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犬吠日

可以寫《行走的樹》的人，在台灣並不多。要能夠近距離觀察，卻又不至於緊密到讓自己毫無心理餘裕，季季是可以的，而且她的文筆也好，十五歲就開始寫作，十八歲已經憑《明天》獲得小說徵文首獎，寫 60 年代看似平靜無波、實則暗潮洶湧的台灣文壇，恰恰適合。可惜她的距離還是太近，近得讓自己也被那個漩渦絞得支離破碎，經過了漫長歲月，年近六十才有辦法平心靜氣回想過往，逐字落筆寫下。

季季在《行走的樹》裡寫的都是 60 年代的文壇舊事，她高中畢業就從家鄉雲林北上，和皇冠的平鑫濤簽約成了作家，因為跑出版社校稿才認識了楊蔚，並且很快就結了婚。當時她只知道楊蔚是個有才氣的記者，直到她和楊蔚共同的朋友陳映真、丘延亮等人因籌組「民主台灣聯盟」被捕之後很久，她才從陳映真的文章裡明白楊蔚是背叛者。他背叛了朋友，也背叛了他掛在嘴上的左派理想。但這都不是讓他們的婚姻破碎的主要原因，對一個妻子而言，楊蔚不顧家庭，克制不了賭博的慾望，反覆編造各種藉口從她、她父親、她的家庭弄錢，比起他是個「背叛的左派」更讓她心力交瘁。

季季的個人際遇與當時許多歷史事件交織在一塊，使得她的自傳式散文與章詒和的作品一樣，補充了「大歷史敘事」的諸多空白。我常常聽見有人感嘆台灣的歷史太短、太淺，裡頭找不到好故事，其實平心而論，即使只從鄭成功攻台起算，四百年的時間也不算短了，不能作為沒有好故事的理由。我自己倒是認為，問題不在時間長短，實在是台灣政權幾經易手，讓我們的史觀始終處在諸多觀點相互爭奪正統的狀態裡，爭搶正統的人需要的都是可以代表它們的「正港」形象，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就是老實單純的台灣人，傳達「正港」形象的故事必須純粹，容不下一點雜質，以致於我們的歷史遂變得單一、乏味了。

在爭奪競爭裡，連寫作個人回憶錄的人也往往自己往某一邊靠。季季被絞得支離破碎的經歷，是不幸，也是幸，正因那段經歷如此深入骨髓，遂沒有太多大歷史介入的餘地，除非不寫，要寫，她就只能忠實地把她所覺所感的東西紀錄下來，於是，我們便有了這本無法被輕易歸類在任何一種史觀的回憶錄。

巧合的是，這段故事也正發生在如今被大多數人刻意忽視的白色恐怖時期。白色恐怖因為難以被任何一方作為政治資源，甚至是讓雙方都難堪的一段歷史，遂長期被忽視，如果季季的回憶錄能夠重新引起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或許是除了一個好故事之外，更好的貢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