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十一月三、四日，台灣身體文化學會暨台師大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主辦了「邁向棒球博物館之路──棒球文化資產保存研討座談會」，我有幸受邀參加以「台灣棒球的歷史與文」為名的第一場座談。我試圖以尼采「永恆回歸」的概念為台灣的百年棒球發展史提供一粗胚形模。

其實，在一九九二年巴塞隆納奧運會台灣棒球奪銀之後，我曾寫就〈新認同的配方──台灣棒運的「力脫死」及其顛覆〉，當時我以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所揭櫫的一個詭譎字眼「力脫死」（Litost），用以詮解台灣三級棒球的特殊性。而不論「永恆回歸」、「力脫死」要用以涵括兼具後殖民、後現代的台灣棒球史，其實都還有待質疑或補綴，我持續思考之中，也期有識者能共襄盛舉。

庶民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日常物事，究竟何時會來個大轉折或旅程碑，從來都說不準，因為既屬庶民活動，如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既不知源起，更難預料它流向何方。於是，談到棒球何時何人帶入台灣，終究也會面臨這道難題。祇能說，一九○六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今之建國中學）所成立的棒球隊，是台灣棒球組織化之始祖，迄今正好一個世紀了。

台灣棒球的百年歷史始終是起伏有之、興衰不斷，雖然不少人賦予它「國球」的冠冕，但有識之士早知，相較於美、日國民浸淫於棒球樂趣（知性與感性兼具）的程度，台灣人對棒球的向心力與體觸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由於歷史的偶然，促使棒球成為好幾個世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並而是凝聚台灣人認同的有效配方。這所謂的偶然，是數次的「能人輩出＋力克強敵」，終於激盪出台灣人的信心與歡騰，這使得棒球的推展始終保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可另一方面，由於台灣歷史的特殊性也反映到棒球運動上，所以迄今它又難逃「土法煉鋼＋攤販經營」的必然侷限。

看似偶然的轉機，其實是台灣人樂天知命之源；但受到歷史文化、經濟社會結構的種種制約，又讓台灣棒球始終欠缺宏遠藍圖、理性規畫的空間。所以偶然的驟興，早已預設必然的幻滅結局；然後，周而復始，形成一種尼采所說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現象：歷史是一種連續的、永不終止、重覆循環的大工程。不過，筆者認為台灣人和尼采以及條頓民族慣有的冷澟、悲劇思惟大異其趣的是，台灣的南島特性，按史明於《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說法是，「不寬闊不大方，同時帶有濃厚的順從性；但有時也會突然起來猛烈的反抗一番，然後又是氣短的忍受下去」（按，史明關於「風土」的陳述多沿襲和辻哲郎的《風土》一書）。這種跡近拉丁風卻又粗中帶細的特質，使其在這種看似無解、悲悽的氛圍下，依然交織出一幅幅生動的畫像。也就是說，「山窮水盡疑無路」確實不假；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突圍又會有之，祇不知何時何地而已。

以下試就台灣棒球百年的歷史特質，依「永恆回歸」現象作一淺解，雖無力提供全面的救贖之道；然而釐清一些基本屬性後，或可供眾人共同集思：台灣棒球該何去何從！

首先，「永恆回歸」的第一特質就是民間（社會）／國家的抗衡。這又可區分為四個梯次。

一，日治時代：台灣人先是畏懼、隔絕於日人的棒球世界之外──棒球的擁有者、主宰者都是日本人；然而一九三一年嘉義農林奪得日本甲子園高校野球亞軍，台灣人（這是一支原漢日三族合一的球隊）竟可藉由棒球和日本人一爭高下，於是喚起了台灣人的自信心。而日治時代由北而南、自西徂東、從漢到原的棒球普及歷程，都隱喻著弱勢者逐漸反守為攻、主奴辯證的逆轉意識，祇是這時代無法彰顯罷了。

二，戰後初期：由於國民黨統治階層對於棒球的陌生，加上他們的運動寵幸是籃球，所以日治時代已有相當基礎的棒球運動遂成為潛流。當然，國民黨統治者倒未必會刻意打壓棒球，所以還勉力營造出以台電、合庫等公營企業，以及三軍球隊延續棒球命脈的現象，此際民間棒球尚孱弱，是典型國家力量大於民間的階段。

三，三級棒球暨成棒輝煌期：由於紅葉偶然的擊敗日本關西聯隊，終於匯為棒球洪流，而後金龍、七虎、巨人，以及青（少）棒的美和、華興、榮工，乃至成棒階段的味全、兄弟、合庫、台電等，隨著台灣國際地位的危疑顛盪，以及經濟開始起飛，國家力量在巧用民族榮光之餘，也表面讓出領導權，讓民間力道得有全面的發揮；但實際仍是國家為主，民間為輔。

四，職棒年代：隨著亞洲四小龍地位的確認，職棒的勃興似意味著民間力量全面取代國家霸權、商業資本主義取代國族榮光。然而，台灣職棒的主事者囿於中小企業的格局，甚或不脫攤販意識，對於格局的擘畫、制度的創建、人才的有效養成均付諸闕如，加上外在（或內在）黑暗勢力的操縱賽局，讓台灣職棒的公信力受到嚴重戕害。雖經二○○一年世界盃的提振而浴火重生；然，根本癥結未結，台灣棒球前景遂至黯然。

其次，「永恆回歸」的第二個特質，就是欠缺穩健的中道衡平力量。所謂人才輩出，是指從日治時期的吳波（昌征）到今日的王建民，台灣棒球人才始終讓世人驚豔，且往後必然還會源源不斷產出；但問題在於，國家機器與棒球組織的主事者（不論是職棒或業餘棒壇）始終各自為政，甚至彼此傾軋。於是源頭活水流到這塊區域就阻塞斷絕，有些還成為惡臭死水。另外，弔詭的是，活絡的民間力量也並非純質無瑕，黑白合流的外道力量從來就是和台灣棒球相隨伴生。於是，樂觀與悲觀之間的荒漠地帶，竟迤邐如萬里長城。所以，有識之士得謹記，民間（社會）／國家的抗衡是過往歷史的發展軌跡，後人不能任意以今非古，來個歷史大逆轉。但，眺望未來，一個自制、有眼界的國家力量，和蓬勃多元的民間力量，就得尋求聯合作戰之道。

最後，「永恆回歸」的第三特質，在於崇尚既有的榮光，卻有意無意加以漠視或摧殘，以致不斷陷入窠臼。台灣史顯露於外的是政權更迭頻仍，所以歷史是強行堆疊而非有機化合，棒球命運亦同。在這一階段，除了棒球相關人士（國家相關單位、媒體、學校、企業、球團、球員）必須努力奮進，對於史料的匯聚、文化論述的展延，乃至讓棒球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文化知識人以迄販夫走卒都責無旁貸。這是因為全球化的洪流，必然讓台灣棒球走上更大的「永恆回歸」之路；但，我們若能先行釐清台灣棒球的本土歷程、草根質性，那麼如斯的「永恆回歸」就不會是薛西弗斯式的荒謬絕望；而是如同電影《稻草人》那般，人民自尋生路與樂趣的軌跡，定然會投射到棒球之路上。

畢竟，尼采說過：「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更何況我們得自於棒球者是樂多於苦，準此，怎能耽溺於絕望悲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