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是在2004年的紐約時報的專欄中讀到。作者David Brooks以Ruling Class War為題，描述支持民主黨和支持共和黨的兩種人。文章中描述的角色鮮明，雖然篇幅短，但我認為比C.P.Snow引人爭議的Two Cultures還要動人。
　　在David Brooks文中，統治階段分成兩種人，份別是「和數字一起工作的報表人(Spreadsheet people)，他們穿平底鞋，而且支持共和黨；另一種人是和散文一起工作的文章人(paragraph people)，他們從不擦亮他們的鞋子，而且支持民主黨。」前者以會計、商管、專業人士為主，後者則多半是學院人士、自由作家和媒體從業人員。前者對數 字帶來的「虛假清晰性」(false clarity)感到怡然自得，容易去稱讚布希的務實言論；而後者則傾向於後現代、後笛卡兒、後建構主義等相關，和凱瑞對伊拉克政策的方向一致。
　　Brooks的文章沒有太多的道理和推論過程，論證力道非常薄弱，但是他所提出來的概念卻非常有趣。等我接觸到了商學、產業研究的領域後，才慢慢發現光是使用「字」和使用「圖表」的差異，就幾乎是由一種「知識的意識型態」的決定的。
　　在研究所階段，與我伴隨的就是成千上萬，爬在紙上的字，從繁體、簡體、英文，有時間還有一點點的德文和法文出來攪局，若要說圖表，恐怕只有在討論藝術作品或是美學時 才會出現一些畫作、藝術作品的照片。就連課堂報告引言時，大家準備的資料也是一堆字，用說故事的方式讀完它。更別說powerpoint了，那是根本未曾用過的玩意。對這一門知識來說，圖片似乎是一種不夠清晰的訊息，即使描述邏輯流程的圖示也一樣，你很少看過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使用所謂的「研究流程圖」，愈是大師級，學術地位崇高者，其作品愈少使用這樣的圖示。像傅科的The order of things開頭即分析Velasquez的《待女圖》，但舊版本根本連圖都不放，倒是描述畫作圖片的文字爬得滿書頁；後來才在出版商的勸說下，放進這些文字所要分析的物件，也就是Velasquez的《待女圖》。
　　到了產業研究領域後，最大的困擾就是不斷閱讀圖表：統計數字、研究架構、研究流程、計畫架構。圖示一個比一個還美，有立體的、彩色的、陰影的。從社會學進到 產業研究，好像從老舊的圖書館坐地鐵到嶄新的百貨公司一樣，視覺上一下子變得複雜許多。剛開始，我很不能適應，這些運用文書或簡報軟體製作出來的圖表遠比我想像中還要複雜，得花一些心思才讀得懂其中的邏輯。後來才發覺，原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知識領域世界，我無意間跨越了。
　　兩者的差異讓我想起社會學家曾經做過的實驗。拿九張照片給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看，詢問他們對這九張照片的意見，是醜、無聊、有趣還是美，這九張照片分別是風景、民俗舞蹈、初領 聖禮、樹皮、肉攤、甘藍菜、孕婦、蛇、海邊的夕陽。結果發現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在傾向上愈是將海邊的夕陽、初領聖禮、風景這種「被拍攝物」本身很美的照片 當作醜的、粗魯的；相對的，教育程度愈低的，則傾向於認為樹皮、甘藍菜是醜怪的、無意義的。也就是說，教育程度會影響對於「再現」與「呈現」之間的品味差 異。研究結果指出，教育程度愈高者，對於「再現」本身的要求較高，換句簡單的話來說，照片好不好看，跟被拍攝的物體本身好不好看無關，跟作品的選擇、光線 設計有關；而教育程度愈低者，較容易傾向於對「呈現」期待，一樣換句簡單的話來說，照片好不好看，跟作者是誰無關，跟拍攝時的光線和作者本身的意圖無關， 而是跟最簡單的，跟被拍攝物本身好不好看要關。前者重視的是「再現物」(照片、繪畫和音樂)，後者則傾向於重視「呈現物」(照片中的人、物、繪畫中的事 物)。所以當繪畫傾向於抽象風格，愈來愈無法與真實物體搭上關係時，就愈後者無緣了。
　　這給予我對文章人與圖表人的劃分界線原理有了新的啟示。假使，我們要表達意見領袖對流行商品的消費行為影響，若從角色的方向著手，很顯然的，圖形可以清楚地表示原訊息經過意見領袖，再到一般消費者的過程， 透過方塊、顏色、圓形、箭頭和不同文字的表現；但如果就文字來表示時，可能還會增加些不同溝通訊息的內容特性，以及不同溝通角色在溝通過程中所扮演的訊息加工功能。簡單地說，同樣是一種對人類腦中世界的符號表顯示，但文字和圖形在功能上、屬性上，甚至擅於使用他的人個習性上，都會出現很大的不同。
據說人類使用圖片的時間比文字長久了不少。在George Bataille的The cradle of humanity中，人類第一張藝術表達就是描述打獵情境下的畫作，似乎利用感官對物體的外形來表達自我對事物的意見，才是人類表達的最原始樣態，因此圖形對人類的感官可能要來得更加直接而立即。相對來說，文字的記錄比起圖形的記錄要來得晚了許多，抽象化的文字距離我們的時間更是短了許多。不過後來的演變似乎有點弔詭，無論是在英文或是中文的電腦書寫裡，我們都發現一種文字運用的「再圖像化」，例如囧或是 \\(_^-^_)// ，有些人在IM裡存了大量的圖形來代替文字的表達，跟這種人聊天，飯可能不夠噴；也有的圖像就像文字一樣，是需要固定的法則或脈絡性知識才能理解的，例如符咒、圖騰和抽象畫作，這些圖形距離感官的直接表意程度其實和文字差不了多少，通常意圖表達的，都不是感官可及的事物，而往往是一種集體的精神象徵或是約定俗成的社群意義。「符」與「文」之間區分愈來愈不那麼理所當然，也不那麼容易區分。
　　一般來說，文字具有文法和體系感，而且文字的外觀不會因為感官作用而受到影響，但文字有一種「表意的距離」，容易將感官獲得的印象，拉高到概念的層次。例如什麼是流行？可能幾個名牌商品的圖象就可以直接表達了，也許也powerpoint檔裡放幾張名牌的logo就可以說完了。但是當Simmel在Fashion中，將流行視為一種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中，我們才會看到，原來流行是兩種需求張力拉扯下的社會距離，當一群人為強調「個殊性」、「突顯性」，而積極在使用物品或生活方式上選擇與其他人有所差異的方向，而另一種人則是為了強調「統合」(union)，兩種需求產生一種類似「躲貓貓」的遊戲。我找新的形式，你趕上模仿，才會形成流行；如果我不找新的形式，抑或如果你不追趕我所找出來的新形式，流行都不會產生。
　　如果我們將流行的分析，抽象化到Simmel的層次，那種將流行的概念圖像化將是一份非常困難的工作。我也許會畫兩個圓，每個圓中都會有方塊，方塊中寫著兩種人，圓則寫著兩種人的分項定義，強調統合的圓畫一個箭頭指向另一個強調個殊性的圓，而強調個殊性的圓則畫一個箭頭指向一個空泛廣大，卻沒有形體的差異性，兩個圓中間的距離才是「流行」。
但，當我試圖畫出Simmel論流行的示意圖時，我發現其實我已在是在寫字，而不是在畫圖了。差別只不過是我畫出來的圖可以塞進powerpoint裡，事實上，如果我真要簡報這張圖，可能停留在圖上說明的時間足夠讓所有聽眾讀完一整段500字的文章了。
如此說來，圖和文的差別，可能不是在於圖和文本身，因為圖和文都是表意系統，只是占據於系統內的位階不同；兩者的差異在於習於使用的人本身的差異，一種相信或不相信事物的邏輯可以用邏輯的事物來表達的差異。
　　我們可以到國家圖書館，試圖翻開管理學或是任何商學院出品的碩士論文，去計算每一本論文中的圖片佔頁數的比例，和社會科學院，甚至文學院之間的差距，一定會發現非常大。這種差距，就像讀中國時報和蘋果日報時，在圖片數量上的差距一樣，是一種行文風格的差距。
　　若要說得仔細一點，重圖者和重文者的差距，我認為在於一種「溝通上的友善」，是一種積極表達得明顯易懂，但因此而失去話語本身足以讓人深思的能量；以及一種「溝通上的真誠」，積極表達得發人省思，但卻因此漸漸失去話語本身的客觀化能力(in Popperian’s meaning)，無法廣為人知。
　　前者以積極社交的業務員為代表，善於透過說話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熱情的口吻讓所有人都失去了戒心，快速地與他聊了起來，雖然很快與他熱絡起來，但仔細觀察卻會發現他的對話中充滿了矛盾，一下子說東讓你對頭稱是，一下子卻又說西讓你義憤填膺，如果跟他對話不帶腦，將不會知道其實他今天說的話正是打了上星期的他一巴掌，也許還會忘記他上星期慷慨激昂地評批今天自己所表達的意見，恍若上星期的歷史不曾存在，也正因如此，他交遊廣闊又無所不談，其實他的交遊和他的話語一樣，皆為泛泛。這種人重視的是社會化，他的價值來自於與他人接近，所以會以最容易與多數人接近卻與深度疏遠的方式(例如圖和符)溝通。
　　後者則以知識分子為代表，善於剖析事物的理路，讓對此好奇的人們隨著他的話語陷入沉思，但仔細觀察，卻會發現他的話語雖然充滿了真誠卻毫不友善，極力斟酌於概念的細微解剖，卻無意中殺死了概念廣為散佈的生機；他的話語吸引了少數專心致志的人們，因而交遊稀少且所談有限，但其實他的交遊如同他的話語一樣，皆為樞機。這種人重視的是個殊化，他的價值來自差異，所以會極力在話語上發展最容易與深度接近卻與多數人疏遠的方式(例如概念化再概念化的文字，或者根本無法被翻譯的文字)進行溝通。
　　我認為，這是一種trade off，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就像有的人相信多看多交朋友多出國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一樣；也有的人認為見識廣博根本不可能依賴這種泛泛的生活態度來完成，即使他看得再多，經驗得再多，也是泛泛，到了一百個國家，所見所思所得可能還不及看一整天的Discovery。但兩者皆有其成本，端看想成為的是社會人或是理念人了。

昨天有一場講義雜誌舉辦記者會，發表小朋友幸福感大調查。過程不重要，其中有一位兒童醫院的心理醫師說，如果小時候家長無法給予小孩情感上的支持，以高品質地傾聽孩子們的壓力和不滿，而不是給予壓力，那個小孩的人格就會不成熟。所謂的不成熟，就是無法好好處理情緒者，遇到問題就會發脾氣……。

當然，醫生說得很多，不過都跟主題無關了。我陷入了記憶，想起最近被一個朋友說不成熟，因為我在談到一些讓人不滿的問題時，會帶著一些激動的憤怒，有時還帶點髒話。於是我就被冠上不理性，跟動物一模一樣的名稱了。

其實對這種指控已經不陌生了，正如我在「別把風度當深度 」中陳述的經驗一樣，生氣、憤怒和不滿等與風度和儀態相關的字眼，往往被等同於知識、理性和水準。如果我們按人格「成熟」這個字的運用習慣來看，常常被聽到指涉的對象就是不滿的人和容易憤怒的人。但是當這個字在指控這些人的時候，一點也沒有興趣去區分這些人的憤怒和不滿，到底是不是出自於理性和獨立判斷的？所以為了樂生而憤怒抗議的人，就被堆到與家暴毆妻者同一類型的不成熟者。

那麼，相對的成熟者呢？所謂的成熟者，當然就是不成熟者的對立面，不會表現出憤怒和不滿的人。然而，當我們一股腦地用成熟來指涉不會表現出憤怒和不滿的人時，我們並無法區分出「不會感到憤怒和不滿的人」和「壓抑憤怒和不滿的人」。後者，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冷靜，但前者，可以稱為麻木和無感。奇怪的是，我們怎麼會讓「成熟」用來稱呼一個麻木和無感的人呢？

如果成熟，是一種隨著時間而增長的隱喻，但其實成熟者又未必專屬於年長者，但無論如何，成熟是一種增加的資質，是一種幫助人們變得更好的東西，那麼這種東西怎麼會容忍納入麻木和無感，只懂得妥協和姑息的人呢？

中文字很難表達英文中of的用法，一般來說，通常就會被錯誤地翻譯成「什麼的什麼」，也就是一種把名詞當成形容詞來翻譯的方式。我對英文文法並不熟，無法有系統的描述，只能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例如前陣子有一部港片，叫傷城，它的英文片名叫the confession of pain，如果直接翻成中文，可能是「傷痛的懺悔」，但是如果這麼翻，就會錯把of pain翻成形容詞，使得整句the confession of pain變成一句在說明某一種有pain性質的confession，然而這絕對不是原意。原意中，梁朝偉所飾演的警察，因為全家過去被殺害的痛苦，而深陷其中無法自拔，連帶著也利用他的愛、他的職責來遂行痛苦的報復，最後被他所愛的人發現時，以自殺來表達他深陷其中的悔意；所以取名懺悔，並不是在說這種懺悔很痛苦，也不是在說這是一種痛苦的懺悔(the painful confession)，而是在說主角對他自己曾經承受過的痛苦進行懺悔這種動作，凡是傷痛過的人都會經驗的懺悔。

而「不潔的慾望」其實也是一種錯誤的翻譯，事實上，我不是在說某一種慾望很不潔，而是在說我對某些不潔的東西感到慾望的渴求，或者根本我覺得所有的慾望皆是不潔的，應該被排除出去。而這種想法，曾經困擾我許多日子。

我從小就不愛吃東西，也常因此被媽媽狠揍，因為她認為這樣會長不高。青春期時，開始有肚子餓的感覺後，我就對食欲萌生出一種奇怪的恨意，一直到現在還是殘存一些。尤其正在專心做事時，實在很痛恨肚子餓的感覺，我恨它要花錢，又恨它要浪費時間去滿足，如果正當中午時，一堆人正在為購買食物而排隊時，我一定會有一股無名的憤怒湧上心頭，痛恨自己為什麼是個生物，需要靠食物來繼續存活下去。

青春期後，開始有狹義上的性欲，這種慾望的困擾更加強大，因為它會影響的不是肚皮，而是頭皮。每次性欲一浮現時，我所正在做的事情就會慢慢地被分心，每一份心力都會一點一滴地被性欲所瓜分，有時腦子裡幾乎都被性欲占滿，無法再思考事情，這時也就是我忍到受不了的時候，我也才會自己解決，而且每一次解決後就會更加興起想要斷絕性欲念頭的期待。

這些慾望給我很大的困擾，因為它阻止了我做一些自認為很有趣的事，它讓我被迫把所有的事情時程挪後，然後將它排到首要的位置上。對我來說，慾望本身的滿足，其實都是一件麻煩的累贅。我把這種奇怪的想法和朋友說時，都會遭到嘲笑的命運，說到嘲笑，沒人比我媽更厲害了。她說：「你不吃飯，去做仙好了。」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我突然發現，沒有什麼比「成仙」更貼切的描述我的企圖。

以前在閱讀布迪厄時，常常想一個問題，即當我們用階級品味的問題來看待知識時，很容易落入一種觀點，我在「垃圾的反省」中的表現也容易讓讀者有這種感受；這種觀點會傾向於將知識的標準質疑成菁英的保壘。試想，如果知識本身的接取(access)是不民主的(至少是不民粹的或階級的)，我們豈不是面臨民主與科學的零和兩難，然後以民主來反科學（廣義的科學）嗎？

在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一書中，作者對於知識成為「包容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的主要對象感到憂慮。他認為，過去對於知識菁英的特權反感，迫使知識向普羅大眾開放，大學變得容易進入，也容易畢業；論文的標準變得容易寫，就連現在各國總統的政治語言也比以前要來得膚淺和容易。(Furedi, p.92)這一切試圖讓「被排除者」(the excluded) 成為「被包容者」(the included)的包容政治，正是讓嚴肅的知識標準、藝術標準降低的原因。

Furedi認為，造成知識上包容政治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知識分子工作內容的市場化和專業化所致，這雖然讓知識分子享有從未享有的生活穩定性，卻也喪失了最重要的自主性；他認為「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具有獨立性了，也喪失提出艱難社會問題的潛力。相反的，它也獲得了管理或技術官僚性質的功能。」

其二，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造成了知識標準的降低。所謂的後現代情境指的是一票號稱文化左派的學者，例如搞女性主義、黑人研究，和一大堆「文化相對主義者」，開始頌揚與啟蒙時期「知識普世主義」格格不入的「知識特殊主義」，以少數、弱勢團體、族群的特殊經驗觀點，批判知識普世主義的領導權。例如有此女性主義理論家，會用將一些女性的特質抽象化，組織出特定的女性視角。Furedi引用Mattick的話反駁說：「屬於一個文化，並不使此人比那些外來的研究者對這文化有更多的瞭解。」Furedi認為，活在某一個文化裡，能獲得獨特的東西也只有「那個文化的特殊經驗」，然而知識並不是透過零星經驗就能夠獲得的東西，如果真那麼作，結果就是零碎的經驗將取代知識。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其實也是一種「知識的工具主義」，因為這些知識相對主義者，將知識視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本質上和頌揚「知識經濟」，藉由知識來獲取經濟利益的經濟右派沒什麼兩樣。

毒品，在中文的語境當中一直遭到污名化，最明顯的就是翻譯。英文中毒品用的是drug(藥)，但中文卻將它翻成意思上較接近poison的「毒」。
毒(藥)品的非法化，是近代國家才出現的。這當然伴隨著國家統治權力對國民身體的管控能力的提升。在人類歷史中，毒(藥)品的非法化時間非常的短，比起其他如殺人、亂倫、偷竊、搶劫等罪行來說，吸毒這件違法的事可以說是近代國家的發明。
昨天寫了一則新聞，是關於一名吸毒者自己DIY的吸食器。這位吸毒者先生用隨手撿來的可愛大象造型飲料塑膠瓶，連接上兩根塑膠管，還自己用奇異筆在吸食器上畫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吸毒者這麼花心思在吸食器上，雖然也不是很漂亮，但是願意把創意花在這玩意上面倒也特殊，就想寫一則新聞來看看，也順便測試一下報社的容忍度，果不其然，就接到警告電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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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的地方在於，這種文本與現實並不存在分界的立場，可以算是人文社會學科的特有產物，其他的領域並沒有發現這樣的例子，但依人文社會學科在國家對學術界的資助比例和其學生的就業市場分配來看，的確占有弱勢的位置，那麼為什麼一個弱勢者對強勢的文化居然絲毫不知、不感、也不會對此作出解釋？ ...繼續閱讀

關於性行為的戰爭是很熱鬧的話題，可惜在性教育上的思考總是像政治一樣被劃分成兩種立場和選擇，這政治立場式的劃分都不是試圖傳達真理的教育課程所應該傳授的。 ...繼續閱讀

我很喜歡文化資本的概念，但同時也討厭它。 ...繼續閱讀

我只看過學者討論林志玲，卻沒看過學者討論鄭弘儀。也許是因為鄭弘儀缺乏一種可以被當作明星的外部特質。但如果正是這種人成為意見明星的話，難道不是應該拿來討論的嗎？ ...繼續閱讀

許多人討論過這個議題。如我們的院士金耀基，或是其他西方重要的哲人，像康德或是洪堡德，反正一大堆人都討論過這個問題。可是總覺得討論大學的使命、任務，或是大學應不應該資本主義化的辯論。這些討論不是著重在歷史角色、社會角色，就是在政策上的辯論。這好像大學是一台無人機器一樣。我認為這還缺一個東西，就是人們參與大學時感受到的意義。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