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野川左岸

我的生日禮物

◎王文華/撰

每個人，在每個人生階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而因為在忙那些事情而從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訴朋友：「我爸爸過世前那幾年我沒有陪他，因為我在忙這個、忙那個。」我相信每個人的講法都會合邏輯，大家聽完後不會有人罵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但人生最難的不是怎麼跟社會交代，而是怎麼面對自己。

爸爸在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過世，兩年後的今天，我依然收到他送我的禮物。一九九八年十月，爸爸的左耳下突然腫了起來，起先覺得是牙周病，後來以為是耳鼻喉的問題，最後才懷疑是淋巴瘤。在此之前，爸爸一向是家中最健康的，煙酒不沾、早睡早起、一百七十五公分、七十公斤。

由於淋巴散佈全身的特性，淋巴瘤通常是不開刀、而用化學治療的。但爸爸為了根治，堅持開刀。七小時後被推出來，上半身都是血。由於麻藥未退，他在渾沌中微微眨著眼睛，根本認不出我們。醫生把切下來的淋巴結放在塑膠袋裡，舉得高高地跟我解釋。曾經健康的爸爸的一塊肉被割掉了，曾經健康的爸爸的一部分被放在裝三明治的塑膠袋裡。

手術後進行化學治療，爸爸總是一個人，從忠孝東路坐車到台大醫院，一副去逛公園的輕鬆模樣。打完了針，還若無其事地走到重慶南路吃三商巧福的牛肉麵。我勸他牛肉吃多了不好，他笑說吃肉長肉，我被割掉的那塊得趕快補回來。化療的針打進去兩周後，白血球降到最低，所有的副作用，包括疲倦、嘔吐等全面進攻，他仍然每周去驗血，像打高爾夫球一樣勤奮。

但這些並沒有得到回報，腫瘤復發，化療失敗，放射線治療開始。父親仍神采奕奕，相信放射線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次他做完治療後，跑到明曜百貨shopping。

回家後我問他買了什麼，他高興地拿出來炫耀，好像剛剛買了一個Gucci皮包。

「因為現在脖子要照放射線，所以我特別去買了一件夾克，這樣以後穿衣服就不會碰到傷口。」傍晚七點，我們坐在客廳，我能聽到鄰居在看娛樂新聞，爸爸自信地說：「算命的曾經告訴我，我在七十歲之後還有一關要過，但一定過得去。過去之後，八十九十，就一帆風順了。」他閉上眼、欣慰地微笑。

一九九九年四月，爸爸生病半年之後，他中風了。

我們在急診室待了一個禮拜，與五十張鄰床只用綠色布簾相隔，我可以清楚地聽到別人急救和急救失敗的聲音。「前七天是關鍵期！跟他講話，你們要一直跟他講話。」我跟他講話，他聽得見卻不能回答。我換著尿布、清著尿袋、盯著儀器、徹夜獨白。「你記不記得小學時有一年中秋節你帶我去寶慶路的遠東百貨公司，我們一直逛到九點他們打烊才離開……」我開始和爸爸說話，才發現我從來沒有和他說過話。

爸爸回來了，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但他這硬氣的老小子，真的就回來了。帶著痲痺的半身，我們住進復健病房，腫瘤的治療不得不暫停。任何復健過的人和家人都知道，那是一個漫長、挫折、完全失去尊嚴的過程。你學著站，學著拿球，學著你三歲就會做的事，而就算如此，你還做不到。但他不在乎看起來可笑，穿著訂做的支架和皮鞋，每天在醫院長廊的窗前試著抬腳。

癌症或中風其中之一，就可以把有些人擊垮。但爸爸跟兩者纏鬥，卻始終意興風發。他甚至有興趣去探索秘方，命令我到中壢中正路上一名中醫處求藥，「我聽說他的藥吃個三次中風就會好！」復健、化療、求秘方，甚至這樣他還嫌不夠忙，常常幫我向女復健老師要電話，「她是台大畢業的，我告訴她，你也是台大的，這樣你們一定很速配。」

我還沒有機會跟復健師介紹自己，腫瘤又復發了。醫師不建議我們再做化療或放療，怕引起再次中風。「那你們就放棄囉？」我質問。

醫師說：「不是這麼講，不是這麼講……」

我知道我的質問無禮，但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解釋這一年的邏輯。從小到大，我相信：只要我做好事，就會有回報。只要我夠努力，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東西。結果呢？那麼好的一個人、那麼努力地工作了一生、那麼健康地生活、那麼認真地治療、我們到最好的醫院、請最好的醫生、全家人給他最好的照顧，他自己這麼痛苦，結果是什麼？結果都是bullshit！

「還有最後一種方法，叫免疫療法。還在試驗階段，也是打針，健保不給付，一針一萬七。」

免疫療法失敗後，爸爸和我們都每下愈況。二○○○年六月，他再次中風，開始用呼吸器和咽喉管呼吸，也因此無法再講話。他瘦成一百六十五公分、五十公斤。床越來越大，他越來越往下塌。我們開始用文字交談，他左手不穩、字跡潦草，我們看不懂他的字，久了之後，他也不寫了。中風患者長期臥床，四小時要拍背抽痰一次。夜裡他硬生生地被我們叫醒，側身拍背。他的頭靠在我的大腿上，口水沾濕了我的褲子。拍完後大家回去睡覺，他通常再也睡不著。夜裡呼吸器運轉不順突然嗶嗶大叫，我們坐起來，黑暗中最明亮的是他孤單的眼睛。

一直到最後，當他臥床半年，身上插滿鼻胃管、咽喉管、心電圖、氧氣罩時，爸爸還是要活下去的。他躺在床上，斜看著病房緊閉的窗和窗上的冷氣機，眼睛會快速地一眨一眨，好像要變魔術，把那緊閉的窗打開。就算當走廊上醫生已經小聲地跟我們討論緊急時需不需要急救，而我們已經簽了不要的同意書時，他自己還是要活下去的。當我握著他的手，替他按摩時，他會不斷地點著我的手掌，像在打密碼似地說：「只要過了這一關，八十、九十，就一帆風順了。」

爸爸過世讓我學會三件事。

爸爸過世後的這兩年，我學到三件事情。第一件叫「perspective」，或是「視野」，意思是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把事情放在整個人生中來衡量，因而判斷出它的輕重緩急。好比說小學時，我們把老師的話當聖旨，相信的程度超過相信父母。大學後，誰還會在乎老師怎麼說？因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了，事情真正的重要性就清楚了。在忠孝東路四段，你覺得每一個紅燈都很煩、每一次街頭分手都是世界末日，但從飛機上看，你肝腸寸斷的事情小得像鳥屎，少了你一個人世界並沒有什麼損失。

我的視野是爸爸給我的。我把自己過去、現在，和未來所有的挫折加起來，恐怕都比不上他在醫院的一天。如果他在腫瘤和中風的雙重煎熬下還要活下去，我碰到人生任何事情有什麼埋怨的權利？後來我常問自己：我年輕、健康、有野心、有名氣，但我真得像我爸爸那麼想活下去嗎？我把自己弄得很忙，表面上看起來很風光，但我真的在活著嗎？我比他幸運這麼多，但當有一天我的人生也開始兵敗如山倒時，過去的幸運是讓我軟弱，還是讓我想復活？

有了視野，我學到的第二件事是：搞清楚人生的優先順序。三十歲之前，我的人生只有自己。上大學後我從不在家，看到家人的頻率低於學校門口的校警。我成功地說服了我的良知，告訴爸媽也告訴自己：我不在家時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實踐理想的目的是讓爸媽以我為傲。於是我畢業、當兵、留學、工作，去美國七年，回來時媽媽多了白髮，爸爸已經要進手術房。當我真正要認識爸爸時，他已經分身乏術。子欲養而親不待，我離家為了追求創意的人生，沒想到自己的人生卻掉進這個最俗不可耐的陷阱。

每個人，在每個人生階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而因為在忙那些事情而從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訴朋友：「我爸爸過世前那幾年我沒有陪他，因為我在忙這個忙那個。」我相信每個人的講法都會合邏輯，大家聽完後不會有人罵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但人生最難的不是怎麼跟社會交代，而是怎麼面對自己。我永遠有時間去留學、住紐約、寫小說、「探索自己的心靈」，但認識父母，只剩下這幾年。爸爸走後，不用去醫院了，我有全部的時間來寫作，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我的人生變成一碗剩飯，份量雖多我卻一點都沒有食慾。失去了可以分享成功的對象，再大的成功都只是隔靴搔癢。

我學到的第三件事是：承認自己的脆弱。爸爸什麼都沒做，只是一天晚上坐在陽台乘涼，然後摸到耳下的腫塊，碰！兩年內他老了二十歲。無時無刻，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你要如何從其中註釋出正面的意義？每一次空難都有兩百名罹難者，你要怎麼跟他們的家人說「這雖然是一個悲劇，但我們從其中學到了…」

悲劇中所能勉強歸納出來的唯一意義，就是人是如此脆弱，所以我們都應該「小看」自己。不管你多漂亮多成功，不管你多平凡多失落，都不用因此而膨脹自我。在無法理解的災難面前，我們一戳就破。

爸爸在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過世，這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他撐到那一天，為了給我祝福。爸爸雖然不在了，但兩年來，以及以後的每一年，他都會給我三樣生日禮物。這三樣禮物的代價，是化療、放療、中風、急診、呼吸器、強心針、電腦斷層、磁振造影。他離開，我活過來，真正體會到：誕生，原來是一件這麼美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