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犬吠日

作者： 李佳玟（成功大學法律系刑事法學副教授）

我跟絕大多數的人一樣，沒有機會接觸蘇案的卷宗，唯一比較接近卷宗資料的機會，是透過張娟芬的《無彩青春》一書。我的認知，都來自於二手資料。在沒有閱讀卷宗之前，「選邊站」顯然違背法律人的訓練。

有時我也會對於「平反」兩個字感到猶豫，因為我沒看過卷宗，不知道看過卷宗之後，我會有什麼心證，是不是我也會同意法官「找不到無罪的理由」。另外，即便本案的程序如辯護律師所指控，充滿了違法羈押、違法蒐證、不正訊問等等的問題，是不是這些人「事實上真的有做，只是沒有證據」？死囚真的無辜嗎？尤其我是教授刑事訴訟法的老師，在這類高度爭議的案件裡選邊站，是不是會「有害」我的專業？不少讀過《無彩青春》的學生都認為這本書的觀點過於主觀，一面倒地為被告三人說話，那被害人怎麼辦？作為教授刑事訴訟法的老師，參與連署是不是等同於：「真相不是刑事訴訟法在乎的，只要程序違法，證據不足，兇手也得放出來，被害人可以撇一邊？

不只是「平反」兩字讓人不安，社運團體大聲疾呼的「司法已死」，讓人也有所遲疑。我想到我那些正站在第一線的好友們，幾乎是荒廢了家庭生活，犧牲了個人健康，有的甚至連產假都沒法好好休完，就立刻回到崗位上，她們/他們以最謙卑的誠意，擔任只有神才可以擔任的工作。簽署這份連署書，是不是等同於對她們/他們的輕蔑？喊著「司法已死」，是不是否定司法院與所有參與司法改革的人的努力，宣稱對於這十幾年來的司法改革，只是笑話一場？

最後，蘇案尚未定讞，被告還可以上訴第三審。而且，就連承審本案的審判長都說，這個判決很容易被最高法院撤銷發回。在體制內的程序都還沒有完成，「人都還沒有一定死」，現在連署抗議到底為什麼？甚至有不少人認為，本案最不缺的是「社運界的壓力」，這時候抗議，只是企圖以輿論影響法院的判決，向來對媒體審判十分厭惡的我，要求學生日後不要參與什麼「爆料」記者會的我，是否更不應該在此時加入連署？

不過，在閱讀法院的有罪判決文之後，我實在很難沈默。正因為我教授刑事訴訟法，正因為我在乎司法改革，這份充斥著「有罪推定」邏輯的判決，實在讓人寢食難安。如果說死刑判決的最終目的是要塑造一個被妖魔化的他者，所有的論證彷彿像是把所有的有罪證據扔在被告的臉上，讓被告啞口無言，並對被告做出最深沈的道德譴責，在蘇建和案的更一審判決裡，我卻看不到具有力道的指控。我只看到，法院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論證被告的反證為何不成立，論證罪狀成立的部分卻十分薄弱。

很不幸的是，這類判決邏輯我在其他的判決中也曾經看到，蘇案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都還不足以說服我時，不能讓我產生「超越合理懷疑」的有罪心證時，法院卻把時間花在挑剔被告的反證上。法院的邏輯是，因為被告反證不成立，所以被告有罪。此種推論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爸爸問小孩是不是去網咖，小孩說他去補習，只要小孩沒辦法拿出補習班講義，沒法流利地講出老師的上課內容，小孩明顯在說謊，目的在於掩飾其蹺課去網咖玩的行為。問題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這種推論邏輯嚴重違背「無罪推定」精神。

在刑事程序中，被告被預設無罪，此為刑事訴訟程序中最基本的無罪推定原則，意思是法院的心證必須從零開始，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檢察官必須在審判庭上提出所有能夠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法院僅能在這些證據上累積心證，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必須充足到「沒有存在被告還是有可能無罪的合理懷疑」，法院才能判被告有罪。在此結構下，辯方並沒有義務提供任何證據證明自己無罪，是檢察官要證明被告有罪。即便辯方選擇提供證據，只要創造一個「無罪」的可能性即可，不需要做到「證明」自己無辜的程度。這個無罪的可能性必須是合理的，意思是，如果被告主張被害人事實上是被外星人所殺，雖然邏輯上並非百分之百不可能，但此可能性並不合理，只要先前檢方已提供足夠的證據，那麼被告還是必須被判有罪。在此必須注意的兩點：一、即便檢方提出相當的證據，讓被告看起來像是有罪，但只要邏輯上沒法完全否定辯方反證有成立的合理可能性，那麼法院還是必須判被告無罪。二、被告所提的反證因為不合理而不成立，依然不代表被告有罪，重點還是檢察官是否提供足夠的不利證據。

上述是刑事訴訟法的ABC，法官不可能不懂。但蘇案的判決卻讓人嚴重懷疑，法官是不是真的掌握無罪推定的真諦？法官是不是真的知道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是在檢察官身上，而不是在被告身上？

讓我們來檢視法院的判決，為方便起見，在此以法院所提出的新聞稿為依據。（參見「臺灣高等法院有關被告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92年度矚再更（一）字第1號案件之新聞稿」）

法院提出十三點論證，判決理由整理如下：
法院的論證
第一點 共犯與被告的自白，蘇建和三人有罪的積極證據。
第二點 被告自白，蘇建和三人有罪的積極證據。
第三點 針對凶器的鑑識結果，認為多刀。
第四點 針對兇手人數的鑑識結果，認為多人。
第五點 凶器上跡證之鑑識結果。
第六點 針對共犯王文孝當時精神情況的鑑定結果。
第七點 針對凶器的鑑識結果，認為可能一刀。
第八點 針對兇手人數的鑑識結果，認為可能一人。
第九點 法院認為自白與物證相符。
第十點 被告自白不完全一致仍可採的理由。
第十一點 被告反證（例如：不在場證明）不可採之理由。
第十二點 量刑說明。
第十三點 論證被告三人並未犯下先前所被指控的性侵害犯罪。

上述十三點中，與被告有罪與否有關的是前十一點。第一點、第二點與第十點是被告有罪的積極證據（被告自白與共犯自白），第三、四、六、七涉及物證，必須合併起來看，這是當初國內鑑識單位與李昌鈺博士爭論的部分。第五點合併物證與共犯自白。第六點與第十一點是被告所提的反證，法院認為不成立。

姑且不去爭論第一、二與第十點關於共犯與被告自白的爭議，假設自白沒有程序疑義，可以發現，除了自白之外，檢察官並未真的提出其他可以證明被告有罪的物證。即便採納國內鑑識結果，認為是多人多刀，這多人多刀跟被告到底有什麼關係，法院並沒有交代。第五點的論證真是令人瞠目，法院說有凶器（菜刀），凶器上有被害人的毛髮，現場尚有共犯王文孝的指紋，接下來在沒有任何物證的支持下，因為王文孝說共犯另有蘇建和三人，法院便認定共犯包括蘇建和等三人。除了共犯的自白之外，法院到底還有什麼理由可作如此推論並不清楚。除此之外，還必須推薦第九點。蘇建和三人的犯罪事實，法院認為因為被告已經自白（顯然是自白自己使用菜刀殺害被害人），物證菜刀上有被害人的毛髮，因此蘇建和三人有罪。可以質疑的是，這把菜刀除了被告自白中曾經提到之外，在客觀上跟被告還有何等關係？菜刀是在被告住居所搜到？還是菜刀上有被告的指紋或是DNA？法院為何選擇性地相信被告此部分的自白，而不相信被告關於無罪的抗辯？

若我們一一檢視法院所提出的論證，可發現法院定蘇建和三人有罪真的只有基於自白 ── 被告自白與共犯自白。姑且不論說被告的自白是否出於刑求或違法羈押本有相當大的爭議，刑事訴訟法明白規定，不得僅依據自白來定罪。在此情況下，被告的不在場證明到底成不成立，王文孝當時是否吸食安非他命，因此產生一人砍七十九刀的情況，都不重要。甚至到底李昌鈺的鑑識意見是否可信也不重要，原因在於，定罪的證據真的只有那麼一點點，被告與共犯自白。

我一向反對去爭論「被告自白是否前後矛盾」，以及「共同被告自白是否內容一致」這兩個議題。原因是，爭論自白是否有無矛盾，通常是因為法院只有自白，其他的物證不是欠缺就是十分薄弱，所以自白到底可不可使用才對案件的結果非常重要。其實，被告自白前後矛盾或是共犯自白不一致，是否就自白就完全不可信不能採，我認為也不一定。原因在於，被告也有可能記憶錯誤或故意說謊，法院當然有權不讓被告「耍」。問題在於，如果法院今天把自白當作論罪的唯一基礎或是重要基礎時，被告自白矛盾或不一致就會是非常嚴重的問題。被告可能說謊，被告也可能沒有說謊，被告的自白在前後矛盾的時候，可能是他的記憶錯誤或故意耍偵查機關，但也有可能是被偵訊者「教」或「強迫」出來的，後者的這種可能性並非不合理。因此，當被告自白矛盾或共犯自白不一致的時候，法院除非有非常堅強的物證，否則這樣的自白不應該當作是論罪的依據，本案依然並未超越合理的懷疑，無罪是唯一的選擇。

或許還是有人要說，我沒看到卷宗，我只看到判決，我怎麼知道，看到卷宗之後，我的心證不會改變？我想說的是，法官若不能在判決上提出讓人信服的理由，只能以「你沒看過卷宗，所以你不知道…」來面對批評，說實話，這樣的司法水準讓我恐懼。這些人難道不是經驗豐富的法官？這些人到現在難道還有「詞不達意」的問題？姑且不說這是個死刑判決，所有的有罪判決必須對被告交代，對被害人交代，對大眾交代，這份判決到底告訴我們多少被告有罪的理由？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推斷，法官之所以講不出更多理由，是因為有罪證據真的不夠多？是不是法官認為被告與共犯自白就夠了？

司法改革努力了這麼久，到現在這樣的判決還是會出現，尤其是這樣一個受到眾人矚目的案件，大家的眼睛都盯著看，法官還是認為這種判決可對被告交代，對被害人交代，對大眾交代。經歷了十幾年的司法改革，自白還是被當作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據，這樣的情況真的會讓我認為整個司法改革是空話。講司法改革是空話，當然不是全面地否定所有的法官，我知道有非常多的法官都十分認真，但認真不代表沒有盲點，認真也不代表沒有錯誤。只要我們能容忍一個欠缺證據的有罪判決存在，只要司法改革不能在當下的個案中發揮力量，那司法改革是一個漂亮的謊言。如果那些刑事訴訟法中所教授的原理原則在個案中不能產生力量，那麼花很多力氣教授這些未來可能會擔任法官與檢察官的學生，到底又有什麼意義？在我心裡或許也有一絲絲地猶豫，懷疑蘇建和三人或許是真兇，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法官檢察官執著地認定他們三人有罪，問題是，在程序上我們不能讓這一絲絲的擔憂轉化成有罪判決。如果直覺錯了怎麼辦？如果讓法官的直覺凌駕刑事訴訟程序所有的原理原則，那麼這樣的刑事訴訟程序，到底是離正義越近還是離正義越遠？

我沒看過所有的卷宗，我不知道蘇建和三人是否初次在警訊矢口否認犯案，也不知道王文孝曾經在筆錄當中承認「一人犯案無其他共犯」。我不確定李昌鈺或國內的鑑識單位的鑑定結果誰比較可信，但我知道，從判決書來看，本案的證據十分薄弱。我認同連署書上最後針對刑事程序的主張，我也認為，此一主張並非是想要在實體上左右法院的判決，而是要求法院重視正當法律程序：

一、死刑案件應採最嚴謹的刑事訴訟程序，最高法院針對本案應舉行言詞辯論庭、公開審理。
二、法官應嚴守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法則，不得依高等法院違法認定的錯誤事實判決蘇建和等三人有罪。
三、為終結以刑求手段不當取供，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警訊時應強制律師在場。
四、為終結法官專斷，應儘速通過《法官法》，以建立法官評鑑與淘汰制度，確保司法公正性。


我因此參與蘇案平反連署，我也呼籲所有看過判決的人一起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