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犬吠日

又找到一篇舊東西了。

讀了很不滿意，頗想做些改動、甚至重寫。然而這畢竟還是某個年代的我的遺跡，保留原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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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那年暑假才知道，原來上大學前得先上成功嶺待六個禮拜。報到之後的第二天，我們就被告知為了十天後的開訓典禮，緊接著的日子都必須在司令台前反覆演練典禮流程，「因為國防部長會來！」向我們宣佈這消息的傢伙把右手用力向下揮了兩次，讓我想到擲骰子前的動作，真怕他會接著喊出，「買好離手！」唉。

於是那些日子裡我們每天除了三餐之外，所有白天的時間都在練習如何自場外「雄壯威武」地持槍跑到定位，然後再有秩序且「雄壯威武」地退場。人實在太多了，大部份時間只是坐在場外休息等待，以及不停的看著那一成不變的風景。

關於成功嶺的記憶因此包含了中台灣那充沛的陽光、大片大片在休息時一點也不客氣地闖進視野裡的蔚藍天空，還有老是聳立身後三塊寫著「主義」、「領袖」、「國家」的巨大石牌。在那個無可奈何的情境裡唯一的小小反抗，不過是在心底悄悄的將三民主義置換為正在閱讀的存在主義。

那還是個將開放髮禁視為重大改革成果的年代，每天每天揹著裝滿了參考書的書包搭公車上學放學，書包的邊緣特意拆成了一條條鬚線，在校園裡為了那條在中華路特別訂作的漂白緊身卡其褲和教官捉迷藏，上課時偷偷戴著耳機聽相聲。我們努力著在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無窮沉悶裡尋找出路。閱讀卡謬、閱讀「異鄉人」，阿爾及利亞的陽光在漆黑的極地裡暖暖的、暖暖的散發著熱力，我著魔似的想知道更多更多他們的事，想知道怎樣才能不再疏離、才能把心向那個「無限溫暖的宇宙」接近。存在主義的書並不多，我只好在一本本小說序文的字裡行間拼湊出曾經發生過的事，嚮往那個與現實毫不相同的光明世界。

只是當時的我一點也不曉得，那個撼動著我心靈的世界早已經退出了舞台，全巴黎的青年都期待著一個哲學家站出來領導的浪漫年代，早就只剩下了咖啡館裡哲學家在煙霧繚繞中高談闊論的流風餘韻，「什麼事都作不成！」貝克特在劇本『等待果陀』裡劈頭就是這麼一句，隱約間已預言了這世間最後的人道主義終究也只能無功而返。

即使在島內，它退潮的跡象也已浮現。

聯考結束後沒幾天就拿著志文出版社的書目，為自己擬了一張存在主義的進修表壓在桌墊下。正當我努力背誦著卡夫卡所說「世界是荒謬的，人必須忍耐一切，以至於對一切荒謬形成習慣的態度，人的存在才能達到自由。」的同時，朋友在訓練休息的空檔，一邊無意識地不停拔起腳邊的披衣草，一邊對我說：「這個國家是荒謬的，我們必須從頭做起，徹底改變這種不義的現狀。」我在旁邊裝著深以為然的樣子，不知道該不該跟他討論心裡那私己的、跟國家民族無關的小小苦悶。

那張讀書計畫一直沒有完成。頂著大一男生特有的光頭進入大學的同時，主導戰後局勢的冷戰體系崩解得越來越快，彷彿不滿在狂飆的六零年代裡竟然缺席似的，島嶼的社會力全面迸發，企圖一下子把遺落的全都補回來。傅柯大光頭的照片隨著當代月刊的創刊號首先登陸，緊接著是韋伯、羅蘭巴特、薩依德以及葛蘭西陸續接棒，桌墊下所列的志文書目竟像是恐龍還在地上行走的時代留下的遺跡，似乎除了考古再也沒有其它用途。

如今回想起來，那六週的受訓竟是我與舊世界最後一次交會了。讓人們只能不停地往自己內心挖掘反省的，其實是來自於對改造現實之可能性的徹底絕望、以及徹底放棄，那樣的世界終於節節退敗，只剩下消失前的幾次徒然反抗。

想起那樣的日子，想起『等待果陀』，想起最後最後，等待的兩人說的最後一句……

『我們走吧！』 　幕緩緩落下，燈光漸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