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聲音充滿時間 ／ 楊佳嫻

    搭的士到樟宜機場。司機探得我是台灣人，「啊二十五年前我曾在台灣住過一年半」，他說，那是當國民兵的青年時代。

    沿途樹木是高大覆傘，蔭影染綠欄杆與道路，紫花九重葛噴薄如新泉。正午，太平洋日光兜頭罩下來，馳過窗外一輛小卡車，車後箕坐著七名印度工人，頭髮鬍子與眼色，像墨那樣深與黏。「台灣好多地方我都去過的。花蓮還是那樣漂亮嗎？」司機說，那時候，沒有東部火車線，他是早起搭客運過去的，「巴士跟著海岸開，一直開，一直開，開了好久，坐車就要半天了」。

    從Holland Village到機場，大約需要二、三十分鐘車程。司機抱怨，他的孩子已經不會講福建話了，「過年嘛，是大事情呀，但是我兒子女兒都不當一回事」。那張棕黃色印刻著紋路的臉緊皺著，嘴卻咧開了。是苦笑。

    在新加坡我最常停留大學校園。然而，從來來去去，搭拉著各式拖鞋涼鞋，海灘褲低胸背心的學生身上，除了那張東方臉孔，其實並不怎麼讓人有親切感。 說福建話，說中文的那幾代已然老去，混著馬來音腔與本地語法的Singlish迴響在學院曲折的穿廊。然而，掩映在蕉風椰雨之間，享樂的，秩序的，此起彼 落的鷹架與工地，機械手臂高昂，那氣勢彷彿可以挖掘雲根──這是個以汰舊換新為榮的國度，並且比其他同樣愛汰舊換新的國度更有計畫，會搭配。

    可是我腦中總縈繞著司機那張臉。那是王安憶寫過的，〈傷心太平洋〉中那個的新加坡華人家族。任職橡膠公司性格暴躁的爺爺，生育不斷不快樂的奶奶，懷抱著文學夢遠渡重洋、從上海進入延安根據地的父親，以及早早就成為馬來亞共產黨員的小叔叔。「我走在新加坡的街上，不是武吉路那樣的繁華大街，也不是牛車水那樣 著名的老街。而是一些不知名的背靜的小街。我走在那裡，看見的每一個老人，就覺得他們是我的爺爺和奶奶。我的落拓的、不幸的、疲憊的、傷心的爺爺和奶奶， 匆匆地，惶惶地行走在烈日之下，奔波著他們動盪不安的生計」──小說裡，這是在中國出生的孫輩，終於來到熱帶追尋家族故事時的感受。

    在新加坡，牛車水列為觀光景點，矗立巨大粗糙仿中國式建築，許多人擺姿勢比YA拍照，生硬的飛簷猶如澆模灌鑄出來。使我想起北京全聚德旗裝女侍們，人在板硬的衣料裡頭噝噝轉著身體，大紅流蘇綻了線，扎眼的滾金邊。可是，使人難忘的，總是那些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臉，東南亞烈日曝曬過，為命運搓揉過，早晚在方正格局HDB（國宅）內神龕上點一炷香給祖先，牌位旁紅蓮燈記得打開開關──好玩的是，假日傍晚，hawker centre塑膠桌椅圍坐，這些手持虎牌啤酒已然休息養老的叔伯們，也會一齊為歐洲足球賽轉播嘆息，叫喊。

    〈傷心太平洋〉中使人傷心的到底是甚麼呢？在南洋為生計奔走固然艱苦，卻非傷心的來由。透過後輩目光，王安憶寫，父親和小叔叔之所以在那日本與英國勢力微 妙牽制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裡，在新加坡島上以寫作、以戲劇、以秘密的政治，作各自的努力，是因為「必須做點甚麼，才可消除他們毫無二致的深入骨髓的漂浮感」。這是一種悲劇性的氣質，如火，如水，焚燒與漫流時皆義無反顧。為了抵抗一望無際的海浪帶來的暈眩，這個家族的青年懷抱著夢，想突破漂浮的宿命。

    他們在遙遠南洋，以為心跳與中國同拍，夢想前進大陸，深入黃土內在。為了證明這是愛不是幻想，古老中國與革命新中國揉雜成複調的召喚，南洋青年克服了太平 洋，那種熱烈奔赴，比愛情還強。不只是南洋，同樣是島地的台灣，歷史上不也讀到好多人的「祖國行旅」，從留下的文字看，他們熱烈，歡喜，可是也困惑，恐怖。從殖民地來，從破碎海水中來，島人們發現他們要背負著的比自己想像得更多。


◎圖為王安憶傷心太平洋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