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閱讀布迪厄時，常常想一個問題，即當我們用階級品味的問題來看待知識時，很容易落入一種觀點，我在「垃圾的反省」中的表現也容易讓讀者有這種感受；這種觀點會傾向於將知識的標準質疑成菁英的保壘。試想，如果知識本身的接取(access)是不民主的(至少是不民粹的或階級的)，我們豈不是面臨民主與科學的零和兩難，然後以民主來反科學（廣義的科學）嗎？

在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一書中，作者對於知識成為「包容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的主要對象感到憂慮。他認為，過去對於知識菁英的特權反感，迫使知識向普羅大眾開放，大學變得容易進入，也容易畢業；論文的標準變得容易寫，就連現在各國總統的政治語言也比以前要來得膚淺和容易。(Furedi, p.92)這一切試圖讓「被排除者」(the excluded) 成為「被包容者」(the included)的包容政治，正是讓嚴肅的知識標準、藝術標準降低的原因。

Furedi認為，造成知識上包容政治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知識分子工作內容的市場化和專業化所致，這雖然讓知識分子享有從未享有的生活穩定性，卻也喪失了最重要的自主性；他認為「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具有獨立性了，也喪失提出艱難社會問題的潛力。相反的，它也獲得了管理或技術官僚性質的功能。」

其二，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造成了知識標準的降低。所謂的後現代情境指的是一票號稱文化左派的學者，例如搞女性主義、黑人研究，和一大堆「文化相對主義者」，開始頌揚與啟蒙時期「知識普世主義」格格不入的「知識特殊主義」，以少數、弱勢團體、族群的特殊經驗觀點，批判知識普世主義的領導權。例如有此女性主義理論家，會用將一些女性的特質抽象化，組織出特定的女性視角。Furedi引用Mattick的話反駁說：「屬於一個文化，並不使此人比那些外來的研究者對這文化有更多的瞭解。」Furedi認為，活在某一個文化裡，能獲得獨特的東西也只有「那個文化的特殊經驗」，然而知識並不是透過零星經驗就能夠獲得的東西，如果真那麼作，結果就是零碎的經驗將取代知識。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其實也是一種「知識的工具主義」，因為這些知識相對主義者，將知識視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本質上和頌揚「知識經濟」，藉由知識來獲取經濟利益的經濟右派沒什麼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