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煒恆 / 陳渡

     戒嚴令頒佈後，港澳記者在北京飯店咖啡室召開會議，達成了聯合行動的幾點共識，這是有史以來最齊心的一次合作。這次會議，形成了幾點內容，所有記者都搬到北京飯店居住，如發生問題，好互有照應。因為當時有為數不多的幾位記者，是住在民族飯店的。會議後，他們都搬到北京飯店來。二是記者設立了一個聯絡中心，大家有任何消息，都向中心報料，實行新聞共享。三是記者不要單獨行動，要有行家互相照應。

　 這是一次罕有的聯合採訪行動。香港新聞業競爭十分厲害，但這一次，面對重大的危機，大家都放下成見，攜手合作，這是情勢使然。

　 可惜由於局勢的緩和，這聯合採訪，只實施了一天，便告解體，各行家便拋棄這共識，回復各自為政的局面。

　 港澳記者這次聯合採訪成功實行，在保障記者安全的前提下，突破新聞封鎖，作出了可貴的嘗試，是中國新聞史上一次不可忽略的事件。

　 戒嚴令中有一招十分嚴厲，就是港澳台記者要採訪，須獲北京市批准，這等於切斷了海外記者向官方求證的渠道。

　 不過，在戒嚴令發佈前七天，鑒於天安門廣場環境愈來愈惡劣，呆在那兒的外地學生缺衣少食，我和天天日報的記者梁淑英商量，決定去中國紅十字總會了解一下情況，我們知道，香港有部分捐款是交給紅十字總會的。

　 紅十字總會在東城區的一道胡同內，社會福利部部長劉部長一聽說港澳記者，立即接待。他首先澄清紅十字總會沒有被軍管，並介紹了接受捐款與使用情況。他說紅十字總會有八、九十名工作人員，幾乎全都投入廣場救助工作。這次有限度的「冒險」採訪，十分成功。其實相關部門也十分樂意向公眾解釋相關情況，只是戒嚴令實在令人討厭。◇

    做為記者，戒嚴下的採訪，還是正常的，當然，禁制下，是無法透過正常途徑，向官方查問新聞的，所以做記者，只有把採訪對象固定在市民、學生。

　 這戒嚴令，當然十分愚蠢。

　 戒嚴令頒行幾天，實際上無法執行。政府在北京郊區組織了一場反動亂遊行，居然邀請記者去採訪，當時的港澳記者都無興趣，倒是有幾個洋記者去了，他們的認真精神，真讓人佩服，因明知這是一場宣傳活動。他們回來以後，坐在紀念碑下，和眾行家分享這奇異的採訪經歷。據說這遊行的秩序極好，呼叫的口號都是支持政府決定的。聞之我們都發笑。

　 戒嚴令頒佈當天，全部港澳媒體，約好在北京飯店咖啡室開會，應對局勢。發起人是星島日報的老冠祥及文匯報程翔等。

　 當時已是二十一日的凌晨，寫好稿，我便到大堂上等候。

　 澳門只有我一位記者，所以我必須到場。北京飯店是記者的天下，沒有遊人，飯店也不管我們這群「違令」記者在這裡明目張膽聚會。

　 老冠祥是香港最早獲派到北京採訪的記者之一，資歷很深，人很溫和，不過，他講開場白時，居然還有小記者在下面開小會，講白天的見聞。到程翔講話時，便鴉雀無聲。我知道有些記者不喜歡程翔，因為去採訪時，程翔面對不作準備的香港同行很不耐煩，故而有人在背後指他「霸道」。但在此刻，不聽程翔還聽誰的？

　 程翔也很疲累，講話的聲音不大，眾行家都閉嘴聆聽。程翔以他的經驗和對北京的了解，建議大家要注意的事情，有很多細緻的情況，不呆在中國長時間，是無法想像的。在重大危機面前，程翔依然從容，對眾生依然關懷，盡力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大家，尤其是新入行者。

　 每想到身陷囹圄的程翔，我便記起他這充滿人性光輝的一刻。他在行內享有盛譽，不是浪得虛名。◇（記憶二十九）

    二十日凌晨，我們跑了幾個地方，比如萬壽路、六里橋、豐台幾個地方，簡直累透，天已大亮，我也已經沒有力氣再跑，估計大白天，市民起床上班，全城都知道解放軍要入城，阻截入城的力量大增，北京就會度過最危險的一個夜晚，我便回酒店休息。

　 睡了沒多久，夢中盡是堵軍車的過程，從夢中醒來，呆坐床上，心中充滿不安，這畢竟是我從未遇過的重大危機的採訪。

　 百無聊賴，又睡不著覺，開啟了電視機，一幕令我心驚膽跳的畫面跳入我的眼簾，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員，正陰著臉，沒精打采地唸著戒嚴令。戒嚴令指由於北京已經發生嚴重的動亂，北京地區將實施局部戒嚴。所謂局部，就是整個北京市區。

　 我惦記著廣場的情況，胡亂地洗了臉，抓起相機袋，便往外奔。走到北京飯店門口，聽到天空有一陣陣沉重的機械聲，循聲望去，只見一架軍用直昇機在長安街上空盤旋，直昇機的出現，令人產生很大的心理壓力，戒嚴可不是鬧著玩的。

　 這時台灣中國時報記者譚志強也從北京飯店大堂出來，見到我，攤開手，大罵一句：「黐線」，我們便相對無言。看著直昇機在盤旋，和街上遊行的人抬著頭，朝天空在大聲叫罵，在北京飯店門口的平台，我們呆了一會兒，便決定吃了早餐再說。

　 由於多日來的遊行示威，北京的遊人幾乎跑光，北京飯店空蕩蕩的，住的全是記者，餐聽也是空蕩蕩的，見到的盡是熟口熟面的同行。我和譚志強坐在空蕩蕩的餐廳，還是相對無言。戒嚴後，報社多次要求我結束工作，返回澳門。我當然不願意，我說記者們都很安全，採訪沒問題。 這是百年一遇的大新聞，我當然不願放棄。◇（記憶之二十八）

    北京市民獲悉將要軍管後，群情洶湧。二十日凌晨，在聽完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轉播後，廣場上的廣播，不斷播出消息，先是指凌晨兩點軍隊入場，於是工人組成的二百人敢死隊宣佈成立，要保護學生安全，當時的情況真是緊張到了極點。

　 這時學生廣播又不斷報道從四面八方傳來的消息：豐台、公主墳、二環路、永定門、大柵欄發現了軍車，呼籲市民前去堵截。

　 情況緊張，是因為前景不明。政府宣稱不是鎮壓學生，但又指責極少數人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動用了軍隊。當時大家的心中充滿不安。這不安，是因為不知道半小時後會發生什麼事，一個小時後又如何。白天又會怎樣，真是無法想像。我寫完稿去文匯報辦事處，程翔約我去看堵軍車情形。先到了五棵松，這裡有幾百名解放軍被民眾圍困，他們都坐在地上待命。解放軍周邊，圍滿了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市民學生。程翔氣壞了，不發一言，把車駕得飛快。我們一出現，立即有人大叫：「記者，記者，讓開，讓開」。人群自動讓出一條裂縫，讓我們進到解放軍身邊。包圍解放軍的人，有老婆婆、老公公、中學生、工人。我聽到一位工人漢子，對解放軍大嚷：「北京沒有動亂，你們跑來幹嗎？回去吧！」

　 有老婆婆雙手抱拳，說：「求求你們啦，回去吧，北京好好的，學生不是壞人。」

　 有的解放軍垂著頭，有的漲紅了臉，看著群情洶湧的市民。當然，也有人指著解放軍的鼻子大罵，質問他們不去保護邊境，跑來北京幹嘛。

　 五棵松還有幾十輛軍車，也被人圍堵，動彈不得，軍東停在路邊，硬是被民眾以「蚊多摟死象」的方式，用人力將車子推後幾百米。

　 我從來沒有見過解放軍如此狼狽。◇（記憶二十七）

    寫完稿，傳回報社，已是凌晨三時，但北京的局勢實在緊張到了極點，我立即離開北京飯店，又到廣場去看一看。

　 從北京飯店步行到天安門廣場，大約要二十分鐘。眼前所見的廣場，已經動了起來，學生絕食已宣佈終止，沒有絕食的學生市民湧到各路口堵截入城的解放軍。  

　 八九民運至此已經完全大變。民眾的抗議本來只是在被動地等待政府的回應，但當發現等來卻是軍管，於是，人民不再等待，動起手來自保了。等待終於變成了對峙。

　 八九民運被鎮壓後，官方出版了不少書籍，但當中有些內容是刻意編造的，並不可信。

　 比如《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紀實》（大地出版社，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一書，五月十九日晚二十一時五十分條寫到：「北京大學籌委會廣播站再次廣播，煽動說，趙紫陽已下台，中央決定出動軍隊進京戒嚴，同學們快到天安門廣場支援，到各路口阻攔軍車去。」

　 在十九日，無論是北京市民還是學生，皆叫官方行動為「軍管」而非「戒嚴」。「軍管」一詞是一直沿用的說法，比如每有大事，解放軍立即去接管電台電視，這叫「軍管」，故而北京人依習慣，稱之為「軍管」。

　 直至翌日早上，戒嚴令正式頒佈，人們才知道這不是「軍管」，而是「戒嚴」。

　 北大學生電台如何說法，其實對廣場的影響沒有即時性，一方面，學校離廣場實在太遠，那時還沒有流動電話，另一方面，交通已癱瘓，訊息傳達十分緩慢。

　 雖是同一個城市，廣場的學生廣播，呼籲大家去堵軍車，比北大學生廣播慢了足足三個小時，是在午夜以後才發生的。不是親睹，實難以想像。官方宣傳書把「軍管」改稱「戒嚴」，並非真實紀錄。◇（記憶二十六）

        八十年代，印度甘地．聖雄以和平抵抗方式，向英國人爭取獨立的經驗，在大學中深入人心。北京民運自始至終都顯示這一經驗在中國的成功移植。而參加運動的學生，也認真的試行著這一條經驗，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十九日的凌晨，就在學生們獲悉政府將實施軍管，把他們逐離廣場時，他們便束手靜待，不作任何反抗，等待驅逐的出現。但解放軍並未能成功入城。

　學運期間，各種消息都有，戒嚴的消息提早外洩，有人說是高幹子弟所為，有人說是同情學生者所為，我相信都有可能。

　作為記者，當時要判斷和求證諸種消息十分不容易，惟一可做的，是把所見所聞盡量紀錄下來，如實報道出去。偌大一個北京城，處處都是新聞，一個人去跑，是沒有可能面面俱到的，只能選擇焦點新聞來採寫。

　 軍管了，但不成功，全城風動，都跑去堵軍車，就是當下的大新聞。這也是一條激動人心的大新聞。

　 從黃昏到凌晨，真是一個令人心揪心的夜晚，人有如坐在過山車上，心情起起落落，落差處於極限，我們未經歷過這般環境。事隔十七年，回想當晚情景，我的心情依然波動甚大，寫著寫著，便無法往下接續。

　 看到已是凌晨一時半，我不能在廣場上再等，報社已到了截稿時間，我立即離開，返回酒店趕稿。其他的新聞，留待明日再處理。◇（記憶二十五）

    在獲悉將要進行軍管時，天安門廣場的局勢丕變，到晚上，一片安靜，二十多萬卜的靜坐現場，沒有了聲音，臨時指揮部電台要不是播放國際歌，要不是陸續播放一些注意事項。

　 十九日晚九時，播出了第一條決議，宣佈停止絕食行動。接著便籲請參加絕食的同學，要先進食流質食物。

　 不到一個小時，指揮部透過廣播呼籲學生說：今天晚上的衝突不可避免，籲請同學，在解放軍進場時，同學要在任何突發情況下，不要與政府人員發生衝突，要保持冷靜，絕不抵抗，身體好的同學要保護參加絕食的同學，男同學要保護女同學，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整個現場氣氛，十分凝重。

　 看到現場一片寂靜，一場轟轟烈烈的追求正義與自由的民主運動，就這樣失敗，我也不禁悲從中來，阿崔和另一名香港記者，反過來安慰我。

　 軍管的消息，是有知情人特意去向廣場的學生報告的，提早披露了政府的意圖。當時，學生們都沒有什麼對策，軍管的消息，大概在下午才傳出，至晚上十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至午夜十二時，天安門廣場的官方廣播系統，開始播出這次大會的實況錄音，現場仍是一片寂靜，李鵬、楊尚昆的講話播出後，至一時十五分，指揮部宣佈，二十二萬在場學生老師全部絕食，抗議政府的抹黑。

　 如果在此時，解放軍入來清場，學生們都不作抵抗，可能一場民主運動，就這樣瓦解，但解放軍遲遲沒有出現。這時，指揮部的廣播說，北京多處路口，出現了軍車，籲請學生和市民去堵截軍車，保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安全，這時學生們忽然都站立了起來，現場出現騷動。◇（記憶之二十四）

    八九民運期間，各種消息甚多，比如鄧小平及李鵬下台、比如鄧小平已去武漢、軍管等，有真有假，有些根本無法求證。當中有些消息，是同情民運者發出的，有些，則是太子黨為了挽救父輩的政治生命，背水一戰，希望學生們讓步，以免局勢惡化不可收拾而放出的。面對這些消息，我的取態是一定聽，也會盡力求證，可大多是無法報道的。

　 十九日晚，有一種說法是凌晨時分，軍隊會進入天安門廣場，驅逐學生。那時，廣場上的學生有二十二萬人，加上群眾，至少有幾十萬人，還有三千多絕食的師生，要驅逐他們必會發生大量傷亡。而聚集在紀念碑周圍的記者，少說也有二、三百人，全世界著名的國際媒體，都有記者在場，要清場難度甚高。

　 當時的學生，把紀念碑的北面，就是正對著天安門城樓的一側留給記者做採訪區，指揮部則設在東面。

　 晚上八時，北京高校學生絕食請願代表團臨時指揮在紀念碑東南角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面對緊急局勢的問題，決定停止絕食，改為靜坐。

　 至晚上九時，指揮部透過廣播宣佈這一決定，廣場上雖有幾十萬人，但鴉雀無聲。這是一個凝重的時刻。

　 七天的絕食，第一次宣佈結束。接著廣播站又宣佈，為了保護參加絕食的數千名同學的年青生命，籲請在軍隊到場時，男同學要保護女同學，停止絕食的同學，在恢復進食的過程中，不要吃饅頭米飯，要先喝液態營養質、果汁，並呼籲停止絕食的同學返校。但無人肯走，全場沒有任何反應。

　 這些安排和呼籲都是相當周詳的。◇
　（記憶之二十三）

　 遊行聲援學生的隊伍，大多已在呼口號，繞廣場一周便離去，或是留下陪伴學生。慷慨激昂的廣播站，也不再播放全國各地的來信又或聲明之類，改播國際歌。

　 我和阿崔穿過人流和靜坐的學生，走到紀念碑下，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在紀念碑，可以看到整個廣場的情況，如果有何生變，我們一定可以一目了然。

　 這時，紀念碑周圍已經聚集了上百名記者，大家坐在石階上，默默無言，靜待著事態的發展。

　 這沉默，令人窒息，令人有些不知所措。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國際歌的歌聲，不斷在廣場上迴蕩。

　 無線電視台曾播出過一個學運特輯，當中有學生齊唱流行曲《血染的風采》畫面，吾爾開希揮舞著旗子，十分威風。媒體製造的這個假象，給了受眾一個錯誤的訊息：廣場上的學生，最愛唱《血染的風采》。

　 其實不然，最常唱的是《國際歌》。

　 《國際歌》可以說，是八九民運中，學生們的圖騰，沒有一首歌曲超過它。最愛唱和最常唱的，就是此歌。

　 從學運到民運的爆發，才三、四十天的時間，至戒嚴前，局勢十分動蕩，一日多變，重要的，大眾化的藝術形式，還未出現。

　民運歌曲，沒有應運而生，學生們只好在自己從小受到的教育中，拾取一些有公共記憶的歌曲，來應對這場運動，國際歌的旋律十分適合這場合，於是，它便成了圖騰，成為公眾口中不斷唱的歌曲。

《血染的風采》不是學生最愛唱的曲，我在這裡特別澄清。◇（記憶之二十二）

    我打算，五月十九日的新聞，用上一、二千字就可寫完，開寫之際，天天日報的記者阿崔，給我來了一個電話，「不好，軍管了，怎麼辦？」

　 她馬上到我的房間來。

　 我想了一下，便說：我們立即去廣場，那裡才是焦點，立即去。

　 「軍管」一說，已傳遍廣場，廣場沒有了往日的喧鬧。我和阿崔站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南角，盤算著如何穿過人流，進入紀念碑範圍，紀念碑範圍肯定是焦點所在。

　 我和她討論著，怎樣才能進去中心位置時，背後忽然有一個男人，湊了過來說，鄧小平已經走了，去了武漢。

　 漆黑的環境中，有人加入我們的談話，還說出了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我十分驚奇，不懂反應。阿崔回過頭去，反問他一句：你是誰？你怎麼知道？

　那人居然說：你不認得我了？

　 阿崔說：沒印象。

　 那人說：你忘了，你的錄音機，漏了在人民大會堂。

　 阿崔恍然大悟：是你呀？那人又重覆說：鄧小平已經走了，去了武漢。就匆匆地離去。

　 我問阿崔是怎麼回事。阿崔說，兩個月前，人大、政協兩會其間，她去採訪，結果錄音機遺漏在人民大會堂內，她回去找，幾經交涉，才找回錄音機，當時見過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大概是人民大會堂的安全人員，故而，他可以在漆黑中，認出阿崔，向我們透露了這條驚人的消息。說完，他便消失在黑暗中。

　 但是，當時的環境實在太複雜，根本無法求證這消息的真偽，我和阿崔商量，決定不報道這消息。因為如果報錯了，對報社的信譽是十分嚴重的傷害，我們寧願再等機會證實。

幾天後才有報道指鄧小平在武漢，這是一條千真萬確的新聞。為了報道的嚴謹。我們放棄了，只因無法證實。◇（記憶之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