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犬吠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政治的兩條主軸－－『追求民主』與『認同政治』－－就漸漸往後者傾斜，不暸解『認同』，就不可能理解這段期間的台灣政治。然而，認同政治在台灣所受的重視卻完全無法和它的重要性相提並論，其原因部份是來自於政治上的不當操作（或者是避談認同政治的陣營操作成功？），使得絕大多數公民認為這是「政治不正確」的議題而拒絕討論。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認同的認識太過侷限，只知民族認同，不論其他，我們的政治人物或主流學者們甚至沒有告訴過我們，即使是民族主義理念，其種類也不僅僅只有我們所熟知的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族群民族主義，至少在民族主義的光譜上，還有以公民為主體的、接近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也因此，雖然出版社不用心，雖然翻譯粗糙，當下的台灣人還是應該忍受這一切，讀讀哈爾特穆特‧凱爾伯樂 (Hartmut Kaelble) 的這本《歐洲人談歐洲》。凱爾伯樂在這本書裡頭，歷史性地爬梳了歐洲人自我認識的幾個發展階段。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快速地擺脫其他文明，發展出唯一的現代文明，一時無倆，讓歐洲漸漸產生自己是優勢文明、是其他文明指導者的優越感。然而這優越感在歐戰前幾十年便受到美國快速成長的挑戰，當時到美國旅遊的歐洲人，無法理所當然地視美國為歐洲文明的延伸，他們發現了太多美國與歐洲不同的地方，而這個與歐洲不同的文明，不但不輸歐洲，甚至可能更進步，而且進步得更快速。這種比較讓歐洲的自我認識出現危機，正是在這種危機裡，產生了以歐洲為整體的思考。隨後爆發的歐戰及二戰，不但摧毀了歐洲實質的經濟、社會、政治力量，也摧毀了歐洲的信心。直到六零年代之後，歐洲的經濟力量再度崛起，作為楷模的美國則陷入一連串的風暴，新的自信才再度建立。

這段橫跨十九、二十世紀的觀念史，除了讓我們明白當代支撐歐盟的『歐洲認同』如何形成，也具體地展現了一種不同於「以族群為終極價值」的民族認同。『歐洲認同』與『族群民族認同』的最大差異，首先是不以血緣、語言為基礎，相反的，現代歐洲自我認知裡，內部的多元化恰恰是其基礎，也是其努力保持的特性；其次，一般的族群民族主義往往需要靠著定義外部敵人、對抗外人以確認自我的界線，歐洲認同雖然也是靠著與其他文明的比較而發展出來的，但它有更多養分是來自歐洲內部戰爭；再者，民族主義所必須依附的體制，並不是歐洲認同的必要條件，直到現在，即使我們很寬鬆地定義政府是什麼，我們仍然無法說歐洲政府是存在的。

這種歐洲認同毋寧是更接近十九世紀中葉民族主義初興起時的自由主義內涵，其主體不是以血緣為判準的人民，而是以政治參與為判準的『公民』，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強調融入整體，正如哈伯馬斯所言，族群民族認同便是相對於別的民族的集體自我確認。把族群認同神聖化的結果，就是單一認同政治取代了多元認同政治，更重要的是，取代了利益政治。於是我們可以看見許多以「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情感訴求來取代現實的利益衝突及妥協，而後者，正是任何民主的真實特質。

我並不想太過美化歐洲認同，彷彿歐洲認同代表的自由主義民族認同是我們的唯一出路。在凱爾伯樂的書裡，可以看見美國的存在對於歐洲認同的巨大影響，無論是以公民或者是人民為主體，兩者畢竟都是一種認同政治，認同政治都不可避免要區分他者，其差別只在程度而非本質。因此，當歐盟要決定是否把華沙公約會員國、乃至於土耳其納入歐盟體制時，認同政治的排他性便無法遮掩地顯現了出來。即便如此，族群民族認同的反民主及反動毒害我島已久，「認同」乃是一種社會心理的集體需求，去之甚難，那麼，試著思考認同政治的其他可能性，未嘗不是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