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絲絲春雨、乍聞的驚雷，總讓人聯想到史特拉汶斯基那大膽、狂野的《春之祭》。果然，在藍綠讓人倒盡胃口的延長賽，弊案疑雲霜滿天的時刻裡，傳出知識界再冒新筍，那就是《思想》雜誌的「創刊」。說是「創刊」，其實是續前緣，因為該雜誌的主事者，聯經發行人林載爵和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錢永祥，早在一九八八年就聯手推出以譯介西方思潮為主調的《思想》，斯時已是研三，準備著手撰寫論文的我，如獲至寶之餘篇篇細啃詳讀，渴望源源活水汨汨而來；殊不料，《思想》竟爾夭折，也未聞追悼話語。匆匆十八年一過，今春浴火重生，著力點轉為聯結舉世華人知識菁英，用為對話激盪的平台。如斯的天降甘霖，總該給予祝福，期能亙遠流長，化育日益貧瘠的人心之河。

祇是，十八寒暑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效法王寶釧。畢竟，滄海桑田容不得我等視而未見。至少對我而言，《思想》的創刊（或復甦）祇是我檢視台灣知識系譜的一個點而已，希望它由點而線而面，不想惡言加諸其身，卻也想不出樂觀之理。

或許人到中年，不致像青澀年代那麼飢渴，那麼無條件投入。倒不是說變虛無犬儒了，而是會不自覺地設好歷史縱軸，與錯綜複雜的社經橫軸，再將正義凜然也好，解構眾生也罷的知識群落放進來詳加檢證。準此，《思想》果能像《魔戒》裡頭的甘道夫再生，或祇是疲憊中老知識菁英的彼得潘症候群而已呢？

還是回首八○，就知識社會學視域，述說一下《思想》誕生的背景吧！

八○年代烽火連天、此起彼落的政運交鋒和社運洪流，多少年來是轉型期台灣的生旦要角；雖有不少人敏銳於斯時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左、後現代理論掀起的驚濤駭浪，是如何地攫取憤怒知青、進步人士的心靈；然而如何總結清算這筆遺產，似還停留於初階。此刻我祇能就進步知識社群產出的思想性武器（以雜誌、報紙的興落為指標），具體刻畫知識／權力的棋奕布局。

一九八五年──《人間雜誌》創刊。

一九八六年──《當代》、《文星》、《台灣新文化》、《南方》創刊。

一九八七年──《新新聞》、《台北評論》創刊。

一九八八年──《自立早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思想》、《台灣立報》創刊；《南方》、《文星》、《台灣新文化》停刊。

一九八九年──《首都早報》、《新文化》創刊；《人間》雜誌停刊。

一九九○年──《首都早報》、《新文化》停刊。

以聯合報雄厚財經實力為基底的《思想》，就置身於倏起倏滅的知識螢光裡頭。莫說時間的短促，就沒有發揮什麼積累作用。因為大家對前景有信心，因為深覺不全力以赴，就難以興亡繼絕什麼的，所以那段時間曾有的結晶，迄今依然雪亮、圓實。特別是《思想》標舉譯介西方學術為職志，更有練馬步的基礎養成實效，若能持續個五、六年，再轉型為自我立說，想必荒漠成綠洲並非難事。孰料創刊號竟等於絕版號，涓滴工程未能如願，就已註定歷史長河難以蔚成。如今，復甦再起，不但想自我立說，並將視野敞開為華文世界的知識平台，猗歟盛哉，但終歸是南柯一夢吧！

若說十八年前，緣於台灣知識傳統的羸弱，以及版權困擾和譯者難求諸業障，以致妨礙了《思想》的後續；那麼十八年後，台灣的知識積累是否已達衝決網羅的臨界點呢？這讓我想到近幾年的台灣棒運。須知近幾年投入職棒，尤其是入選國家隊的選手們，論體形、爆發力，是遠甚於昔日三級棒球的開國元老們；然而，關鍵時刻的長打總是一支難求，論守備本事更無法和早年的李居明等人相提並論。重要的是，爭勝的鬥志和信心明顯闕如。所以明明實力還不致讓日本隊如探囊取物；但一到實戰，夢魘卻是一再發生。

同樣地，昔日受到歐風美雨新思潮洗禮，並曾與聞八○年代風林火山大業的知識精銳們，論體質和爆發力當然遠遠超出舊日的咄咄書生；再加上，近二十年來新知出版的深度與廣袤絕對是讓人讚不絕口。惜乎，學術工業讓新進者累如老狗，又且解構中心的理念大盛，導致「共識」如迷宮，找不到彼此並肩的征戰檄文。最大的致命傷在於，台灣的政治危機造成知識群落從此不但楚河漢界分明，且還在分化下去。也就是認同的流失，造成知識群落心靈留下或深或淺，持續不斷的刀痕。心靈如鏡，當鏡面裂痕不斷外延擴大，怎能奢求特定群落的組合，就足以燭照世道人心啊！

若如錢永祥所言，放眼兩岸三地的文化刊物唯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但彼等於星馬等東南亞視野則明顯不足。因此我輩可以看出，《思想》是想替台灣爭取主導權，並而深入荒諏，汲取為確保制高點的豐沛後勤。掌舵者林載爵更倡言，中國的崛起、台灣社會再面臨強力挑戰，因而《思想》的復甦再造，理應是水到渠成才是。我更大膽假設，錢林等人相信，一旦著眼於海內外的華文世界，縱使台灣內部的知識群落偶有怠惰，或遇瓶頸，都可藉由它地華人的思想挹注而永保暢通，這可稱之為知識界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

然而，早在十餘年前詹宏志就已發豪語，以兩岸三地之長（台灣的人才，香港的商管，中國的市場）定可成就華人文化偉業；但如今，理想猶如天星之遙。關鍵還是在於，知識人最想遁逃的政治、認同之上。若真採「休克療法」，那麼本已肝腸寸斷的台灣知識群落，將更形孤零，當然也就談不上文化霸權的永續經營。所以錢林諸人的作為恰符主體反轉為客體的二律悖反。

先不談「共識」構築。我們先檢證《思想》有無可能處理如下的課題：

一，八○年代後期曾掀起「民間社會」的論戰，九○年代以後，中國知識菁英鄧正來等人循此進行中國市民社會的研究。然而迄今不見熱切對話，而島內關於「民間社會」的回顧不但乏人問津，兩年前吳介民第二民間社會，以及王宏仁內部殖民的深度討論，也迅即淹沒在藍綠對決的硝煙裡。如斯的思想氛圍，可能還不如節日的煙火精采啊！

二，再進一步質問，台灣社會在八、九○年代以後的性質定奪，是棘手卻至關緊要的課題。它既不能是右翼經濟思惟的照本宣科，也不能淪為陳映真式的馬列教條排演（最近，《聯合副刊》以龍應台批判胡錦濤的長文為箭靶，闢「差異與交鋒」園地讓陳映真、金寶瑜等左統人物馳騁無度，議題早已爛臭弗聞了），這又如何可能？

三，知識群落的載具，近年來已被電子媒體和網路世界不斷瓜分。《思想》的主事者必須偶或聯結電子媒體，更必須勤與網路部落格互通；否則，昔日風光一時的《文星》置於樣貌多變的八○年代，再無特殊處，終須黯然退下。《思想》若祇固守傳統菁英路線，那麼它的影響力不但難以超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恐怕幾期之後就再度下台一鞠躬。

其實，當今世上以《思想》為堂號著稱於世的刊物，是由岩波茂雄（岩波書店創始人）於一九二一年創刊發行的《思想》雜誌。該份雜誌當屬「大正民主」產物，提供最新的哲學、歷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以供論辯反思，和辻哲郎、林達夫等卓絕的日本思想家無不以《思想》為舞台，各擅其場，如今該雜誌已堂皇邁入第九八四期，繼續在日本思想界扮演先行者角色。知識積累才得以發揮力量，台灣的《思想》真能取法乎上嗎？

最後，還是得說說新《思想》創刊號「思想的求索」的整體觀感。老實說，除江宜樺〈價值相對主義的時代〉、汪宏倫〈怨恨的共同體〉有可觀處外，其它諸文釋出的餘韻實在有限。這就像這回世界棒球經典大賽（ＷＢＣ）幾支實力超強的拉美球團那樣，大概都還處於熱身階段吧！當然，對多數讀者來說，陳光興與魏玓合訪的〈訪談侯孝賢：2004的政治參與〉最是引人矚目，好似ＷＢＣ的美國代表隊光亮奪目。可惜，此篇訪談的內容也一如美國隊表現，荒腔走板、零落不堪，此中，陳光興的問語導向，竟讓我憶起美日之戰、美墨之戰的一個主角人物，對，就是明顯誤判而為世人譏為愛國裁判的Bob 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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