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5,2008
字花、意識型態、HK
在諸多教育、文化、社會、政治風氣不同的情況下，單就哲學教育的現象和成果來看，的確可以感受到極大的差距。諸多學術自古是從哲學一一分娩出去的，經過數百年獨立壯大，但根本上仍需要喝哲學的奶，不然你看不諳科學哲學的理科人為什麼一成名跨界總講出脫線錯亂的話；高學歷的媒體人政治人為什麼吐不出有嚴謹文詞意義的理論、反倒搞一堆假議題在愚民，把「意識型態」一詞醜化成選舉現象，淪為政治評論節目和市民日常用語中的負面詞彙；一些文學雜誌除了考古復古、搞國際文壇新聞、配合文藝盛事宣傳、刊登小朋友習作，沒有對文化現象的挖掘，沒有。我在幾本《字花》的刊物中看到探討意識形態的essay 短文，不艱深晦澀不掉書袋，還很可愛極具詩情。
已經創立兩年多的《字花》雜誌，雖定位文藝，有小說、評論（偏多）、長詩等標準類型，也多少有點耽溺的港式迷魂之風，但好文章就是讓人驚艷，雜誌中不乏有資深「文化人」（亦是香港特產）的評論，雖然我不太清楚之前被批的「才子」有哪些。之前誠品有鋪貨，但現在唯獨立書店（有河、小小）中可見。
（更正：誠品還有，唯比較不明顯。）
附上《字花12 特集：咬》的第一頁〈字花語〉
1943年，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寫下他早期最重要一篇文章：〈《中國文學》廢刊與我〉，與此同時，他把自己苦心經營了足足九年的「中國文學研究會」一手了結。在文章中，竹內好道出了他廢刊與解散研究會的一個重要理由：研究會已喪失了「黨派性」。他回憶起在成立之初，研究會也曾經歷過生成自我中必不可少的內在矛盾，經過不斷的爭論，他們漸漸從環境中分離出自己，並試圖反過來使自己重新支配環境。然而，正當研究會開始在當時的日本知識界發揮影響力，竹內好也痛苦地發現，他們草創時的內在矛盾已遭徹底消解，自我否定的動力也消失殆盡，研究會正步向世俗化，也就是遭受環境的重新主宰。他深切地明白到，「不包含死的生，不發出疑問的思想，不以自己本身力量完成發展的文化」，將意味著意義已經消亡，他只好作出這麼深重的決定。
沒人能切實把握竹內好口中的「黨派性」所謂何意，但從文中的一句話裡，我彷彿萌生了一種不能言喻的感悟：「個體不是通過掠奪其他人體而支撐自身，個體必須在自己內部產生出通過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個體的立場」。促使個體生成的驅力有二：其一是內部的自我否定，其二是對外部的包容。竹內好以黨派比喻結社，意思是說當一群人為著某個特定目標而聚在一起，那就足成黨派。黨派之生成跟個體之生成毫無異致，而這種「在自己內部產生出過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個體的立場」，大概就是竹內好的「黨派性」構想。
據說，由於新陳代謝的關係，人的細胞物質會在三個月內被徹底替換，也就是說，若以物質性作為考量基礎，三個月後的「我」，便不再是「我」。為了維 持人的自我統一性，「我」作為支撐身體的主體必須存在，身體的新陳代謝不斷去舊納新，在物質性上否定了身體，卻因著這種自我否定性，「我」才能得以存活下去。否則當新陳代謝停止，身體便會變成乾屍，而「我」也再沒主體性可言。
人有僵死腐朽的一天，團隊也有解散廢止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下，《字花》也是一個物質性的身體，它的存在意義，並不在於出版了多少期，或包攬了甚麼人，而是在於它的「黨派性」有否喪失。十二期裡，《字花》贏得了讀者的稱譽，亦耗盡了草創之時的朝氣。團隊成形成態並非一朝一夕，兩年下來，《字花》已磨合出一種獨特的風格和編制。我們可以選擇保留，也可以選擇革新，但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團隊內的自我否定和包容他者的意識隨著草創的朝氣消失，《字花》新陳代謝便會停下來，而所謂「多元」亦將變得虛偽多餘，然後在四、五期之後暴成一條文學乾屍。又或者，在盲目改革的迷思之中，遭逢邁向媚俗的命運，最後在我們自己的提議之下被廢掉。
《字花》勢必要有所變化，不是為著標新立異，而是要維持這種「黨派性」，哪怕只是我個人挪來借用的一個說法。至於親愛的讀者，亦務必要看見《字花》未來的革新，如此才能以「文學」之名保證，《字花》可繼續在這片貧乏的土地上，有尊嚴、有價值地存在下去。我相信，失去了我，或失去了任何一位，《字花》仍有足夠的理由繼續存在，但若失去了「黨派性」，一種促進新陳代謝的力量，它便再無生存的價值。在這十字路口上，我好像開始明白竹內好當時的心情，至於未來的事，除了關於「黨派性」的臆想，我還能知道甚麼？
鄧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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