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昨天有一場講義雜誌舉辦記者會，發表小朋友幸福感大調查。過程不重要，其中有一位兒童醫院的心理醫師說，如果小時候家長無法給予小孩情感上的支持，以高品質地傾聽孩子們的壓力和不滿，而不是給予壓力，那個小孩的人格就會不成熟。所謂的不成熟，就是無法好好處理情緒者，遇到問題就會發脾氣……。

當然，醫生說得很多，不過都跟主題無關了。我陷入了記憶，想起最近被一個朋友說不成熟，因為我在談到一些讓人不滿的問題時，會帶著一些激動的憤怒，有時還帶點髒話。於是我就被冠上不理性，跟動物一模一樣的名稱了。

其實對這種指控已經不陌生了，正如我在「別把風度當深度 」中陳述的經驗一樣，生氣、憤怒和不滿等與風度和儀態相關的字眼，往往被等同於知識、理性和水準。如果我們按人格「成熟」這個字的運用習慣來看，常常被聽到指涉的對象就是不滿的人和容易憤怒的人。但是當這個字在指控這些人的時候，一點也沒有興趣去區分這些人的憤怒和不滿，到底是不是出自於理性和獨立判斷的？所以為了樂生而憤怒抗議的人，就被堆到與家暴毆妻者同一類型的不成熟者。

那麼，相對的成熟者呢？所謂的成熟者，當然就是不成熟者的對立面，不會表現出憤怒和不滿的人。然而，當我們一股腦地用成熟來指涉不會表現出憤怒和不滿的人時，我們並無法區分出「不會感到憤怒和不滿的人」和「壓抑憤怒和不滿的人」。後者，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冷靜，但前者，可以稱為麻木和無感。奇怪的是，我們怎麼會讓「成熟」用來稱呼一個麻木和無感的人呢？

如果成熟，是一種隨著時間而增長的隱喻，但其實成熟者又未必專屬於年長者，但無論如何，成熟是一種增加的資質，是一種幫助人們變得更好的東西，那麼這種東西怎麼會容忍納入麻木和無感，只懂得妥協和姑息的人呢？

中文字很難表達英文中of的用法，一般來說，通常就會被錯誤地翻譯成「什麼的什麼」，也就是一種把名詞當成形容詞來翻譯的方式。我對英文文法並不熟，無法有系統的描述，只能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例如前陣子有一部港片，叫傷城，它的英文片名叫the confession of pain，如果直接翻成中文，可能是「傷痛的懺悔」，但是如果這麼翻，就會錯把of pain翻成形容詞，使得整句the confession of pain變成一句在說明某一種有pain性質的confession，然而這絕對不是原意。原意中，梁朝偉所飾演的警察，因為全家過去被殺害的痛苦，而深陷其中無法自拔，連帶著也利用他的愛、他的職責來遂行痛苦的報復，最後被他所愛的人發現時，以自殺來表達他深陷其中的悔意；所以取名懺悔，並不是在說這種懺悔很痛苦，也不是在說這是一種痛苦的懺悔(the painful confession)，而是在說主角對他自己曾經承受過的痛苦進行懺悔這種動作，凡是傷痛過的人都會經驗的懺悔。

而「不潔的慾望」其實也是一種錯誤的翻譯，事實上，我不是在說某一種慾望很不潔，而是在說我對某些不潔的東西感到慾望的渴求，或者根本我覺得所有的慾望皆是不潔的，應該被排除出去。而這種想法，曾經困擾我許多日子。

我從小就不愛吃東西，也常因此被媽媽狠揍，因為她認為這樣會長不高。青春期時，開始有肚子餓的感覺後，我就對食欲萌生出一種奇怪的恨意，一直到現在還是殘存一些。尤其正在專心做事時，實在很痛恨肚子餓的感覺，我恨它要花錢，又恨它要浪費時間去滿足，如果正當中午時，一堆人正在為購買食物而排隊時，我一定會有一股無名的憤怒湧上心頭，痛恨自己為什麼是個生物，需要靠食物來繼續存活下去。

青春期後，開始有狹義上的性欲，這種慾望的困擾更加強大，因為它會影響的不是肚皮，而是頭皮。每次性欲一浮現時，我所正在做的事情就會慢慢地被分心，每一份心力都會一點一滴地被性欲所瓜分，有時腦子裡幾乎都被性欲占滿，無法再思考事情，這時也就是我忍到受不了的時候，我也才會自己解決，而且每一次解決後就會更加興起想要斷絕性欲念頭的期待。

這些慾望給我很大的困擾，因為它阻止了我做一些自認為很有趣的事，它讓我被迫把所有的事情時程挪後，然後將它排到首要的位置上。對我來說，慾望本身的滿足，其實都是一件麻煩的累贅。我把這種奇怪的想法和朋友說時，都會遭到嘲笑的命運，說到嘲笑，沒人比我媽更厲害了。她說：「你不吃飯，去做仙好了。」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我突然發現，沒有什麼比「成仙」更貼切的描述我的企圖。

以前在閱讀布迪厄時，常常想一個問題，即當我們用階級品味的問題來看待知識時，很容易落入一種觀點，我在「垃圾的反省」中的表現也容易讓讀者有這種感受；這種觀點會傾向於將知識的標準質疑成菁英的保壘。試想，如果知識本身的接取(access)是不民主的(至少是不民粹的或階級的)，我們豈不是面臨民主與科學的零和兩難，然後以民主來反科學（廣義的科學）嗎？

在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一書中，作者對於知識成為「包容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的主要對象感到憂慮。他認為，過去對於知識菁英的特權反感，迫使知識向普羅大眾開放，大學變得容易進入，也容易畢業；論文的標準變得容易寫，就連現在各國總統的政治語言也比以前要來得膚淺和容易。(Furedi, p.92)這一切試圖讓「被排除者」(the excluded) 成為「被包容者」(the included)的包容政治，正是讓嚴肅的知識標準、藝術標準降低的原因。

Furedi認為，造成知識上包容政治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知識分子工作內容的市場化和專業化所致，這雖然讓知識分子享有從未享有的生活穩定性，卻也喪失了最重要的自主性；他認為「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具有獨立性了，也喪失提出艱難社會問題的潛力。相反的，它也獲得了管理或技術官僚性質的功能。」

其二，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造成了知識標準的降低。所謂的後現代情境指的是一票號稱文化左派的學者，例如搞女性主義、黑人研究，和一大堆「文化相對主義者」，開始頌揚與啟蒙時期「知識普世主義」格格不入的「知識特殊主義」，以少數、弱勢團體、族群的特殊經驗觀點，批判知識普世主義的領導權。例如有此女性主義理論家，會用將一些女性的特質抽象化，組織出特定的女性視角。Furedi引用Mattick的話反駁說：「屬於一個文化，並不使此人比那些外來的研究者對這文化有更多的瞭解。」Furedi認為，活在某一個文化裡，能獲得獨特的東西也只有「那個文化的特殊經驗」，然而知識並不是透過零星經驗就能夠獲得的東西，如果真那麼作，結果就是零碎的經驗將取代知識。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其實也是一種「知識的工具主義」，因為這些知識相對主義者，將知識視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本質上和頌揚「知識經濟」，藉由知識來獲取經濟利益的經濟右派沒什麼兩樣。

毒品，在中文的語境當中一直遭到污名化，最明顯的就是翻譯。英文中毒品用的是drug(藥)，但中文卻將它翻成意思上較接近poison的「毒」。
毒(藥)品的非法化，是近代國家才出現的。這當然伴隨著國家統治權力對國民身體的管控能力的提升。在人類歷史中，毒(藥)品的非法化時間非常的短，比起其他如殺人、亂倫、偷竊、搶劫等罪行來說，吸毒這件違法的事可以說是近代國家的發明。
昨天寫了一則新聞，是關於一名吸毒者自己DIY的吸食器。這位吸毒者先生用隨手撿來的可愛大象造型飲料塑膠瓶，連接上兩根塑膠管，還自己用奇異筆在吸食器上畫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吸毒者這麼花心思在吸食器上，雖然也不是很漂亮，但是願意把創意花在這玩意上面倒也特殊，就想寫一則新聞來看看，也順便測試一下報社的容忍度，果不其然，就接到警告電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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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的地方在於，這種文本與現實並不存在分界的立場，可以算是人文社會學科的特有產物，其他的領域並沒有發現這樣的例子，但依人文社會學科在國家對學術界的資助比例和其學生的就業市場分配來看，的確占有弱勢的位置，那麼為什麼一個弱勢者對強勢的文化居然絲毫不知、不感、也不會對此作出解釋？ ...繼續閱讀

關於性行為的戰爭是很熱鬧的話題，可惜在性教育上的思考總是像政治一樣被劃分成兩種立場和選擇，這政治立場式的劃分都不是試圖傳達真理的教育課程所應該傳授的。 ...繼續閱讀

我很喜歡文化資本的概念，但同時也討厭它。 ...繼續閱讀

我只看過學者討論林志玲，卻沒看過學者討論鄭弘儀。也許是因為鄭弘儀缺乏一種可以被當作明星的外部特質。但如果正是這種人成為意見明星的話，難道不是應該拿來討論的嗎？ ...繼續閱讀

許多人討論過這個議題。如我們的院士金耀基，或是其他西方重要的哲人，像康德或是洪堡德，反正一大堆人都討論過這個問題。可是總覺得討論大學的使命、任務，或是大學應不應該資本主義化的辯論。這些討論不是著重在歷史角色、社會角色，就是在政策上的辯論。這好像大學是一台無人機器一樣。我認為這還缺一個東西，就是人們參與大學時感受到的意義。 ...繼續閱讀

其實大師就是別人都在討論他，而他很少討論別人的人。我把它稱作學術訊息的節點。節點的意義就是電路學中的節點，任何一個元件的兩個端點都是節點。它本身什麼都不是，既沒有辨法改變電路的電流和電位變，但是卻是分析電路時很重要的假設物。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