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六日，日本東京都爆發廿二名陸軍青年將校，率一千四百多名士兵，襲殺元老重臣，佔領東京警視廳的軍事政變，事情雖然在四天內迅速落幕，但它的影響卻極深遠：日本軍國主義此後猶似沒了煞車器的疾行列車，由全面發動對華戰爭，再而挑起太平洋戰爭，終致敗亡。因此可以說，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代史的分水嶺。

但實際上，它的性質迄今仍難以明說，影響更在一九七○年由作家三島由紀夫作了示範。二二六事件背後其實還涉及天皇制與日本美學問題。本文係以同日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本為基礎，再形擴充補述，尚祈方家指正。

雪紛飛，腳步疾，復君仇，鋤邪佞；肅殺濃，神志歛，氣節高。

江戶幕府元祿十五年（一七○二年），以大石內藏助為首的赤穗四十七浪士，在濃冬時序織造了歷久不衰的《忠臣藏》神話。神話是生之源，承續不竭自會累積無限能量，塑出集體主義式的精氣合體。於是，兩百三十多年後……

雪盈尺，歌聲壯，尊天皇，清君側；大和魂，凝我心，新日本。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六日天未破曉，包括野中四郎大尉等廿二名陸軍「皇道派」（高揭反財閥、反官僚體制、廢內閣、籲求天皇親執大權為職志）青年將校，率一千四百餘名士兵，強襲包括岡田啟介（首相，逃脫）、高橋是清（大藏大臣，死）、齋藤實（內大臣，死）、渡邊錠太郎（教育總監，死）、牧野伸顯（原內大臣，逃脫）、鈴木貫太郎（侍從長，重傷）等元老重臣，佔領內相官邸、東京警視廳，他們立於「昭和維新」、「尊皇討奸」旗幟下，諸人一心盼求天皇能頒敕令、彰義行、開新政；孰料傳來的卻是東京戒嚴，並對彼等「武力鎮壓」訊息，執此意念最深的不是陸軍省，而是起事者最衷心擁戴的天皇陛下。起事那幾天，關東地區下了百年難得一見的大雪，似已預告事件的悖逆性。



原以為可以登高一呼，結局卻是義行變反亂，以致落個孤立無援；終於，起事四天後的二月廿九日，原部隊歸位，野中四郎自裁；其後，在不允許有辯護士、不公開、不准上訴的詭譎氛圍下，包括香田清貞、村中孝次、安藤輝三、磯部淺一、栗原安秀、丹生誠忠、坂井直等青年將校與民間人士北一輝（國家社會主義者，中國革命的同情者與參與者）、西田稅（在鄉軍人）等共十七人被處死刑。昭和年代的《忠臣藏》竟至不知如何編劇！

二二六事件的影響極其深遠，稍具近代史知識的人都知：事件落幕後，以結納財閥、官僚等力量希冀進行總體戰的陸軍「統制派」人士（以東條英機為首），大肆推展帝國擴張政策，因而獨攬了軍政大權。政黨政治被推入火坑，人民言論集會自由全遭剝奪。更由於該年年底中國發生「西安事變」，激起日本軍閥的戒慎恐慌，意圖迅速解決「支那問題」。於是，次年發動了全面對華戰爭，一九四一年並而走向太平洋戰爭，以至於敗亡。

但，問題尚不僅於此……

如今，北九州的花尾山麓同時葬有赤穗四十七浪士，以及二二六事件廿多名青年將校的墳塚；但，元祿年間大石內藏助諸人的行徑，頗似先秦刺客專諸、豫讓、聶政類型。為替主君淺野內匠頭雪恥，因而襲殺仇人吉良上野介，基本上只是封建關係的恩義酬報而已；反之，二二六事件青年將校的舉動，反倒是想卸除封建枷鎖，讓天皇與庶民大眾得以協同開新局，其懷抱豈是《忠臣藏》所能涵括。然而，鋤奸勤皇的這個皇，竟致翻臉不認人，勤王義行一變而為反亂逆賊，革命成為反革命，二二六事件遂成昭和奇案，全貌迄今仍班剝不整、如置五里霧。

於是，江戶時代以來，關於《忠臣藏》的淨瑠璃、歌舞伎演出不知凡幾，廿世紀以後，電影、電視的演出更是所有劇目之冠；反觀二二六事件，只因事涉陸軍複雜的內部權門，青年將校竟反諷地成為遭利用的權鬥工具；更由於天皇否定勤王義舉，天皇制本質的曖昧模糊，讓各方莫敢觸碰這一禁忌。長期諱莫如深的結果，導致相關的史料彙整、田野調查到一九八○年代以後才陸續出爐，青年將校的遺書、審判過程、理由書也是近年後才陸續公布。雖然日本坊間已出版不少關於二二六的史書、專論；但於大眾媒體的呈現上，赤穗浪士的炙手可熱和二二六事件的零落明顯有天壤之別。

由於上述諸原因，各界咸以為數十年來直接以二二六事件為主題的電影，只有五社英雄於一九八九年執導的《二二六》（松竹）而已。實際上，早在一九六二年，小林恒夫就曾執導過一部《二‧二六事件──脫出》（東映），另外，吉田喜重也在一九七三年執導過一部《戒嚴令》（ＡＴＧ）。只因五社英雄的片子最晚出、最具爭議性，所以多數人的目光遂定著於此。

五社英雄的手法極度煽情，全然著墨於青年將校的赤忱熱血、愛國節操，加上荻原健一、三浦友和、竹中直人、本木雅弘的競飆演技──我個人對於飾演磯部淺一的竹中直人，讚佩其演技，但對其極度誇張的表演形態，向來並不欣賞。這在享樂當道的昭和末、平成初，景象對比太炫極血，除了一抒五社英雄個人的思惟與抱負──可用野中四郎（荻原健一飾）在起事前夕的所書：「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往前奔馳」來蓋括，至於捕捉歷史真貌，似未成功。

由於小林恒夫的作品未曾見聞，不便置喙。倒是吉田喜重的《戒嚴令》刻畫的是北一輝（三國連太郎飾）的革命家肖像，此片是三國連太郎的代表作之一。但影片內容的藝術風格稍嫌晦澀，若不解北一輝思想和三○年代日本社會問題不易看得懂。當然，一九七○年十一月廿五日，由作家三島由紀夫擔綱，於東京市谷自衛隊駐屯地前切腹自殺的大戲，全然就是二二六事件的翻版！痛心日本國民喪失愛國意志、沈淪物欲享樂的三島，遂組織「楯會」以振興日本為職志，終於，由勸說自衛隊政變到切腹，竟似北一輝。二二六全貌或未明，但三島以躬身力行，替歷史事件作出最真實與駭人的演出，迄今魂魄仍在飄散中！

回到二二六事件本身來討論。

進入一九三○年代的昭和初期，由於世界性經濟大恐慌，逼使軍方、政黨、財閥聯手進行帝國的軍事擴張；但也導致農村迅速凋零破落，於是，財閥／中小資本、軍方高層／青年將校、法西斯主義者／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甚為尖銳，軍方（尤其是陸軍）更形成「皇道派」與「統制派」的對立。其間右翼民間人士結納軍方炮製出不少暗殺事件：一九三二年發生暗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隸屬「皇道派」的相澤三郎中佐砍殺了陸軍軍務局長永田鐵三少將，是為「相澤事件」，此事讓兩派的對立達於峰頂。由於三五年底，陸軍內定將戍守首都的第一師移駐滿洲，偏偏第一師是「皇道派」重鎮，震怒猜疑底下，就激發了第一師裡頭的青年將校發動二二六事件。

有論者謂，「皇道派」的青年將校是有成功的機會，因為事件初起，陸軍諸將領如本庄繁、荒木貞夫、山下奉文等多採寬容、觀望姿態，而全國各軍事基地不乏呼應者；但，裕仁天皇自始就決心敉平亂事，二戰之後他曾說：「我只有兩次積極地執行自己的主意，一次是這件事（指二二六事件），一次是終止戰爭」，天皇的態度是第一因；其次，由於遭襲殺的元老重臣之中，岡田啟介、齋藤實、鈴木貫太郎都是海軍將領，導致海軍對陸軍作為甚感不滿，於是以米內光政為首，迅即下令陸戰隊嚴守海軍省大樓，並於東京灣集結軍艦，準備一聲令下就轟平亂事。二二六事件終於倉卒落幕！

問題在於：裕仁天皇何以會對這一支「勤王義軍」不屑一顧呢？青年將校襲殺天皇的股肱重臣，雖是原因之一；但更根本的關鍵是天皇制問題！須知，自明治立憲以來被視為是絕對主義源頭的天皇，權力是遠古有天皇以來最大者；但這樣政教合一的天皇大權，必須像明治天皇這樣果斷有為的明君才駕馭得了，否則盲動的獨裁決策可能肇致天皇與國家的危亡。

裕仁深知自己沒有乃祖的英勇果斷，只敢躲在軍閥背後合謀。而今，青年將校依循北一輝的政改主張，準備讓天皇成為如墨索里尼、希特勒之類的絕對獨裁者，天皇直接站到第一線，實有違神道教諭。所以，儘管當時的憲法學家美濃部達吉提出「天皇機關說」，引發右翼人士的強力抨擊，但裕仁其實是依違在兩派之間，未作定論，其心理可由上透知；況且，青年將校的舉動根本就是政變！這還是明治維新以來的首次（一八七七年的「西南戰爭」，西鄉隆盛是被迫起兵，稱不上政變），若順從之，天皇威望將墮於谷底，所以，裕仁會做出生平最果決、最正確的決策，實乃事出有因。

我曾在十餘年前，自一老人家手中看到他珍藏近一甲子的《台灣日日新報》，那份報紙的頭版就是二二六事件！還有，二二六事件後，海軍大將小林躋造被認為在事件中不無責任，因而被編入預備役，旋被派任為第十七任台灣總督。而就是在他任內，皇民化運動全面展開，對於台灣人的民族情感造成極大的裂痕。

其實，肅殺、陽剛的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當時東京仍戒嚴中），還爆發了中野地區「吉田屋」女侍阿部定勒殺老闆、情夫石田吉藏，並割下陽具的事件。弔詭的是，阿部定遭逮捕後綻露的歡顏燦容，竟似春陽融冬雪，讓苦悶緊繃的庶民心緒得到相當程度的解脫，日後衍為大島渚《感官世界》的主調。對照江戶元祿年間，赤穗浪士／好色男女系列（井原西鶴）的天理／人欲並現，那麼昭和時代，二二六／阿部定事件，似也不難理解：純粹的美必然伴隨著血的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