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我記得，在當兵的時候，有個連上掌管人事業務的阿兵哥，是連長面前的紅人。這個參一(參謀一，即人事業務)為人非常圓融，字也寫得漂亮，講話字正腔圓，非常得體，也因此從不得罪人。這樣的人獲得好人緣，我並不意外，但如果他被稱為有水準，我則會覺得很奇怪。有一次，營上召開所有文書和軍官的會議，除了宣導一些未來旅部年度訓練計畫要點外，營長也破天荒地讓所有阿兵哥發言，你知道的，阿兵哥在這種場合發言其實沒什麼意義，因為沒有人會說真話。本來應該是極為無聊的會議，但是卻發生一件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正輪到這名參一發言時，他說「我覺得營部和連級的文書應該要互相體諒。」他講這話時，所得到的讚許，就如同說出一個從來被沒講出來的真相一樣，從各連連長到營長通通點頭如搗蒜，營長對著我們連長直說這個年輕人說話有見地。我好奇的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場面話為何會得到那麼多「真誠」的讚許？我說他們的讚許出自真誠，是因為阿兵哥是下屬，軍官似乎沒必要奉承。

我舉這段經驗，是因為我一直對台灣社會的「文字觀」有很大的疑惑，一方面，我發現台灣社會並非不重視文字（例如時而出現的，批評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生作文能力不佳的論點出現）。而是將文字的價值訴諸於文學性的優雅、流暢、和典故引用多寡（例如作文中對成語使用的鼓勵），不然就是以禮儀、文雅、頌詞來要求文字（例如我剛剛例舉的軍中例子）。另一方面我們卻又將反映現實、批評錯誤的責任交給數字和統計。結果文字失去了求真的作用，只好成為追求美好和俗爛道德、場面話的工具，於是就出現了一種語言的價值觀，把大量的成語使用、浮誇與複雜的詞彙，當成是文字深度的表現，而忽略了文字有求真、犀利和破除迷思的主要功能。

這段論點並非獨有，早在1880、1882年，分別由Thomas Henry Huxley和Matthew Arnold，針對科學與文學的辯論就已開始。Huxley在伯明罕大學的開幕式中，以Science and Culture 為題演講；他在演稿中大罵傳統大學讓學生浪費畢生之力追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古文學，所以他推祟當時的物理學，也就是牛頓、伽利略式的數學語言，並希望大學不要再將大量的心力放在培養一個學生成為詩人，而應該加強實證科學的訓練。Huxley的論點，有非常強烈的科學主義傾向，隨後Arnold即以Literature and Science 為題反駁。Arnold並不反對Huxley提倡科學在大學中的份量，但他認為若因此就將科學與文學對立則是不正確的；Arnold認為，Huxley所批評的「文學」(literature)其實是非常專業而狹隘的「純文學」(belles lettres)，那只是文學的一種，並非文學的全部，事實上，只要是以符號來追求真、善或美，都是「文學」的一種，科學和純文學都只是文學的次範疇，又何來文學與科學的對立和選擇？

雖然Arnold的立場精確的指出了Huxley的科學主義盲點，雖然放到現在的STS研究中，錯誤百出，數理邏輯語言也並非自明的，但我依然認為Huxley所提出的「文學」問題有其重要之處，雖然我並不贊同他所提出以科學替代(純)文學的方案；重要之處即在於，如果對一個將純文學、道德語言、場面話、制式公文等文類視為「文學」全部的社會，Huxley的論點有其意義，因為他指出了文學(其實是純文學)其實只是在培養品味和高雅氣質，但卻對於真理毫無分析能力的過時知識。我在這類所用的「文學」並非我們平常所用的文學，而是跟Aronld所指的一樣，泛指所有使用符號、表徵的動作。如果你是文科的學生，一定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除非你只跟同學、師長和電腦、網路相處。

我會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常常遇到一個問題，說來還很好笑，因為我說句話不加個「媽的」，有時實在很難講下去，說到性情一來，還會加個幹字，好讓後面的發言更加順口，但有人都為此感到訝異，似乎他們可以容許高學歷說一些聽不懂的話，但不能容許高學歷者說髒話，好像高學歷者所學習的知識、所閱讀的書籍，其目的只是在學習如何說話說得高雅、說得符合禮貌上的要求，說得讓人不尷尬；而不是說出理由充分，論證明確的話。

台灣的文學觀特色最明顯在於作文的價值觀。我們國中小的作文要求，是按照一定的方向來要求的，例如起、承、轉、合的架構，多多使用成語、背下典故的要求，都會對作文的分數起很大的效用。但令人好奇的，在我以前對作文課的印象中，卻很少有老師要求我們對時事，無論是國際上或是現今的，有充分的評論和分析，作文課好像就是一堂練習如何把文章寫得高雅、詞藻華美的課程。最明顯的，就是題目了，我們的作文課中，即使是論說文的題目，都很少有「論XXXX」之類的題目出現。例如常常出現「幸福」或「自由」的題目，卻很少有「論幸福」或「論自由」的題目。這種命題方式，將文字視為某種固定且確定的東西，好像學生在「幸福」的作文中，早已有固定的期待、固定的「何謂幸福」的目標，等著學生的作文來將那個「幸福」說出來；而不是將「幸福」視為一種概念，要求學生運用分析能力，把「幸福」這種概念的形成條件、構成過程說明白；討論「幸福」，把「幸福」視為一個概念，予以分析和解釋。於是作文課成了特定(幸福)意識型態的灌輸課程，學生們努力地學會如何把有爸爸媽媽愛你的幸福給說出來，學著如何把「能夠在和平與富裕的環境下好好讀書」的幸福說得溫清滿人間一點；然而，卻對從事社會運動、拒絕升學讀熱門科系然後賺大錢再娶漂亮老婆或嫁有錢老公的幸福感到訝異或陌生。

當了記者，常常有人會問我「記者的文筆都不錯吧？」甚至還會有採訪對象希望我幫他寫新聞稿。這讓我感到很陌生，因為一方面我從來就不覺得文筆是文字運用的重點，另一方面也對我的文筆是好還是壞這個問題，感到陌生。

Huxley將「廣義的文學」問題指了出來，而Arnold則予以回應。我很希望，我們看待文學的方式，能夠記得Huxley的批評，然後朝向Arnold的方式前進。

在電影「血鑽石」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對話：
Archer: (從教室後門走進來，看著女記者Bowen的電腦螢幕上照著唸稿說)90度高溫下，索羅門跪倒在地上，用他強而有力的雙手搖著鐵網。
Bowen:(瞪著Archer說)幹嘛？
Archer:沒什麼！
Bowen:你認為我在剝削他的痛苦？
Archer:(冷笑哼一聲！)
Bowen: 你說對了，這爛透了。這就像另一個公益廣告，你知道的，黑人小孩，腫脹的腹部、蒼蠅叮在眼睛上，媽媽就死在旁邊。這沒什麼新奇的，卻可以讓人流淚，足夠讓人大吃一驚，但要停止這一切，這還不夠。我已經對受害者的報導感到非常噁心，但我只能做到這些，因為我需要事實。我需要實名、我需要日期、我需要照片、我需要銀行帳號。家鄉的人們不會買戒指，如果上面沾滿的血，除非找到真實的證據，否則我寫不出那樣的報導，就是說，我得找到願意公開他故事的人，如果那不是你，你就幫不上我的忙，我們什麼也做不了，那你不如滾出去！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橋段，直覺這個導演安插這個橋段非常有感覺，他透過女記者Bowen的惱羞成怒，批判了一件事，那就是，光是描寫誰誰誰多麼可憐的處境、拍幾張「動人」的照片所寫成的報導，除了讓報社銷量變好以外，是無法做出什麼貢獻的。

應該是近年來吧！新聞突然重視起光明面的事件。各大報紛紛強調素人的偉大事蹟，以大版面的方式製作這類的新聞。台北市記者公會甚至還有名為「光明面」的社會新聞獎(奇怪，怎麼沒有黑暗面？)。

什麼叫光明面呢？套句話說，就是英文中的brightness or bright side。這是一種常見的人生觀，意思是勸人在遇到事情時，往好的方面去想，例如「我大學聯考沒考上，擔心將來沒有前途，不過往好方面想，我可以去學一項技術，不管是美容或餐飲，至少我不用再跟別人競爭研究所。」不過光明面新聞可不是一種人生態度，而是一種報社用來平衡純八卦、純血腥，卻毫無「知」的意義的新聞處理方式。它的存在，讓閱聽者誤以為純八卦、純血腥新聞的對立面就是光明面新聞，所以刊太多純血腥、純八卦新聞，就應該多刊一些光明面新聞來感化人心。其實，光明面新聞和純八卦、純血腥新聞一面都屬於新聞學中的sensational news (中譯：煽色腥新聞)，是一種訴諸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會讓人大哭、大笑、大驚、大悲、大喜，卻對理解事情、透晰事理毫無幫助的玩意。八卦、血腥新聞讓人誤以為這世界存在著魔鬼，光明面新聞則讓人誤為以這世界存在著聖人與天使，兩種都在使用非人式的個人英雄主義營造出聖化與超人(非人)般的形象，好像這世界就是因為有魔鬼，或有天使，所以才會變得更壞或更好一樣，通通沒有結構性觀點。

開刀不開別人，先開我自己。我在前陣子寫了一則新聞：

病父幼弟少獨扛 父死2孤相依

月賺1.5萬 家計一肩扛

新竹縣17歲謝姓少年在洗車店打工，每月賺取的1萬5000元微薄薪資，除要照顧臥病在床的父親、負責弟弟學費，自己晚上還要上夜校進修，生活相當辛苦；屋漏偏逢連夜雨，少年的父親昨天去世了，僅剩他和弟弟相依為命，處境堪憐。

社會局說，由於謝家有不動產，無法申請低收入戶津貼，不過謝家兄弟均未成年，哥哥尚有謀生能力，要照顧弟弟恐怕無能為力，若親友也有困難，社會局會主動介入安置。

警方說，昨天上午近8點，謝姓少年煮好稀飯準備餵父親吃，卻發現父親已無氣息。少年說，父親上星期在浴室跌倒後，就一直躺在床上，吃飯和大小便都由他處理，前晚還好好的，昨天卻走了，

他也很訝異。警方一時找不到少年親友協助，2名小兄弟不知道該怎麼辦，在葬儀社走來走去，無所適從。

工讀維生 還要繳弟學費

少年說，生母在他小時候就離家出走，父親續絃，生下最小的弟弟，家裡共有7名子女，因為許多因素，只有他與弟弟跟父親同住。但父親愛喝酒、不工作，全家只靠他在洗車店打工維持，除要分期繳交每學期3萬元學費，還要幫讀國小五年級的小弟繳學費、生活費，入不敷出，所幸家扶中心和鄰居有時會幫忙送點菜飯或物資，才能勉強過活。

少年說，他每天一早就起床做早餐給父親和弟弟吃，然後才收拾東西趕8點到洗車店打工，下午5點再趕回家做晚飯。就讀新竹縣某私立高中汽車維修科的他說，從國中二年級開始就打工照顧父親和弟弟，希望將來還能夠與弟弟一起生活，不要分開。

少年的二哥5年前與父親爭吵離家未歸，昨天聞訊趕回家關切，少年的叔叔、舅舅也前來協助後事
。(完)


這一則新聞著眼強調的是少年的英雄化，在新聞中，少年是一名早熟者，照顧弟弟與不長進的父親，而且還能努力用功讀書，更感人的是，他還說以後要跟弟弟一起生活，不想因為被安置而分開。但是新聞卻對其他結構性關點的部分隻字未提。在這個事件中，例如單親之家、父母親酗酒等議題都是耳熟能詳的結構性觀點，但也許閱聽大眾早已熟知，不提也無妨，但還是有個議題滿值得做，卻沒有做，非常可惜。那就是學生打工的議題。過去做學生打工新聞，總是著重在另類的工作性質，或是高利潤的打工方式，這種新聞仍是訴諸感官。很少有分析或報導指出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打工學生，他們如何使用打工的薪水？打工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純粹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還是純粹為了增加生活經驗而有所選擇？)？這些問題之間的區別何在？什麼因素造成了這種區別？

很可惜，報社寧可在這則新聞旁邊多放兩張加起來占去比文字還大面積的照片，也不肯指示一下跑中央文教線的記者訪問相關學者。

我倒也不是完全否定光明面新聞的存在，畢竟不可能整版新聞都是分析性玩意，但總是可以在重要的事件上讓議題往一個偏向知識，而非偏向感官(感動也是一種感官效果)的方式前進。
我非常能理解「血鑽石」中女記者Bowen的「惱羞成怒」，「只能」拍到黑人腫脹的肚子，「只能」寫到黑人的眼淚，讓她羞愧不已。可惜卻有人以這些「只能」為傲。對此，我深深看不起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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