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犬吠日

同學在他的文章『鞭刑，立委減半，與NCC要李濤下臺』裡，觀察到在這三起事件裡，強暴犯、立委以及 TVBS 都因為犯了眾怒，而被民意強烈地期待施予重罰，而在討論該如何處置它們的過程裡，由於道德劣勢，它們只能被人予取予求。作者認為，這種欠缺程序正義的公審，是對民主有害的。底下是對他的回應。

********************************************************

你說得很好，台灣一向有猛打落水狗的習慣，TVBS 如是，薛楷莉事件亦如是。電視台一旦嗅出民眾之所惡，必然將其放在祭台上，窮追猛打，務求滿足民眾潛意識裡殘酷的期待，以極大化收視率。對事件深入討論，理性分析只會使狂熱氣氛冷卻，自然不為媒體所喜。鞭刑、立委減半以及懲處 TVBS 的方式，都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被簡化成非黑即白的是非題，不是完全贊成，便是完全反對，沒有其他可能性。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的，這種風氣對台灣的民主並不健康。

不過，關於文中所說的，NCC 的處罰不該涉及 TVBS 的內部人事，並說這部份要讓道德來處理。我有點意見。

因為媒體特殊的『第四權』性質，人民一般都反對由政府來規範媒體的紀律，畢竟政府就是媒體所要監督的對象，讓被監督者反過來管理、審查監督者，法理上是很矛盾的（由總統提名可以彈劾總統的監察委員是另一個政治邏輯矛盾的例子，這是題外話）。然則媒體同樣需要被監督，寄望於媒體自律或者其自身的道德標準，無異於期待政府可以自律，都違反了民主精神裡不信任權力者的基本法則。

這是為何我們踢走了新聞局，卻還成立了 NCC。國家通訊委員會的成立，其實就是承認了媒體仍然需要外在的監督和規範，只是這個規範不得來自政府。NCC 的組成方式之所以不是直覺的由政府派令，當然是因為 NCC 本來就不屬於政權的一部份，它監督媒體的權力理論上直接來自人民，是人民通過 NCC 來規範媒體，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們並不能被簡單地認定 NCC 要求 TVBS 總經理下台是箝制言論自由，人民規範媒體和政府規範媒體，並不可等量其觀。

反過來說，不管是罰款一百萬（或後來的兩百萬），還是強迫 TVBS 七天內撤換總經理，只要是由新聞局為之，兩者都是箝制言論自由，都是違反民主原理的，並沒有前者被允許而後者則是戕害言論的爭論地帶。這其中的差別不在於處置方式，而在於處置的單位。

我是很贊成 NCC 對 TVBS 重罰的，當然媒體需要自律的規範，否則即使有 NCC 於事後追究，媒體對社會的傷害已成，無可彌補，甚且，媒體的公信力一旦折損，民主體制同樣受害。然則『自律規範』雖然號稱自律，並不表示它就一定得靠著媒體自己內部機制形成才算數，特別是在當今的台灣，媒體一脫離了政府的掌控，馬上就落入財團把持。我們的媒體先天缺少了西方媒體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自在發展階段，後天又受國內不良的政治環境牽引，我實在看不出來它有任何往良性發展的誘因，因此外在的規範與監督也就顯得格外重要。如果 NCC 還謹守教科書上媒體的特殊地位，不敢施以重手，何來規範的力量？

你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