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生活意見】

前陣子，媒體都用「圓山事件」來做為民進黨號召圍城行動後續在深夜發生於北美館前方的衝突事件，那四個字出現當時，我的腦海突然浮現極為熟悉的印象，déjà vu。

記憶一旦被挑起，搜索的意念就十分強烈，這幾年間，為了探索家族史，約莫也是讀了百來部口述歷史，時空旅行的強烈意念便時時在我內心騷動，是的，我想起來了，於是我在一堆紙本copy的資料裡面焦慮翻閱，找到了，歷史上的圓山事件，發生於1947年3月8日晚上，1947對台灣來說，是個應該被記住的年份，那年發生228，迄今仍有超過半數的、居住在台灣的人不願意去提228，確實228也被選舉操弄得太厲害了，但回歸歷史，那其實是一個應該被認識的年代，就在那時，距離事件發生不到十天，發生了1947年的圓山事件。

根據當時的國民政府官方所發表的報告指稱，「8日夜10時後，台北地區暴徒與北投、士林、松山等郊外之暴徒會合後，襲擊圓山海軍辦事處台北分處，經激戰一小時後被擊退。」當時的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綏靖清鄉會議上面說，「寧可枉殺99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並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敵人寬大，就是對自己殘酷。」

此「圓山事件」至今仍是歷史上的疑案，官方與民間說法出入頗大，民間亦有傳說，指稱此一事件，是警備總部製造的「假戰鬥，真殺人」。

根據228事件見證者林木順在個人著作《台灣二月革命》中提到：「（ 9 日）上午10時，柯遠芬引導楊亮功（當時的閩台監察史）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個戰屍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
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
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根據當時忠義服務隊副總隊長廖德雄（228罹難者廖進平之子）的口述回憶：
「3月6日晚上，我回家換衣服，剛好遇見父親也回家換衣服。父親告訴我，張邦傑3月6日下午兩點從上海打電話回到迪化街的巫世傳處，要人傳話給父親，說蔣介石已經派兵從上海出發，三月八日將抵達基隆，叫大家要有所準備。」

張邦傑是我外公的三弟，228發生之前，他跟陳儀槓上，被抓去監禁，差點被槍斃，因為他在戰時曾經參與情報工作，情報單位運用關係將他秘密送往南京，從多份口述歷史都提到，他曾經打電話回台，提到蔣介石即將派21師，3月8日傍晚在基隆登陸。

廖進平的口述歷史又提及，「3月8日早上，我正式下令學生隊解散。我告訴大家，必須逃亡了。我們沒有武力，也沒有武力的準備，應付不了蔣介石的武裝部隊。」

「3月8日中午，我到中山堂探察情形……王添灯說，你父親說有來自上海的電話，消息確實嗎？我說，確實。不是普通人的風聲，是張邦傑的傳話。」

「有些學生不了解情況嚴重，仍然駐留在分局。3月8日當晚，派駐於大同區與延平區的學生，也就是住在士林、石牌、天母的學生，大約晚上十點，因為停止配飯，沒飯可吃，只好回家。事後我聽說，回家途中，他們沿著淡水線的捷徑往北走，在圓山附近看見許多中國兵荷槍實彈巡邏，圓山動物園前原本是日本的海軍訓練所，戰後中國海軍接收，拿來當倉庫，駐有一連兵力。一百多個學生走到中山橋，就被兵拿著槍給攔下來，沒辦法逃，有的學生乾脆跳往基隆河，淹死的無法估算，來不及逃走，當場被打死的學生有五十幾人。那次事件中，倖存者沒有幾人，是其中一個台北商業學校的學生告訴我的。事後統計，據我所知，忠義服務隊一千三百多個學生，失蹤的、死亡的，約兩百數十人。」

對於1947年發生的圓山事件，只能從極少數的口述歷史還原真相，至於陳雲林來台期間，整條中山北路紛擾不斷，這條在日治時期被稱做勒史街道，通往圓山台灣神社的美麗三線路，成為國賓飯店、晶華酒店、上揚唱片與最後北美館衝突事件的主要發生地。其實在228發生的1947年，這條道路也充滿恐怖的肅殺氣氛。

李仁貴，1901年生，台北蘆州人，公學校畢業後，經營台北電氣工程，戰後參加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當選台北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時，被推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兼調查組長。3 月11日早上七點左右，被三個穿私服的人從中山北路一段133號的自宅抓走。

而上述口述歷史訪談的廖德雄一家，則是在中山北路一段125號。至於同樣在228事件消失的菁英，民報發行人吳春霖，則是住在中山北路一段135巷內。

我特別喜歡三立主播陳雅琳在「福爾摩沙事件簿」經常說的一句話：「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我們都要做個有記憶的人，彼此共勉之。

附註：
廖進平（1895－1947），台中人。曾參與台灣文化協會活動，並為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之一。蔣渭水逝世，擔任出殯遊行總指揮，因而一直受到日本警方嚴密監視。戰後，廖進平以自己私宅為連絡處，與台灣文化協會會員、台灣民眾黨黨員連絡，進而擔任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與有志一同策劃遊行抗議事宜，參加處委會，國府軍隊上岸開始大屠殺前夕逃亡，被密告而在八里被憲兵逮捕，遇難。

王添灯（1901－1947），出生於新店，日本時代曾服務於新店庄役場，並於夜間赴成淵中學上課，不久調至台北市役所。並加入文化協會，認識楊肇嘉、林獻堂等人。後因日本軍閥得勢，無法推廣地方自治運動，逐創立文山茶行，經營茶業貿易，出口至新加坡、印尼、琉球、大連、天津等地。戰後任台灣茶商公會理事長、人民導報社長、自由報創辦人，並當選台灣省參議員等要職。二二八事件時，擔任處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組，1947年 3月10日清晨，被一批穿私服者捉走後，全無音訊。日前大愛台播出的「矽谷阿嬤」，亦即王添灯堂妹的故事。

照片一：是2001年拍攝，台北美術館前方的人行道。
照片二：日治時期明治橋，亦即後來的中山橋，馬英九於台北市長任內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