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方法的社會角色

當一個文學院或社會科學院較古老的學科學生，進入企業、國家政府機構工作時，應該都會很訝異，怎麼會這樣依賴數字化的指標來從事績效評估和管理？同樣的，商學院學生若參加社會學或文學院的課程時，也會訝異，課堂導讀者怎麼會像佛經研院班一樣，都不整理想概念流程圖，或是任何可數字圖表化的簡報，而是不斷地引用原典中的章章字句？

這個問題，其實這裡也談得很多了，圖表和文字、量化圖表化與不斷對拆解社會脈絡或語意條件的密麻文字，這些差異恐怕都熟到會背了。但仍然有個不部未解，那即為這些差異產業的社會角色。說明白一點、清楚一點、也就是粗魯一點，就是使用這兩種符號時的社會動機和倫理特性。為什麼會有人要用其中一種？為什麼他不選擇用另一種？這跟他要說的事情應該是相關的，但為什麼他要說的事情總是習慣用這種符號來表達？為什麼要說另一件事情的人們就習慣用另一種符號來表達？

麥克魯漢的神秘口號：「媒介即訊息！」總是讓人(至少讓我)搞不懂，人們總是會假定，符號和符號，方法和方法之間，都是可以轉譯的，就像不同的道路，管你走山路還是水路，坐高鐵還是坐台鐵，都會到達一個目標地，只是過程、成本和時間不同而已，方法只決定過程，並不決定最後的結果，訊息的不同並不由媒介所決定，結論的不同也不由方法所決定。但這裡其實是有疑問的，量化所示意的內容能完全為文字所說明嗎？文字所能證明的事情，真的都有可能找到量化的依據嗎？

其實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學評鑑與SSCI等指標在台灣所造成的爭議了，雙方的爭議在於，大學的好壞，是否應該交由一個以數字等級方式來呈現的「量表」或「指標」(無論這個量表或指標的組成結構為何)？交戰雙方的學者，一邊是社會學、政治學、文化研究與少部分的法學者，另一邊則是工學和大部分的管理學者時；雙方所持的立場，及其學科所擅長操弄的方法，更是一個有趣的關聯，一種「為了方法而活」(living for method)與「依賴方法而活」(living off method)的差異。(這差異與其說是實踐的，毋寧說是概念上的)

韋伯在廣為流傳及討論的演講文《政治當作一種志業》(孫中興討論pdf檔)中，即簡單說明了兩者的區別：

我很喜歡韋伯的直接。在文中，他明確地指出了，將政治視為個人生活所需的基礎和視個人生活理想的基礎給區分開來。前者即為責任倫理，指是一種考量組織生存和效益的倫理觀，這種倫理觀最鮮明的角色，就是電影「駭客任務」第三集中，召集所有戰艦回錫安，要與進犯的母體大軍一決死戰的指揮官Lock，他不相信Morpheus所一直深信的救世主傳統，他只相信，錫安要生存下去，唯有將所有人團結起來一致對抗才有可能，生存率是隨著全體團結一致參戰的比例而提高的，救世主只是不可靠的傳說，不能算進生存的KPI中，若相信救世主，以他戰場指揮官的身份，必無法向全體錫安人民「交待」，因此他堅決反對Morpheus的戰艦載救世主去機器城。

而後者是為信念倫理，最明顯的角色性格就是Morpheus(原諒我再一次使用通俗電影，因為我也有一半的責任倫理，我認為現實的可讀性是文章生命價值的一半)。和Lock的性情相對立，他一直認為，錫安只有救世主能救，雖然他並不知道救世主會用什麼方法拯救錫安，他也不知道用什麼證據來證明相信救世主傳說才具有說服力，但是他認為非如此不可能。

早有科技史學家指出，統計和數字化管理，是擴張當代政治管理能力的卓越技術發明，因為統計的運用，政府和企業的管理能力超越過去許多。數字化(其實多半是統計化)的技術和經濟學邊際學派的機會成本概念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計算未來決策可行性的政策評估方式。在統計和數字化的技術下，所有的決策背後的理念性都會失去意義，主要原因在於理念往往是「超驗性的」(transcendental)，它是種無法靠數字窮盡的抽象概念，根本無法被感官或感官延伸的偵測機器所經驗。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又是一個無法被量化和清楚說明，卻又讓人知道其存在的政治主張)民主政治中，科層化的組織唯有透過數字的方法所檢測到的事實，才能作為決策和施政的依據，否則它將無法在短暫而缺乏思考時間的選戰中，清楚地向人民交代它的價值。簡言之，責任倫理的原則是：理想要達成，需要組織和人，因此組織規律的貫徹和人的根本生存條件，應該是最先被重視的。

另一方面，信念倫理則將目的無限擴大，因此正如韋伯所言，信念領袖常常因為理念的優先性合法化有害的手段，將目標視為絕對，容易忽視生存和實踐層次的其他事務。例如納粹和共產主義都有強烈信念倫理的傾向，兩者都透過思想的絕對性隔絕任何可被質疑的指標檢驗，形成絕對的權威。也正是因為信念倫理的絕對化也意味著責任倫理的空無，因而形成不討論「交代」的思想，為了要拒絕交代，信念倫理會想盡辦法拒絕數字和統計的使用，即使使用了數字和統計，也都是不按照原則的任意操弄，數字和統計只是統治正當性的工具，而不是統治正當性本身。

統計和量化指標數有數字清晰性，套用在政策上容易獲得透明感，造成確定性十足的印象，讓反對人士閉嘴，利於成為政策績效的交代，因此善於使用統計量化方法的學者，相對容易成為大學中與政府和企業最相關的人，或是向政府或企業申請計畫的人。雙方具有相對的親近性，立場較容易站在統治者或統治便利性的方向思考；相對的，習慣強調文字論述者往往因為使用的符號沒有統一性，因而較重視差異，容易傾向於重視人權、平等和弱勢，站在公民社會的立場方向思考，容易忽略國家競爭力、企業利潤等現實主義式的資料，輕視瑣碎的執行面、可行性問題。

在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中，信念倫理的典型是先知，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理想；責任倫理的典型則是跟隨者，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讓理想的生存條件得以存續。但是當兩種倫理的典型對立成為事實的尖銳劃分時，信念倫理只重視差異和理念，不重視可行性和清晰性，責任倫理只重視可行和清晰，不考慮目的的理想性時，實踐上的兩種對立就會產生。而我認為，所有社會運動者和企業、人文社會學者和理工企管學者在思想上的差異，在方法上就會呈現出這兩種社會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