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此文原載於《新新聞》周報893期（2004年4月15日～4月21日）【說書】專欄。談論的正是極度爭議敏感、實情最遭湮沒的日治末期，也就是皇民化時期的台灣人事時地。不需粉飾那個時代，因為那是被殖民者最瘖啞無聲的「斷代史」；卻也不該在不究史實、不甚了解背景的情況下貶抑賤踏之。皇民化時期是極黑暗的一頁，卻也透顯出幾許曙光將屆的希望微火。不論如何稱謂在這個時期成長受教的台灣人，他們已長期遭到誤解，待歲月將枯的此際，才稍有言語時刻，不論你／妳是否會繼續批判他們，先行聆聽是必要的，否則你／妳的嘈雜聲響只會先矇騙自己。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

周婉窈著，允晨文化，2003。

曾經，台灣有一整個世代（出生於一九二○年至一九三○年之間，也就是大正尾至昭和初）長期瘖啞失聲，他們似乎已準備向歷史舞台謝幕了。

這一整個世代或是我們的至親長輩、師長，社區鄉里裡頭的醫生、仕紳……，他們看日文書刊、聽日本演歌，酒酣耳熱之餘會高亢日本軍歌，但多半時刻是緘默不語，因此我們後輩很容易就漠視他們的存在，遑論傾聽他們沈積數十年的心音。直到李登輝帶頭讓他們由深層伏流湧出後，我們赫然發現，連如何稱呼這一整個世代都成了問題。大中國主義者醜詆他們是所謂的「皇民世代」，比較中性的講法有「戰中代」（林繼文）、「戰爭期世代」（周婉窈）、「日據時期最後一代知識分子」（楊照），當然也有「台灣歐吉桑」（陳柔縉）這樣的暱稱，莫衷一是。

再者，要談三○年代（尤其是皇民化運動展開以後）以迄終戰的研究更是空白一片。如《楊肇嘉回憶錄》、《六十回憶錄》（韓石泉）、《吳三連回憶錄》、《葉榮鐘日記》等，多著墨於「黑暗時代」的印象刻畫，對於軍國體制如何動員、皇民運動的具體內容、日治後期的台灣人意識如何形成等，我們無從窺探；而眾所矚目的《灌園先生日記》如今中研院祇出版到一九三五年，外人尚無從窺得林獻堂在日治末期的整體行誼思想。職是之故，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副研究員周婉窈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以下簡稱《海》書），在台灣史的榛莽荒地就作出令人驚豔的鋤耕。

首先，周婉窈之書可以歸類到「精神史」的範疇。關於「精神史」的意涵，可見諸日本學者鶴見俊輔的《日本精神史（1931─1945）》（李永熾譯，學生書局，一九八四年），鶴見教授深入剖析在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況狀下，日本國內知識菁英的態度──或支持、或緘默、或轉向──反映了日本文化危機何在。同樣地，日治末期的台灣，在戰爭動員體系下「乙未戰後新生代」的菁英群被迫表態，林獻堂、陳炘、林呈祿、蔡式穀等被納入各級皇民奉公會組織，至於蔡培火、楊肇嘉、王敏川、賴和、謝春木、韓石泉等人不是出走（赴日本或轉赴中國）、囚禁、被逐，就是脫離政治社會活動；另外，新興「戰爭期世代」逐漸孵化成形，他們在「內台一如」的號召下雖強化對殖民母國的認同，但對台灣社會意識的體觸卻更為深化。也就是說，我們今日所認知的「台灣人」概念，其實就奠基於這種弔詭的歷史時機。

《海》書的優點在於，它雖由八篇寫作期間迤邐甚長的論文合輯而成，卻是各自成章又相互輝映。周婉窈並未著眼於上層菁英的心態追蹤，反而是由統治神話（「國歌少年」詹德坤、「莎勇之鐘」）、日語運動、戰爭動員、戰爭語彙、教科書等塑造一整代台灣人「集體記憶」的物項入手，以「同情了解」的心態召喚過去。這可由乍看摸不著頭緒的書名《海行兮的年代》，當它翻譯為日文《海行時代》，老一輩台灣人就恍然大悟一樣。因為他們腦中迅即浮現〈海行〉一歌的旋律，兒時至青少年的記憶就此被召喚。



其實，對多數台灣人而言，關於〈軍艦進行曲〉的記憶及心靈衝擊可能遠甚於〈海行〉這首歌。十餘年來由於本土意識的抬頭，常見選舉期間獨派候選人、獨派團體大剌剌地播放〈軍艦進行曲〉，惹得統派媒體和泛藍人物大肆撻伐，一副乾坤顛倒，天理淪喪的模樣；然而，早在白色恐怖最是猖狂的五○年代，黨外大將郭國基於台北市參選省議員時，除了宣傳車上有一尊塑造的大砲（他綽號郭大砲，一九六九年郭國基投入立委增選的南部選區，他宣傳車上的大砲造形讓斯時年幼的我永誌難忘），播放〈軍艦進行曲〉也成了他的專利。另外，早年有些布袋戲團也隨時拿〈軍艦進行曲〉當作配樂，如今公園、夜市更是隨處聽聞得到〈軍艦進行曲〉，凡此都說明了〈軍艦進行曲〉作為一種烙印，在這塊島嶼上從未消失。〈軍艦進行曲〉的雄壯／〈海行〉的悲切，對於詮釋殖民者的愛憎心情原有互補作用，奈何這等「集體記憶」長期被抹煞，如今再度浮現後，就端賴有識者繼續鑽研了。




其次，周婉窈以「同情了解」之心進行日治末期的研究固屬必要；但是，日帝如何遂行戰爭動員體系、皇民化運動、內台一如，背後的政經操縱以及形塑出何等的社會形態都不容我們輕忽。於此，林繼文的《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稻鄉出版，一九九六年）就成為此中翹楚。透過精采犀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我們得知日帝的戰爭動員體系讓舊地主勢力停滯不前、反抗意識被壓抑，然而小資產階級卻逐步萌生，一種以「台灣」為本位的意識發芽了。如此就容易理解諸李登輝、彭明敏等「戰爭期世代」的思惟因何產出，同情之餘，適度批判才會有力，歷史辯證味才會出來。

同樣地，《海》書裡頭關於台韓皇民化問題的比較，若能仔細參閱山邊健太郎的〈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之下的台灣與朝鮮之比較〉（鄭欽仁譯，《食貨月刊》，一九七二年四月），就會更清楚台、韓在面對皇民化衝擊時，何以台灣人的「妥協性」較強，韓國人則較為強悍。循此理路，我們在談論後殖民的課題才不致因抽離時空而導致空疎妄言。

由於日治末期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所以儘管諸如文學、戲劇、歌謠等課題未見列入《海》書專章；但周婉窈以歷史而非語言學角度綜論台灣人的首次「國語」經驗，既跳脫硬梆死硬的實證史學窠臼，賦予了研究主題文學般的生命；更讓我們可以對照戰後國民黨政權是如何複製日帝那套操作模式，於是反思、反抗精神昂然崛起。相形之下，以靜態實證觀點成就的《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吳文星著，正中書局，一九九二年）就顯得蒼白、乏味。這不僅於方法論的差異，更是生命意志是否和斯土斯民貼近息息相關。

另外，日治末期的戰爭動員和皇民化運動，雖然造就出台灣近代化的鋼架，但從日本殖民文化到戰後強勢的國民黨式中國文化，都以外鑠形態強加到「近代化」框架內，所以迄今我們的「近代化」（法治、理性、分工）仍停留在形式階段，如何讓內容充實，我們都責無旁貸。

目前的問題是，所有關於日治末期和「戰爭期世代」的研究，都相當的雄性兼父權（雖然這父權極卑微）。相對於男性主導的歷史常斷裂脫落，其實女性的強韌反倒成為文化傳承的延續力量，譬如〈桃太郎〉、〈浦島太郎〉、〈晚霞〉、〈紅蜻蜓〉、くつが鳴る〉、〈証城寺の狸囃子〉、〈雀の学校〉等日本童謠，我們率多經由母親的傳唱而無形中具有了「日本經驗」；再者，關於原住民皇民化乃至戰後國民黨文化的全面洗腦危機，都不容我們淡然處之。所以，周婉窈走出這一步後，踵繼者可不能懈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