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環保，我和他曾合作做濕地，我們曾談及。我們也談及龍環葡韻的環保。在環保方面，我們是一直出力。曾有一次，美國有一個基金來澳，他沒空，叫我去聽，我去後發現也有政府部門。我想他在歷史和環保方面是出了很多力。我最後見他時，是立法會選舉，在氹仔投票站，我在做義工，他告訴我得了癌症，我對他說：「人難免一死。」還告訴他我的一位朋友得了癌症，最後戰勝了。
　　　　　　

我覺得他對澳門有很大的貢獻，他對政府提了很多意見，他不是搞對抗，而是想澳門好，我們在這裏生活久了，會不知不覺地愛上澳門。

蔡佩玲女士：我也是陳煒恒的學生，也是澳門歷史沿革的學生。在課餘，他是很熱心地帶我們去看廟宇，了解歷史。我和陳煒恒的認識時間不長，我第一次見他是一九九六年，當時我們搞了一個有關敦煌音樂和舞蹈的講座，請了兩位有名的專家來主講，當時他來聽講座，結束後他和講者交談，事後講者告訴我們，陳先生一定位收藏家。
　　　　　　

我們認識陳煒恒因他是記者，研究歷史，剛才陳明先生說的基金會，其實該基金會的一位先生問我：「澳門環保情況如何？」他想找一位熟識情況的人問問，我打電話給陳煒恒，當時他已病了，他把陳明先生的電話給我，後來我們開了一次會議。
　　　　　　

後來和陳煒恒的聯絡多起來，因他對我們會（指東亞大學同學會）說目前澳門路氹的老人越來越少，他知道我們有一個錄像空間，建議我們搞口述歷史。已出版了兩年，《口述歷史》的始作俑者應是陳煒恒。他病後我和會長曾去看他，我們很感可惜，會長說可惜在於做澳門歷史研究的人命不該這麼短．．．（說不下去）

傍晚六時三十分，追思活動結束。

香港有位老出版人，他雖不是澳門人，但他很關心澳門，他常和我說：甚麼時候我過來澳門，你介紹陳渡老先生給我認識？他為甚麼會認為陳渡是老先生呢？因他博學，不論是古籍還是歷史，故這位在香港出版界很有地位的老先生，一直提了多次，要認識陳渡老先生，很遺憾他的心願一直未能達到。
　　　　　　

陳煒恒是書痴，是我們書店買書數一數二多的，另一書痴是李炳時先生，我們常約了一齊去廣州買書，他們兩位是買一大堆的，又用背囊又用拖喼的。
　　　　　　

陳煒恒如一面鏡，他說話是很尖銳，奉承的說話誰都愛聽，但能說真說話，這是很可貴的，在澳門這個特殊的地方更顯珍貴更顯鳳毛麟角。失去這樣的一位朋友，我是很難過和依依不捨。
　　　　　　

最後我想說的一句話是：歐文龍事件為甚麼會發生呢？因太少像陳煒恒這樣的人，我們應好好思考。另外，陳煒恒帶給我們的是：不論我們在哪個工作崗位，不論是新聞界還是文化界，要尊重自己的行業，專注地作研究的，是太少了。我們看看近日做的居民生活質素研究，我們的藏書量是世界少有的──「咁低」。在這段時間，我們在懷念陳煒恒時，也要好好繼承和承傳他留給我們的事物，如他肯講真話，肯鑽研，肯保衛澳門。
　　　　　　

有段時間，我聽到有的朋友對他捍衛澳門的濕地並不認同，事實上他們是很短視。我曾去了劍橋三次，我對它有種情意結是年青時受徐志摩影響，他曾在《再別康橋》裏形容劍橋是最美麗的地方，我去了兩次都沒法體驗，為甚麼呢？去了第三次時，我發現了，劍橋保留有很好的本土特色和本土文化，劍橋的街道和小巷保留得相當好，有一條巷是一千年沒有變化的，常有歷了數百年的建築物，所以我覺得陳煒恒提出保留澳門舊建築物和澳門濕地，其實就是為了保留澳門最漂亮的一面，保留澳門的特色，這不是以經濟的理由可去取代的。

鄧耀榮先生：陳煒恒是我的編輯，我和他比較熟的時候，除了剛才小毅提及的我們曾一齊戰鬥，為了搞一個新會。還有，在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零年，我為《澳門》雜誌寫稿，我從他那得到兩個獲益：一是文字，另一是歷史，我的中文真得好差，我是番書仔，雖然他教了我很多中文，但我是沒得救。我和他都是外來移民，我們都在這城市活了數十年，但我和他全沒得比，他對澳門的關懷和愛是比我深刻很多，我是缺乏這樣的心態，因受了陳煒恒和陳樹榮的影響，我開始關心澳門多一點，這是要多謝他。
　　　　　　

另一件事，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患了乳癌，我想找其他的病友和她分享，打電話給陳煒恒時，我也有點擔心，我知陳煒恒不單患病，且病情不輕，他是知道自已可以走多遠的，作為一個朋友，若這樣問他，我不知會否對他造成壓力，我還是打電話，他的反應是令我相當開心，他很爽快地應充：「叫她來吧，讓我和她談談。」
　　　　　　

這是我和他私人的交往，工作上，他常改我的稿，不要緊，重要的是大家的價值觀，回歸後，我做了公務員，合作上是少了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對維持澳門的公義上是做了很多的事，剛才多位朋友都說了，在澳門這個轉變階段是需要多點這樣的人。我也做了多年的新聞工作者，我和他不同，我是「和稀泥」，他有固執的一面，但回想起來，這是有需要，在某個歷史階段這是需要，我現在的工作常是做宣傳，我們常教育年青人要維護公正，維護公義，我們常說，但感覺很難，不是我不認同這個價值觀，我是很肯定這個價值，但發現澳門其實不是一個很公義的社會，而真正肯出來做的人不多。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們常要去外地看別人的例子，如加拿大等，他們是如何維權，他們的非政府組織是為了自己的社會如何和當權者，和不公平的事物鬥爭。若要在澳門找這樣的例子，真不容易，我希望將來可以找到。

或許他的文章不是令每一個人都感覺舒服，但他是把問題拋了出來，令大家關注，這才是最重要的，這是他的目的。澳門現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流失了很多的東西，我覺得他和一群人士努力地去做許多事，其實是影響了很多人，我是其中一個。或許我們不能做到有很大的改變或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想陳煒恒是大家心目中的俠。

　李風先生：我和陳煒恒不單是合作，如剛才吳小毅所說的，也是找他核實一些問題，若對澳門的野史有甚麼不清楚的，我就問他。當時內地人對澳門確是不太了解，當然我也從他那了解很多某某高官的緋聞，哈哈．．．
　　　　　　

我從北京飛來，想說說我的感受，我感覺是十分遺憾，陳煒恒對澳門而言是十分有價值的。我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看澳門，他呢，不論在甚麼時候，正如這裏所寫的（指悼念文）：以真心說真話。這樣的人，對澳門來說，應該要更多一些，但很遺憾，我們今天是又少了一位，在澳門，這樣的人是有的，如吳小毅，她是其中一位，還有其他的。其實現在的澳門，特別是現在大發展的階段，是需要這樣的人，所以呢，當我知道陳煒恒離去的消息時，是我太太發了一道短訊通知我，我也發了一道短訊給她：澳門又少了一隻啄木鳥。任何一個社會需要健康發展時，必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蟲害，這時需要啄木鳥，其實啄木鳥本身也是為了生存，但他對樹木是有益的。直到今天中午，我和中央媒體坐在一齊聊天的時候，還有一些人說陳煒恒得罪了澳門社會的一些人，還有得罪了內地的一些人，有的人很不喜歡他。對陳煒恒，我想以三個字來形容他，不知是否貼切，但我覺得應以這三個字來形容他：為澳門。他對澳門的某些做法，或許是為了生存，如他口誅筆伐，對某些事情他會直說，這些或許他是為了生存，但客觀上，更重要的，是為澳門。在我和他交往的幾件事中，是十分能說明這點的，特別是對澳門好的事情，他是十分熱衷。

如有一次，澳門航空想開拓澳門到台灣的航線，他們想請台灣旅行社的負責人來澳門看看，當時澳門航空請了陳煒恒做導遊，而我有幸做司機。當時我們逛了澳門的內街，這是一般內地遊客不會到的地方，我是看到了澳門人原始的生活狀態。當時有台灣六家大的旅行社的負責人來看，他們看了後很感動，感覺澳門太好了，澳門還保留老的風俗和文化，他們提出和澳門合作搞點文化的事。當時我覺得不容易，因澳門名聲在外的不是文化，直到現在，若你提出：「到香港是買東西，到澳門是看文化。」我想有的人是不能理解的，他們會覺得：「澳門怎麼會有文化呢？」陳煒恒一直在做這事情，台灣的朋友看到了，他們也想做，或許做不成，但令他們相信這點是挺不容易的。其實讓內地人相信澳門是文化之都也挺不容易的，但陳煒恒努力地做。剛才欣欣提到了，在和國家圖書館聯系做講座的事情，當時我也做了一些工作，國家圖書館的反響十分好，還對他說：「你一定要再來。」當時我們想，這是老館和新館之間的爭奪，每一個人都想把最好的留給自已，我們也想有機會請他到老館文津講壇，在這著名的講壇說一次，這是零四年的事情，三年了，很可惜十直未能實現，他走的時候．．．．（停下，未能說下去。）．．
　　　　　　

在澳門像陳煒恒這樣，頂天立地，做這麼多工作，不求回報，說這麼多真話，不怕得罪人，是很難能可貴的。有句俗話說：天塌下來，個高的頂著，陳煒恒絶對是我們這裏個最高的，他能頂得住，現在陳煒恒走了，若天塌下來，澳門人誰來頂著？我希望我自已能起一點作用，我希望澳門能有人能出來槓起來。

但由現在給廉署查的那家公司負責做工程，搞得亂七八糟，亞恒氣得要死，寫了好些報告給歐文龍，那時怎知歐文龍和這家公司「打龍通」，結果歐文龍把報告給了建設辦，建設辦又交給這家公司，著他們和亞恒解釋，這家公司三番四次約亞恒去開會，結果都是讓亞恒呆等的，把他弄得一肚火。在濕地這問題上，他是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力氣，早些天，我看到ｃｔｍ的討論區上有人質疑亞恒是否和歐文龍勾結才能取得濕地，我看了真得好氣憤，想回應反駁，但可惜我做了記者這麼久，我是不懂得打字的，我和亞恒一樣，是很不喜歡打字的．．．

　(與會朋友：我幫你打，你寫我打．．)

吳小毅女士：亞恒離開新聞局，除了因為悶外，其中一個原因是要學電腦打字，這是他私下告訴我的，穆欣欣，對不對？他有沒有騙我？
　　　　　　

說回環保，他真是好盡力。以前我好怕接到他的電話，因每次他都要我幫他做事，在報館趕稿趕到「好似隻狗咁」，他突然來電：「師太！」「都說了不許叫師太！」「師太，你快點去找崔世安。」原來氹仔的爆竹檔準備放在龍環葡韻附近，「嘈死啦！小鳥點睡覺？」「這事不屬崔司長管的。」「不理，你幫我搞好。」後來我還是給了他一個電話，讓他自行去搞，後來爆竹檔是移到別處去，他真得好緊張這些小鳥，好似是他的命根。社會上有的言論對他很不公平，他一笑置之，他批評別人時會很刻薄，我曾勸他：「恒，中庸一點吧。」其實到了後期，他是中庸了好些。他今次得病，山項醫院很盡力，特首和崔司長都很關注，但醫院的技術不够你沒法，他真得諒解，沒提半點批評，依他平日的個性，一定罵，但他沒有。
　　　　　　

我和陳煒恒的認識始於新聞界，我們一齊跑市政廳的新聞，陳樹榮先生說這是很悶，但陳煒恒是很花思去做，即使是採訪小販，他也是花了心思，很花心機去做，當然他做大報嘛，不似我做細報，敷衍了事。做這些新聞的同時，他掌握了很多社會民情和實情，我們現在對他的了解主要是環保和歷史等方面，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政治記者，他寫的政治評論相當精彩，他對政壇時事真得好關心，包括歐文龍事件，前前後後，很多事，我這跑政治新聞的記者都不知道，他也知道，我說他：「你真是好八！」打電話給他永遠不能第一次便打得通的，他病時我說他：「好心你留番ｄ力氣醫病！唔好八！」「唔可以，呢ｄ係我生命之源，係我嘅動力。」我又扯開話題了，他對時事的觸角真得好敏銳，我想現在在職的記者很多都不如他，包括我自已。

我想若他放多些時間在時事評論上，會很好看的。特別是他肯說真話，澳門現不是沒有人說真話，只是從另一個角度說真話，社會是需要來自不同角度的聲音，我不是說唱讚歌不好，社會也需要讚歌去激勵民眾，但當社會出現問題或存在問題，特別是有些事很過份時，是需要有聲音去指出，不然，社會不能達到真正的和諧。
　　　　　　

我沒做逃兵，有段時間，亞恒做了逃兵，反臉啦，罵：「搞錯，有記者唔做，去做官？」幸好他很快醒覺．．哈哈哈．．．弊，得罪了陳雨潤，他現在做了經理。我這人口無遮欄。
　　　　　　

後來，他重回傳媒界，我們又走在一起，因為澳門記者聯會，一群所謂的熱血青年，鄧耀榮有份，還有去了澳洲的聶國瑞，有我有亞恒，發起要搞一個傳媒工作者協會，記者聯會事件太多是非了，不談，說回傳媒工作者協會，原來太多理想的人走在一齊是沒法做事的，哈哈．．．搞了好久，才在回歸前辦好，鄧耀榮還是我們第一届的理事長。
　　　　　　

他真是一個好好的人，一個追求公義的人，他對這個城市的熱愛是執著的：「不可以這樣！不可以！不可以！」他這種執著多少影響了我，如經濟發展對城區舊貌的破壞。他以前曾批評文化局對文物修繕因不專業，形同破壞，他和我說時特地解釋甚麼叫整舊如舊，我是不懂的，他會說上一大堆，其實我很喜歡和他半訪問半聊天。後來我開始關注城市舊區，包括藍屋仔事件，有人問我因何訪問陳煒恒，我說：「他很關心這件事。」到了後期，他也教我如何看緊一些事。

我真得很不捨得他離去，他真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以前可以順手打電話找他「每事問」，現在我不能了，我真得好悲痛，但我們不能悲痛，我們要做點事，不是為了陳煒恒，不是為了誰，而是為了澳門的未來。

在強大的經濟發展衝擊之下，我們的環境，生活文化能保留多少呢？若我們不啍一聲，會變成怎樣呢？不是為了甚麼，而是為了我們有價值的文化能存在下去，我覺得在城市舊貌的保存和文化承傳，及環保方面，我們應多做點事。我覺得對政府的監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做點事，不要依賴某人，故這次有人發起保護燈塔，我覺得是好的，我們不是和政府對抗，而是我們應共同參與，如南灣湖，我們都不知道又填了一塊地，那天和陳煒恒談起，他又在罵，但我們真得不知，我相信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去做，我相信澳門是有希望的。

他是一九八七年得肝病，當時我還在內地當醫生，我父親還在世，著我把兒子帶去廣州中山醫院診治，驗出的甲胎蛋白高達二千，這是肝癌的指數（後來證實不是肝癌），當時我們很擔心，在廣州住院醫治時，病轉好得很慢，因要照顧他，故我提前退休，專心照顧他，看著兒子和媽媽，我是這樣來到澳門。當時我想拿回學歷認可，掛牌做醫生，他說：「你對兒子沒信心嗎？」後來他建議我去做義工，我便去了做義工，我是長者義工訓練班第二期的義工。我是做醫生的，一直追踪病情，常做體驗，怎知還是保不住兒子。他曾說：「媽，想求生真難！」我心中一直很難過，但沒有辦法。

主持人：若大家有甚麼建議，不妨提出來，我們希望能把亞恒未完作的事完成。

劉羡冰女士：我和陳煒恒也是忘年之交。他和中華教育會有兩次合作，一在北京，另一是有關王文達先生的《澳門掌故》一書，王文達先生當年是在澳門日報撰寫專欄，若能把這些文章結集出書，對推動澳門的歷史研究很有幫助。但要做好這事需要先做好兩件事：一是做好人際關係，二是要對文章校對，當年是「執字粒」。我們是希望在澳門回歸時出版這本書，校對這本書是十分專業，需要很多書，唯一可以向我提供幫助的人是陳煒恒。我向他提起，他很興奮，因出版這書也是他夢寐以求的，雖然他很忙，也一口應充，但他要求我給一年的時間作校對，讓他有足够的時間翻查王文達先生在書中提及的二百多種書籍，我說：「若錯過這個時機，我無能為力，我們先把它出版，待重版時再重校。」在和他合作的過程中，我發現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年青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從那時開始我感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他告訴我很多事，始終他沒有悲觀失望，始終為澳門為未來。我覺得澳門有這樣的年青人很有希望。盡管他離去了，但我相信他的精神仍在，若有更多的人敢於直言，澳門是有希望。我也是陳煒恒帶去觀鳥，故我和他也是忘年之交。
　　　　　　

每個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也總會要走，陳煒恒留給我們的是甚麼呢？我覺得他留下的東西是發光的，所以我們是很不捨得他離去。

陳煒恒媽媽：他和我說：「澳門大學增加一個歷史系，我打算把我的藏書捐給這家大學，所以他在生前已做好計劃把藏書捐給澳門大學圖書館。」

劉羡冰女士：陳煒恒曾和我說：若人一死兩腳一伸，生前所收藏的書會重新流回市面。當時他的這番話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在做完《澳門教育》一書，便把所藏的一批教育書籍捐給了中央圖書館。

陳樹榮先生：陳煒恒在病中仍愛賣書，他曾告訴我在網上買到《淹留》影印本，他也曾告訴我會把藏書捐出來。

我對陳煒恒的第二印象來自一九九九年回歸時，當時我在澳門大學教書，搞了一個活動，讓學生認識澳門，然後讓他們在回歸時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我是半點不認識澳門歷史文化，我老說自已不是文化界，只是新聞界而已，陳煒恒說：「你真傻！新聞界其實是文化界的一種。」我想起何不請陳煒恒幫忙帶學生去看澳門的歷史文物了解歷史文化？這人是字典，於是我找了陳煒恒帶隊，那次我也跟著去，走了一整天，我發現比我讀好些年的書還要管用。我向學生說：「你們可有發現這人有點傻？」學生說：「對呀」「這人的記憶很強，看到一塊石頭，他會說上一段故事，廟的一物一草，他也能說出掌故，每一事物背後的歷史，他都記得一清二楚。」這事給我很深的印象：若我們要愛我們所居住的城市，那我們先要認識它。後來有學生對我說：「印象深刻，中學時沒怎樣唸中國歷史，更深刻是沒有唸澳門歷史。」我也感覺這是一個問題，自那次後，我很感謝陳煒恒，他帶給我的學生一次很意義的活動。
　　　　　　

回歸後，有次他對我說：「其實澳門有很珍貴的黑臉琵鷺」當時我還傻呼呼地問他：「甚麼來的？」「中國的二級保護動物。」「保護動物中我只認識熊貓。」「我帶你去看。」「小鳥可以看得到？」「可以呀！」後來有一次，有一個觀鳥活動，陳煒恒通知我，他自已騎單車去，我和丈夫帶同孩子一齊開車去到堤岸，即現在有很多賭場的地方，好似好美麗但我們半點不覺得。那天陳煒恒向我們介紹甚麼是黑臉琵鷺，他對我說：「很容易認出的，它飛的時候，嘴巴是直直的，那就是黑臉琵鷺。」我拼命看還是不明白，現場有朋友在跳舞，也放了一些望遠鏡，給我們觀鳥，由陳煒恒作介紹。那時我的兒子很細，我叫他拿著望遠鏡看，你猜他看後說的第一句話是甚麼？「媽媽，原來小鳥會飛的！」陳煒恒問他：「你從未見過小鳥飛嗎？」「沒有呀！我只是從圖片上看的。」接著兒子告訴我：「小鳥的腳很高。」「小鳥飛的時候羽毛很美。」這時我明白因何現場有朋友以跳舞展示小鳥飛時的感覺。現代的父母只是從書本教子女，這是不足够的。那次活動，陳煒恒帶給我們一件新的事物：如何保護環境。
　　　　　　

有一次，我很想拍照，我很想拍黑臉琵鷺，我打電話給陳煒恒：「陳煒恒，我想拍小鳥。」他說：「好呀！你來吧！」我們整整行一天，自賽馬會的濕地開始，他向我介紹一些植物，我們直走到現在金沙的地盤，我們還走到蘆葦叢中拍照，後來走到科技大學附近的現是賭場地盤，澳門真不好，全成了賭場地盤。那裏當時是一個堤岸，那天見到好多黑臉琵鷺，有二三十隻，可惜我的鏡頭只是一百而已，照片上全是一點點，我有點失望，陳煒恒說：「你拍的是真的嘛。」「但我想去參賽。」後來他帶我去路環葡韻看小鳥回來，他對我說：「小鳥正在回來。」但我左看右看看不到，我說：「怎麼你說的我都看不到？」「是真的，你等一等。」不一會，太陽下山，有一大群的小鳥飛回來，我不知有多少，是陳煒恒告訴我的，約有千多隻，是小白鷺，我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小鳥。小時候我父親也有養小鳥，但是關在籠中的，和現在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小鳥是很自由的。我問他：「小鳥真得這麼準時嗎？」「是的，鳥為食亡，大清早出去覓食，時間到了它們會回來歇歇，不然它們會死的。」「這不錯，若人也這樣便好。可惜人不是這樣，每天都忙忙碌碌，但不知因何而忙。」
　　　　　　

這三個故事，我其實想向大家說，雖然我和陳煒恒不算很熟，但我們是無話不談，他是會所知的全部告訴你。零五年時，我姐姐告訴我陳煒恒患了癌症，我還不信，問她可有看錯，姐姐說：「不會，醫院很緊張，叫我們要小心，不要做錯免他在報上寫出來。」我當時很感可惜，他才四十來歲，一個待人很好的人卻患上癌症，上天是否是捉弄我們呢？我開始為他祈禱。我們去看他時，他還說：「鏡湖醫院還說我是甚麼甚麼病，幸好我媽感覺不對。」我感覺我們澳門人好可悲，老說兩家醫院，一家醫死人一家收錢，原來不是的，收錢那家也會醫死的。當時我對陳煒恒說別想太多，若真得是癌症，算是中了六合彩。六月四日那天，他對我說：「我真是中了六合彩。」「中了多少個號碼？」「全中。」我對他說：「那從今天起你每過天便賺了一天。」他和我說：「以往的六四燭光晚會，我都會去的，今年去不了。」當時我聽了很不開心：「我代你去吧。」那晚我多點了一根，心中說：「這是陳煒恒的。」
　　　　　　

我想在澳門，熱血青年有不少，但如陳煒恒這樣的，我比較少見。此外，要踏出安逸是很困難的，澳門就是這樣，大家私下都會駡政府，罵文化局，若要寫出來見諸報章，就不會了，陳煒恒不是這樣的，他罵文化局，罵他覺得做得不好的，有問題，做錯了的部門，我很欣賞他這點。政府部門見到陳渡陳截是很害怕的，因不知他要寫甚麼。
　　　　　　

陳煒恒每次做完化療後，他都會寫出來，他的感覺，他的難過，和朋友的支持。有次約他出來散步，他告訴我要待太陽下山才能出去，他解釋說做了化療的病人不能晒太陽。我們便約了一同在傍晚散步。經過體育館時，他說：「你看這運動場，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真該審計審計！」後來，我又問他：「陳煒恒，對於環保，你明知不可為而為，為甚麼呢？」「是呀！回歸時，我和何厚鏵見面，他說：『陳煒恒，你別傻啦，現在我們要發展，別傻啦。』」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接著我問他：「既然如此，你還搞甚麼？」他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的：「我知道呀！我知道他們不會重視不會做，但我要如一隻蚊子那樣不停在他們耳邊叫，不停提醒他們，不停罵他們，直至有一天他們醒覺為止，我不會理會這樣要過多長時間。」這種精神比許多記者還要堅持，有很多記者對我說感覺很累，我總是鼓勵他們：「雖然我做了逃兵，但希望你們堅持下去。」陳煒恒是不論你是誰，他都是堅持批評，堅持提意見，病中也如此。

在他病的時候，他在華僑報的專欄寫了對山頂醫院的觀察，他提了四點建議，這對病人和澳門人都是很有建設性的意見，我真的希望醫院方面能認真看看。直至臨終的一刻，他還是很有默感，他走前的一星期，我去看他，他剛做了一次手術，他問我：「你知道甚麼是生劏？我昨天給人生劏，我又捱過了。」我們知道可能餘下的時間無多，但我們知道他又捱過了。
　　　　　　

我們現在需要有這樣的人：一要有這樣的心，二要有勇氣，三要念念不忘自己的城市，自已的文化，及作為中國人應要擔當的角色。
　　　　　　

在這裏，我想對伯母說聲：「伯母，陳煒恒很疼你的，也知你很堅強，他和我說，若這年多不是你在旁照顧他，他不可能捱過，他也說，若這年多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旁愛鍚他，他不會過得這樣開心，開心是指精神上。」雖然醫治過程他承受了很多的苦，甚至醫療事故，但他沒半點抱怨，我再深深和伯母說一聲：「若我有像陳煒恒一樣的兒子，我也會感到很驕傲。」

我和陳煒恒相識是始於新聞司，但我們做同事的時間不長，我進入新聞司約一年，他便辭工了，當時我只有二十多歲，對他的決定很感意外：「政府工人工高，為甚麼呢？」他說：「我有一些計劃。」雖然和他在新聞司做同事不長，但也看到陳煒恒真的一面：直言。不同的人選擇朋友有不同的要求，論語有一句：「友直，友諒，友多聞。」在我心目中，陳煒恒就是這樣的一位朋友。
　　　　　　

陳煒恒有不少文章和言論在澳門社會是引起了一些衝突，雖然他現人已走了，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我想若干年過去後，歷史對此會有話說的，不用我們在這裏以美麗的詞藻去讚美他的。若能再活一次，要陳煒恒在生命和直言之間作出選擇，我想他還是會選擇直言，對他而言，不能直言比失去直言更痛。
　　　　　　

有很多人不知陳煒恒對北京的感情很深，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我和他一道在中央電視台做回歸節目主持，他在第四套海外中心，我在第一套新聞中心，我們同時為兩套節目做主持。節目做完後，我們很輕鬆，約了一道去買書，他每次去北京最主要的節目就是買書，他是一個對文化很痴迷和很有追求的人，而他對北京的痴迷並不下於他對文化的痴迷，我想若不是這種痴迷，他不會發現北京許多細節。九九年在北京做完回歸節目，我們在北京街頭，他指著路旁光禿禿的樹枝，說：「你看，多像油畫。」我細看也真是，若他不提，我們是忽略了北京冬季的美態。
　　　　　　

二零零一年，我往北京工作，他鼓勵我前去，說：「澳門太細了，你去北京好呀，看多一點，北京有很多細節，值得看看想想，如為甚麼沒有空的的士在長安街行駛？」若不是他說這個，我還真沒有發現。作為一位新聞工作者，他對事物具有敏感性，在生活中，他是給了我很多的指點。後來，因工作關係，我和他有兩次在工作上的交往，一次是零三年，由駐京辦牽頭，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合作策劃一套藝術叢書，即剛才陳樹榮先生說的澳門學，當時我提出要有澳門的朋友出任顧問，不論別人怎樣看澳門，都需要有澳門人作把關，零三年國慶節後，請了陳煒恒和另外兩名朋友一道去北京開會，當時他很雀躍，說：「你去北京做了京官，記得關照我們這些朋友。」還開玩笑說：「你若認識了太子黨，不要忘了介紹太子女給我認識。」他是很風趣的人，常常自嘲，帶給朋友好些開心，我想各位對這也是印象的。當時他對我說：「我有三年多時沒去北京了，我想早兩天去，可四周逛逛。」結果他早了過來，我和我先生去機場接他，我想在朋友中我是和他比較多時間在北京相聚，看京劇。

那次我們在一家主題餐廳吃飯，這件事他在專欄裏也有寫的，他說他請客，我們問他為甚麼要請客，他說帶了很多錢來北京，以後我們便說他腰纒萬貫上北京，為甚麼呢？買書，他到北京必定逛書店、琉璃廠，這是我對他的記憶。
　　　　　　

陳煒恒對澳門的研究不論放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是很有價值，零四年，由民政總署主辦，駐京辦在北京舉辦了一個《澳門廟宇》的展覽，同時在國家圖書館舉行了澳門廟宇講座。當中有一段插曲，也即是我剛才說的很有價值，國家圖書館在北海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築，是國家圖書館的老館，那有文津講壇，當時我托一位朋友聯絡，看能否在文津講壇舉行澳門廟宇講座，但到了講座舉行時間逼近，仍沒有消息，一問之下才知朋友在聯絡後便往了外地出差，聯絡中斷了。當時我不知國家圖書館是分作兩部份的，一在北海老館，另一在城北，因舉行時間逼近，我需要確定舉行的地點和時間，故上網找了國家圖書館的聯絡電話，找他們負責辦講座的部門商談，問他們可有興趣辦一場有關澳門廟宇的講座，他們看了資料後很樂意，當一切都確定下來後，原來幫忙聯絡文津講壇的朋友來電，說在文津講壇的講座已確定，我才知原來國家圖書館是分作兩部分。我當然是希望能在文津講壇舉行講座，那是很著名的講壇，很多有份量的人都曾在這裏舉行講座，若可以在文津講壇舉行，陳煒恒一定很開心的。結果發生了新舊館爭奪陳煒恒，新館方面不肯放棄，為了平息這件事，陳煒恒說：「算了，在新館舉行吧，下回才去文津講壇。」這是一個憾遺，他以為人生有很多的下一次，但有的事是有這一次就沒有下一回。
　　　　　　

澳門廟宇是一個很冷門的題目，在內地民俗學，廟宇也是一門冷門的學問，何況是澳門，很多人說：「澳門有廟宇嗎？」我們初還擔心會出現冷場，但到了那天，到場的觀眾有不少，不能說是座無虛席，但現場有很多的觀眾。講座有一聽眾提問環節，陳煒恒後來說到場的觀眾很有水平，提出一些很專業的問題，如甚麼廟宇等。國家圖書館的負責人也說，這場講座很完滿，一是觀眾很多，二是沒有人中途退場。
　　　　　　

為甚麼我會和比自已年青許多的年青人做朋友呢？我知道當一個人老了以後，很容易會陷入保守自封，我很希望能有一位年青的朋友，不單能和他有共同的話題，而且他能帶給我一些新的訊息和新的思維，所以即使陳煒恒離開了報館，我們還保持聯絡，常常聊天。我們談很多的事，包括他的戀愛，說得很仔細，因為是好朋友，他才會傾心和你說。他病了後，我家人也和他相識的，當他病危時，我太太說：「不好了，看樣子他是一個節氣一個節氣地捱下去。」不想他真得走了，我很感可惜。
　　　　　　

對於他研究澳門歷史文化，我不是始作俑者，但推波助瀾。陳煒恒單身，所以有很多錢去買書，他愛買書也愛買書送給朋友，有次他去台灣，買了兩套有關十三行的書回來，送我一套，我當時說：「這書不平易，我給你書錢吧。」他說：「你也喜歡嘛，所以我送你呀。」我只好接受了，後來我們談起，原來他也喜歡《紅樓夢》，我有一套《紅樓夢》的研究，一套四本，轉送了給他，我說：「當是交換也好，不等交易也好。」類似以書交換的事常有，我們見面的時間不多，但常通電話，「電話粥」一煲短則半小時長則一小時，他有甚麼新鮮事他會告訴我，我也會告訴他一些舊事物，好似我們這種老幼相交的例子，我想不是太多。
　　　　　　

他留下很多的書稿，要出版，我以為這是件好事，他臨終前兩天，我去看他，對他說：你的書我可以協助做校對。我不知他是否聽到，但見他的眼皮動了一動，不論他聽到與否，我都會做的。

主持人：我先向各位簡單介紹舉行這次活動的目的，其實我相信在座各位朋友有不少比我更了解陳渡，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簡單而又隆重的紀念活動，讓更多人知道陳渡對澳門的貢獻。我們邀請了陳渡生前的朋友來和大家分享陳渡留給我們的東西和記憶。
　　　　　　

以我本人來說，我和陳渡在暨南大學求學時已認識，當時我唸新聞系，而陳渡是在經濟學院，大學時期我們並不深交，我只知道陳渡是文藝青年。畢業後，我在澳門新聞界工作一年，隨即去了法國讀書。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九八九年，我曾回澳門，六四民運發生時，陳渡知道我在現場拍了吾爾開希的照片，是吾爾開希第一次公開亮相的場合，他特地找我，還叫我把照片拿出公開發表，當時我感覺陳渡是一位很熱心很熱情的新聞工作者，他有理念，雖然照片後來還是沒有發表，但我對這事印象深刻。
　　　　　　

由於我是從事攝影工作，故有相當長的時間我們是合作《澳門廟宇》一書的圖片拍攝工作，當時他是辭去了政府工作，專心做自已喜歡的事，這是十分難得的。在這裏我們有展出《澳門廟宇》一書，大家可以看看，其實澳門是很需要有人去做這種事，但一直没有人做，我們當時是自資做這事。從我個人來說，我是很欣賞陳渡，這是我和陳渡交往的感覺。相信在座各位陳渡有不同的交往，以下我交給陳樹榮先生講一講他和陳渡的交往。

陳樹榮先生：各位朋友，我們今天在這既是悼念也是紀念陳煒恒先生，今天來的朋友有不少，可見他在各位心目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事實上陳渡／陳煒恒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貢獻是很大，影響也不少，我今天是以亞恒的老朋友，也是歷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參加這個活動。
　　　　　　

我和陳煒恒認識已有二十年，一九八六年，他到《澳門日報》當記者，同年年底，在東亞大學（即現時的澳門大學）舉行一個研討會，我在會上提出澳門學，亞恒雖然當記者不久，但他以很敏銳的觸覺「捉住」澳門學，他問我：「澳門學很重要，能否報導？」我說：「當然可以，你自已掌握分寸吧。」當時提出澳門學是很多人的心聲，若當年亞恒不是以敏銳的觸覺報導澳門學，也許不會很快地引起很多人的重視，去做研究。

這件事令我對亞恒留下很深的印象，覺得他不單單是一位搞經濟的人，他曾和我說在暨大唸的是會計，經濟和歷史文化是拉不上關係，除非你學的是經濟學或經濟史。亞恒當時只有二十三歲，我覺得他是可造之作。亞恒曾說不喜歡搞經濟，太悶太死板，雖然他來澳門不久，是一九七八年來澳門，他來澳門後又去了暨大讀書，雖然他不是讀歷史，但他感覺澳門歷史大有可為，可以發展。

當時亞恒跑市政廳新聞，很沉悶，每天去拿新聞，人有我有。記者分兩種，一種是採訪記者，人有我有，頂多比人家多一點而已，另一種是學者型記者，對一些問題能深入研究。當時我對亞恒說：「你不要做一般的記者，要做學者型的記者，要深入研究，如你採訪市政廳，可以報導他的運作，讀者有興趣知道的。」結果他一連寫了十多篇有關市政廳的報導，這是最早的有關市政廳專題性的、系列性的報導。後來他對澳門的歷史文化越來越有興趣，而且跳出澳門範圍，聯系到中國歷史文化。

八九年採訪六四民運，對他是很有啓發性，他做得十分投入，寫了很多很好的報導，他是澳門採訪六四民運最出色、最好的記者，後來他把六四所見所聞記了下來，寫了約五十篇文章，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忠於歷史文化忠於澳門的歷史學者，有使命感和責任感。

亞恒當時採訪六四很出色，回來後不久，被提升採訪課副主任，正當他的事業大有可為之時，他對我說：陳生，我有新的安排，要跳槽去新聞司（即現時的新聞局）。

去了新聞局工作後，我向亞恒提及我手上有一批衣紙的雕板，問他可有興趣印出來，結果他真得印了出來，其實印這個是很繁瑣的，當時亞恒不怕困難，無師自通，把這些衣紙都印了出來，後來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協助，出了一本書《澳門民間木版畫》。

後來他辭去政府工，去做自已喜歡的事，去做《澳門廟宇》一書，當時我很感動，還對他說：「要為自己日後的生活做好打算。」他說：「若我不做，日後會後悔的。」結果他聯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做《澳門廟宇》一書，我想這是至今為止，民政總署的出版物中最好的一本。亞恒其實還想寫一本《澳門教堂》，但由於得不到支持而胎死腹中，這是很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