意思?溫德斯在這裡邊問邊幹:「混帳加三級,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希特勒的屍體?」(verdammt noch mal, warum dürfen wir das Leichen Hitlers nicht sehen?)而片尾的希特勒少年與希特勒秘書逃得生天,這一幕究竟意味如何,觀眾應該想到什麼,導演的態度也是曖昧的可以。敘事軸線的不一,也成了一種敘事偷渡:影片開始本來是女秘書的眼光,可是接下來有太多女秘書看不到、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後面這些其實都是歷史家Joachim Fest的眼睛,卻夾帶進來了。而Fest的立場偏右,Wenders已不是第一次批評。總之,我覺得溫德斯這篇,政治批判比電影批判的意味更濃一些。他文章開頭講的是薩克森邦選舉極右派政黨NPD進入邦議會的事,大約也點明了他此文著眼的所在。
    | 檢舉 | Posted by tucci at August 15,2005 08:29
    請問這篇文章能不能轉載啊?
    | 檢舉 | Posted by Torrent at August 15,2005 15:12
    轉載到苦勞網嗎?還是其他地方?

    若是苦勞網,可以啊!
    | 檢舉 | Posted by Adam6156 at August 15,2005 16:01
    是的,不好意思,剛剛忘了說明,是希望能轉載到苦勞網,謝謝。
    | 檢舉 | Posted by Torrent at August 15,2005 16:17
    雞蛋裡面挑一些骨頭:

    1.納粹德國沒有用過「種族清洗」這個字,官方對於大屠殺,就是「關於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這個決定是在Wannsee會議上做成的。「種族清洗」,是90年代塞爾維亞總統米羅賽圍棋在南斯拉夫聯盟崩解的過程中用的,和納粹那種是不同的。

    2.好萊塢的娛樂片固然有一堆醜化德軍的影片,但也不乏嚴謹的戰爭片,例如The longest day(1962)、Patton(1970),如果要一下子跳到鐵十字勳章,未免跳得太快。辛得勒名單裡面沒出現多少德軍,大部分是黨衛軍,重新詮釋德軍形象的,應該是稍候saving private Ryan和Band of Brothers?


    Rise of Evil好像只是BBC的影集?我只看了前面一點,一般來說評價不是很高,把這個當作「首次逼視希特勒,從骨子、潛意識裡刻畫邪惡本質的電影」,未免有點過譽。Der Untergang我沒看所以不敢講話:P

    3.Radbruch那一段,嗯,好像聯經出版的「自然法」有過這樣的論述,不過後來我在德文的法理學、法理論、法哲學課本或論文卻找不到這樣的說法。簡單說,Radbruch不是因為納粹才轉向「自然法」的,Radbruch也批判過納粹那種體制,元首的命令即是法律,是根本違反法實證主義的精神的。Radbruch並沒有影響到紐倫堡大審,同時,他的意見在戰後的公法學界也不是主流。制訂基本法的,都是一票Carl Schmitt的學生。

    另外一點個人看法,我覺得二戰在亞洲歐洲有不同的「反省」,主要是對待戰史的態度不同。在歐洲,二戰的每一場戰役,如何部署、如何進行、戰損如何,史料早就呈現的一清二楚。甚至東戰場,隨著東歐國家的自由化,二戰史料也慢慢整理出來了,這次歐戰六十週年紀念會在莫斯科舉行,就是要平衡以前歐美過份重視西線戰場、忽視東戰場的史觀。東戰場打的很殘暴,虐殺戰俘、屠殺平民、集體強暴,德軍和紅軍都有份,但他們還是選擇面對歷史。反觀中國戰場,還有多少「史料」遺留下來?在鞭「日本不為南京大屠殺道歉」的同時,有多少人同時對唐生智、顧注同失憶?對蔣介石的花園口雙重標準?更不用講「國共誰抗日」這個老問題了。如果連中國戰場戰爭是怎麼開始、怎麼經過、怎麼結束,都還處在一團迷糊帳的狀態,到底死了多少人都講不清楚(中國歷史教科書,從八零年代的一千萬死難同胞,到2000年的三千五百萬人說,已經整整增加了250%,而且還持續的成長中...),這樣的六十年,到底要反省什麼?

    我覺得對楊渡之流的,他們所謂的「反省」,就是1.鞭日本「不肯道歉」2.台灣絕對是「光復」,這兩點是先驗的存在,是「反省」的時候絕對要拿出來碎碎念的。至於具體戰爭什麼等經驗又形而下的問題,他們是不敢興趣低
    | 檢舉 | Posted by 胖胖腳 at August 16,2005 06:10
    版主大,

    這篇寫得用力深哩。
    我想知道,日本電影裡有沒有發展出一套二戰的論述脈絡?
    比如說,Der Untergang,不管溫德斯怎麼批,但是,都是一個里程碑,第一部德國人自己拍的「希特勒」「商業」電影。這是第一部有故事情節的商業片。是一個影視敘述的轉向,面對大眾化的轉向,不再只是限於紀錄片。日本電影敘述裡,有沒有呈現出這種敘述轉向?或者,日本電影裡,呈現這個議題有沒有一個相貫的脈絡?包含電影美學的敘述方式??

    現在還找不找得到版主大文中所提的日本電影啊?


    嗯嗯,胖胖腳也點出一個重點,我們對戰史都還停留在「編造神話」的階段,要進入歷史討論,恐怕還很久的路要走。
    | 檢舉 | Posted by caffen at August 16,2005 09:00
    哈,忘了說,借版打招呼,好Tucci,這回你腳步比我快!哈哈
    | 檢舉 | Posted by caffen at August 16,2005 09:10
    哇,好幾個問題待回答囉!

    還是先從Tucci的問題談起。

    我覺得Oliver Hirschbiegel應有從伊藤俊也執導的《プライド:運命の瞬間》得到靈感,也就是不再迴避,直接切入當事人,讓他們以常人的身份和世人見面,所謂見面三分情,惡感當然會少些;或從另個角度,就是「理解一切就會諒解一切」,這當然都是右翼修正史觀的趨勢。其實也不是只有這兩部電影如此,只要想想8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修正派對法國大革命的新詮,就可以理解在後現代氛圍下,過多的切割、破碎反而讓人興起懷舊溫馨旨趣,關注人性讓新的右翼有復甦機會,這沒啥不好,世道不可能永遠是左翼在前;倒是,左翼若依舊耽溺於結構、歷史趯勢種種,保證會搭不上時代新列車。溫德斯拍攝《尋找小津安二郎》有作到這點;但諸多左翼人士其實是落俉的。

    談到不讓希特勒屍體現形的問題,我不知西方整體看法如何;但眾人可能不知,在日本社會,昭和天皇的二戰角色儘管備受國際質疑;但在日本國內,是連提都不敢提,還有,所有戰前到戰後的電影,除了一九六七年的《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可以譯為《日本最長的一日》,這部電影談的就是1945年8月14至15日,日本準備宣布無條投降的種種驚險過程),以及《激動昭和史》等兩部電影曾出現昭和天皇的角色外,所有關次二戰前後的電影,絕對不會出現昭和天皇的身影,當然更不用談批判了;所以,溫德斯或可大力批判Der Untergang;然而在東方社會,目前卻連著力點都沒啊!所以我非常期望日本人能理解:哪一天可以集體批判裕仁,日本人才有解脫的一天。只是,看來還沒那麼快吧!

    胖胖腳的問題粉猛,想要簡短回答不易,但我寫了那麼許多,粉累,還是試著簡短回覆。

    哈哈,用「種族清洗」這種現代語言詮釋歷史,確實不對,歹勢!

    我之所以跳過《最長的一天》《巴頓將軍》,從《鐵十字勳章》談起,是從德國或德軍為敘述主體來談的,不論這片子的評價如何!
    至於Hitler: The Rise of Evil,它確實是BbC的影集,雖然我覺得有些誇張,但那種在非常時代,一個非常之人直逼常人「認同」的心理刻畫,我還是覺得震憾度極張,所以才它作為敘述Der Untergang的前導,當然,電影原就是極主觀的東西,我不能強求別人認可。

    Radbruch的部分,除了聯經那本書,老實說那確實是我廿年前唸法理學的印象,有從林文雄談Radbruch的兩篇文章得到的啟示,也有從一些日文資料得到印證。我的意思不是說他的學說影響紐倫堡大審的結果(戰敗國是沒這這種福份的),而是事後他的詮釋有助於讓德國人理解大審的意義(雖然我對紐倫堡大審和東京大審的歷史意義,高度保留);而且對於日本法學界、台灣法學界影響極大,即使我這個法律系的逃兵都深受影響,至於他對戰後德國法學界的影響如何,就請胖胖腳詳明了!

    胖胖腳最後所提確實是重點,中國關於戰史的敘述都是在講古,欠缺完整的資料,且常因權力消長,詮釋角度可以有一百八十度的出入。有看過一九三七年,蔣介石和唐生智的鬥爭,導致南京城棄守,才導致日軍屠城的詳細史述嗎?沒!有聽過國民黨軍隊紀律敗壞,導致流傳「寧可被日本人殺死,也不願被湯恩怕軍隊凌辱」的話嗎?沒!衡陽會戰的司令官方先覺是否棄守瀆職?也未見史家認真追索,因為後來方先覺當上國大代表,來台享盡華富貴,就沒人追根究柢了!

    還有,15日當天《中國時報》製作「抗戰勝利60周年特別報導」(由夏珍執筆),放了一張大家耳熟能詳的照片(就是上海南車站遭日機轟炸後,一個小孩在鐵軌上啼哭的畫面),這張由華裔攝影師王小亭拍攝,登於1937年10月4日《Life》讓世人痛斥日本的殘酷,確實功不可沒;但老實說,這張照片的小孩是轟炸後才擺上去製造特效的。日本人確實壞到極點,王小亭當時的苦心孤詣也不容懷疑;但畢竟從新聞攝影的角度來看,這張照片似不宜再用,否則又讓日本極右翼找到耍賴的藉口。時報懂歷史的人太少,所以才會出這種差錯!

    至於caffen,我真的累了,所以只能更短話短說了。

    日本的電影,不止於二戰,只要涉及戰爭片或武打片,它的暴力美學是非常清楚的,最典型的就是《忠臣藏》,戰前戰後不知拍了多少次。甚至因為故事涉及的思想,在美軍佔領初期被認定是法西斯之源,所有有一段時間是不能演出《忠臣藏》的。《忠臣藏》的故事主要在描寫赤穗城領主因故得罪小人,因而被幕府廢藩賜死,赤穗城有四十七武士尋求替主君報仇的故事,這種刺客精神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的聶政、荊軻等行徑。循此種赤穗勇士的武士精神,日本所有的戰爭電影,就全然圍繞在「忠君愛國」之上,場景粉慘烈,個性粉鮮明,但不觸戰爭背後的對錯問題。我前此談日俄戰爭的相關電影如此,關於二戰的電影,諸如《山本五十六》《聯合艦隊》也都是如此。《プライド:運命の瞬間》當然有其意義,就是日本正面回覆東京大審,日本人的回覆就是:不認同!所以,要期待真正反省性的電影,恐怕還有得等。

    黑澤明的那部《我於青春無悔》的片子,上次是黑澤明過世不久在緯來日本台(或國興衛視?)看到的,現在大概要去電影圖書館借了,就降子!
    | 檢舉 | Posted by Adam6156 at August 17,2005 04:15
    我也想轉貼,可以嗎?
    | 檢舉 | Posted by 裕棻 at August 19,2005 00:42
    可以轉貼啊

    只要注明出處,並多替這個部落格打廣告就可以了,感恩啦!
    | 檢舉 | Posted by Adam6156 at August 19,2005 03:32
    八月十五的紀念激情已經過去不少日子,也許到了可以平心靜氣檢討一下一些看法的時候了!

    版主文章寫的很好,不過只怕有些全稱概括論斷,會讓許多知道一點戰後日本史與電影的研究狀況的常識的人,「當場陣亡」!

    例如:「因此,戰後的日本電影,以二戰為背景的著實不少,但都不曾觸及責任歸屬問題,直到《自尊──命運的瞬間》(以下簡稱《自》片)一出,戰爭責任的問題總算攤開來談。」

    這…這…真不知道要從何說起呢?我實在找不到一本日本電影史可以來附議這種看法。就拿昭和20、21那兩年來說吧?據統計新片有88部,研究者(也就是真的會去找來看或者至少會注意引用有據的人)大概都會注意到戰爭責任已經成為電影作者心上的一塊石頭,(怎能不?戰爭才剛結束!)而通常會被舉出來當例子的,除了版主提到的黑澤明《我於青春無悔》(1946)之外,還有龜井文夫「日本的悲劇」(紀錄片)、木下惠介「大曾根家的早晨」等等。或許版主的文眼不是放在「戰爭責任」而是強調「攤開來談」,那我也不明白了!還有什麼比起「日本的悲劇」那膾炙人口的結束鏡頭(身著軍服的天皇像與戰後改穿西服兩種形象漸次重疊)更「攤開來談」了?如果一定要限定東京審判的事件,那1983小林正樹的「東京審判」何嘗不是「攤開來談」呢?還談到柏林影展得了個大獎呢!

    文章又說:「在日本社會,昭和天皇的二戰角色儘管備受國際質疑;但在日本國內,是連提都不敢提,」

    我很不願意掉書袋,但只怕指出這段斷言謬誤的最好辦法,就是打開《天皇ヒロヒトの戰爭責任‧戰後責任》(東京:樹花舍,1995),頁59-81,列舉有編者所收戰後日本相關討論文獻,還是只到九五年為止的。我大略數了一下,四、五百篇總有,這叫「連提都不敢提」嗎?

    版主又認為:「所有戰前到戰後的電影,除了一九六七年的《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可以譯為《日本最長的一日》,……,以及《激動昭和史》等兩部電影曾出現昭和天皇的角色外,所有關次二戰前後的電影,絕對不會出現昭和天皇的身影,當然更不用談批判了。」

    哈哈!這點版主確有所見,不過可惜錯把王八當烏龜了!王八固然可以指烏龜,但烏龜本身不見得有道德貶抑的意味,硬把看到的烏龜認定為王八,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天皇的身影的確很少出現在日本電影裡,即使我之前提到的「日本的悲劇」,都只是運用照片重疊。一般學者認為,這點的突破性改變,也就是開始以演員扮演天皇,明顯地說台詞走台步,要到1957新東寶公司的「明治天皇與日俄大戰」大賣之後才成為常見的電影手法。而之前天皇之所以不能在螢幕現身的原因,其實和批不批判天皇的戰爭責任根本沒直接關係,而是由於既然尊崇天皇為神,有那個以賺錢為生的人間演員敢扮演神呢?遠溯於1925內務省頒佈的電影審查規則,就有為維護皇室尊嚴、而絕對禁止以天皇與皇室人物入戲的規定,所以這是由來已久的積習(既是電影上也是文化心理上的)。當「明治天皇與日俄大戰」一片打破這個積習的時候,雖然其電影內容是傾向於同情忠君思想的,但是仍然引起部分真正守舊忠君人士的抨擊,正是因為這種表現方式本身構成一種褻瀆。但新東寶的從業人員們為了賺錢,哪還顧得上傳統的美德良俗?而由該片刷新當時日片發行賣座紀錄,可見戰後在乎天皇在螢幕上、不可描繪的神聖性的人也越來越少了!總而言之,天皇在螢幕不現身,不代表不敢批判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旦天皇在螢幕上現身說法,也不代表一定是負面形象。下筆為文,不可不察!
    | 檢舉 | Posted by 糊塗老爹 at October 3,2005 15:28
    感謝糊塗老爹賜教!

    其實,我應講清楚,我只能就個人所知、所看過的幾部有關德、日形象和戰爭責任的電影,作一些發抒而已,絕非戰後德、日相關電影的總檢討,我無此本事與能力。

    關於「在日本社會,昭和天皇的二戰角色儘管備受國際質疑;但在日本國內,是連提都不敢提」,抱歉,這是筆誤,我說的是電影部分,不是文字方面。

    再者,有關「所有戰前到戰後的電影,除了一九六七年的《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可以譯為《日本最長的一日》,……,以及《激動昭和史》等兩部電影曾出現昭和天皇的角色外,所有關次二戰前後的電影,絕對不會出現昭和天皇的身影,當然更不用談批判了。」這部分糊塗老爹反而離題了,我指的是昭和天皇的問題,明治天皇的影像,我在五月廿九日的貼文──〈百年史事的庶民物語──縱談日俄戰爭〉就已提過明治天皇的影像對當時台灣人有何影響;但關於昭和天皇入鏡,迄今仍是大問題,這當然和戰爭責任的規避有關。
    糊塗老爹所謂「可見戰後在乎天皇在螢幕上、不可描繪的神聖性的人也越來越少了!」,雖是事實,卻沒憾動電影主事者的思維。當然,若昭和天皇日後可以時常入鏡,也未必是以負面或追究戰究責任的面貌出現。但無論如何,天皇在螢幕不現身,確實反映電影主事者們不敢批判天皇的戰爭責任,這是沒啥疑問的。無論如何,感謝糊塗老爹的批評。
    | 檢舉 | Posted by Adam6156 at October 4,2005 02:08
    最近讀到一篇談日本紀錄片歷史的文章
    剛好和版主這篇文章,有些地方有關連
    所以分享一下

    日本紀錄片的變遷 作者 佐藤真

    http://www.wretch.cc/blog/wushantou&article_id=2170668
    | 檢舉 | Posted by shihlun at October 20,2005 10:19
    原文說:亞洲方面的問題,主要有二:一是根本沒有戰勝國;二是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歸屬有些複雜。

    想藉著這兩點解釋『德國能?日本為什麼不能?』,這太牽強也太簡化了

    例如:『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不敢面對自己的歷史原貌,就休怪別人不會尊重你!』
    這樣的發言可以當作政治演說,但似乎無法解釋什麼

    二戰中,美國發動對平民的城市轟炸,這段歷史美國也不敢面對;美軍對日軍與德軍俘虜的屠殺,這歷史美國也沒有面對
    依此邏輯,所以德國不用或是因此不會面對歷史嗎?

    至於亞洲沒有戰勝國,這倒底是什麼理由呢?
    為何要以亞洲為限?
    美國是太平洋地區的戰勝國
    美國接管了日本
    日本天皇得稱臣麥帥

    如果說『戰勝國』是一個解釋『德國能?日本為什麼不能?』的因素或概念的話
    那美國這個戰勝國夠不夠力?
    如果美國不算,那為何一定是要一個『亞洲的戰勝國』呢?
    這個地理上人為劃分到底意義在哪裡?

    何況日本投降若只歸於原子彈,也太簡單化了
    促使無條件投降的確是原子彈
    但原子彈轟炸之前
    日本內閣已經幾次籌議投降辦法了
    | 檢舉 | Posted by mixedrace at October 29,2006 13:28
    很抱歉, 近日太忙了,未及回覆

    mixedrace顯然沒讀懂我文章

    德國被美英蘇等國徹底征服的事實,對於德國的影響是深切徹底的

    然後,美國作為歐美國家是不爭的事實,且只有它佔領日本本土

    日本人的認知就是如此

    你的種種提法都是以今觀昔,並不符歷史情境

    確實,在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前,日本御前會議就討論幾次投降問題了

    但,還是因為美國B-29轟炸機的全面破壞力,讓日本早已奄奄一息

    無論如何,就日本人迄今的認知,以及整個亞洲的實力對比來看

    日本之敗,屈原是主、蘇武次之

    先有如此認知後,才有後續批判的可能
    | 檢舉 | Posted by adam6156 at November 6,2006 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