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犬吠日

Date: 2006/10/18

網路是個非常即時的民意調查，如果我在一天之內可以從不同處收到五次相同的文章，這篇文章肯定引起了相當多的共鳴。以此觀之，商業周刊至少在議題的掌握上是非常成功的。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接受一次商周的報導的轉寄轟炸，媒體做到這樣，足矣。

不過，我老覺得商周有必要對它自己所傳遞的混亂訊息做一個整理和澄清。

以最近正在網路上擴散的『M型社會來了』一文為例，文中提及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貧者越見貧窮以及富有者越見富裕云云，現象的確存在，不過，目前台灣的貧富差距水準只能說是從過去奇蹟式的優秀，逐漸往一般水準移動，是否還會繼續惡化，尚待觀察。相較之下，更需要討論的應該是，十年來持續地將勞動力彈性化、以及勞動市場自由化之後，台灣勞動階級的處境。

這個部份商周也屢有提及，不過它是把中年失業、貧富差距擴大、鐵飯碗生鏽以及實質薪資在經濟成長時卻持續下降等等，揉合起來放在『人民幸福感持續流失』的大議題下，作為這個大議題的許多例證之一。這樣子處理這些現象，絕對是過於粗糙的。

如前所述，貧富差距擴大是否已經達到社會不安的臨界點，仍有爭議。

中年失業、鐵飯碗生鏽和薪資水準無法同經濟成長一起上升等等，和貧富差距擴大則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問題。總的來說，上述幾項更接近台灣一直不常觸及的階級議題。

商周至少需要澄清的是：它所念茲在茲的自由化，或者說常常提倡的三通，有沒有可能解決上述現象？

三通容或可以降低企業營運成本(？)，不過，在經濟學上我們根本無法論證三通可以讓勞工的困境獲得紓解，相反的，更有可能的是國內的勞工因為三通而必須直接面對對岸勞工的競爭，使勞勞動階級在面對資本家時更加弱勢。

新自由主義者面對這種質疑，往往都用勞工必須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來回答。問題在於，中國的勞工之所以能夠保有競爭力，並不全然是他們個人的努力，中國學者秦暉在他的文章裡頭說到：『中國製造業工資水平如今不低於印度，但競爭力如今仍高於印度，顯然靠的並非單純經濟性的低工資優勢，而是“低人權”的優勢。』清楚的點出了求諸於個人競爭力的說法之偽善與不負責任。

如果三通後商周屢有針砭的現象未獲改善，是否商周也贊同勞基法所保護的各項權益全面棄守？

商周的邏輯混亂反映了新自由主義者的怪異面貌。他們一方面高喊著全面自由化，要求政府退出，另一方面又以需要政府干預才能有效維持的社會正義議題來攻擊，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政府的手妨礙了市場的良好運作，因而導致國家、社會的衰退，人民受苦。

新自由主義者一直沒有好好面對一個質疑：市場可能可以帶來資源有效率的運用，但是它確保社會正義嗎？

這個回答我們可能永遠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