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是在2004年的紐約時報的專欄中讀到。作者David Brooks以Ruling Class War為題，描述支持民主黨和支持共和黨的兩種人。文章中描述的角色鮮明，雖然篇幅短，但我認為比C.P.Snow引人爭議的Two Cultures還要動人。
　　在David Brooks文中，統治階段分成兩種人，份別是「和數字一起工作的報表人(Spreadsheet people)，他們穿平底鞋，而且支持共和黨；另一種人是和散文一起工作的文章人(paragraph people)，他們從不擦亮他們的鞋子，而且支持民主黨。」前者以會計、商管、專業人士為主，後者則多半是學院人士、自由作家和媒體從業人員。前者對數 字帶來的「虛假清晰性」(false clarity)感到怡然自得，容易去稱讚布希的務實言論；而後者則傾向於後現代、後笛卡兒、後建構主義等相關，和凱瑞對伊拉克政策的方向一致。
　　Brooks的文章沒有太多的道理和推論過程，論證力道非常薄弱，但是他所提出來的概念卻非常有趣。等我接觸到了商學、產業研究的領域後，才慢慢發現光是使用「字」和使用「圖表」的差異，就幾乎是由一種「知識的意識型態」的決定的。
　　在研究所階段，與我伴隨的就是成千上萬，爬在紙上的字，從繁體、簡體、英文，有時間還有一點點的德文和法文出來攪局，若要說圖表，恐怕只有在討論藝術作品或是美學時 才會出現一些畫作、藝術作品的照片。就連課堂報告引言時，大家準備的資料也是一堆字，用說故事的方式讀完它。更別說powerpoint了，那是根本未曾用過的玩意。對這一門知識來說，圖片似乎是一種不夠清晰的訊息，即使描述邏輯流程的圖示也一樣，你很少看過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使用所謂的「研究流程圖」，愈是大師級，學術地位崇高者，其作品愈少使用這樣的圖示。像傅科的The order of things開頭即分析Velasquez的《待女圖》，但舊版本根本連圖都不放，倒是描述畫作圖片的文字爬得滿書頁；後來才在出版商的勸說下，放進這些文字所要分析的物件，也就是Velasquez的《待女圖》。
　　到了產業研究領域後，最大的困擾就是不斷閱讀圖表：統計數字、研究架構、研究流程、計畫架構。圖示一個比一個還美，有立體的、彩色的、陰影的。從社會學進到 產業研究，好像從老舊的圖書館坐地鐵到嶄新的百貨公司一樣，視覺上一下子變得複雜許多。剛開始，我很不能適應，這些運用文書或簡報軟體製作出來的圖表遠比我想像中還要複雜，得花一些心思才讀得懂其中的邏輯。後來才發覺，原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知識領域世界，我無意間跨越了。
　　兩者的差異讓我想起社會學家曾經做過的實驗。拿九張照片給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看，詢問他們對這九張照片的意見，是醜、無聊、有趣還是美，這九張照片分別是風景、民俗舞蹈、初領 聖禮、樹皮、肉攤、甘藍菜、孕婦、蛇、海邊的夕陽。結果發現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在傾向上愈是將海邊的夕陽、初領聖禮、風景這種「被拍攝物」本身很美的照片 當作醜的、粗魯的；相對的，教育程度愈低的，則傾向於認為樹皮、甘藍菜是醜怪的、無意義的。也就是說，教育程度會影響對於「再現」與「呈現」之間的品味差 異。研究結果指出，教育程度愈高者，對於「再現」本身的要求較高，換句簡單的話來說，照片好不好看，跟被拍攝的物體本身好不好看無關，跟作品的選擇、光線 設計有關；而教育程度愈低者，較容易傾向於對「呈現」期待，一樣換句簡單的話來說，照片好不好看，跟作者是誰無關，跟拍攝時的光線和作者本身的意圖無關， 而是跟最簡單的，跟被拍攝物本身好不好看要關。前者重視的是「再現物」(照片、繪畫和音樂)，後者則傾向於重視「呈現物」(照片中的人、物、繪畫中的事 物)。所以當繪畫傾向於抽象風格，愈來愈無法與真實物體搭上關係時，就愈後者無緣了。
　　這給予我對文章人與圖表人的劃分界線原理有了新的啟示。假使，我們要表達意見領袖對流行商品的消費行為影響，若從角色的方向著手，很顯然的，圖形可以清楚地表示原訊息經過意見領袖，再到一般消費者的過程， 透過方塊、顏色、圓形、箭頭和不同文字的表現；但如果就文字來表示時，可能還會增加些不同溝通訊息的內容特性，以及不同溝通角色在溝通過程中所扮演的訊息加工功能。簡單地說，同樣是一種對人類腦中世界的符號表顯示，但文字和圖形在功能上、屬性上，甚至擅於使用他的人個習性上，都會出現很大的不同。
據說人類使用圖片的時間比文字長久了不少。在George Bataille的The cradle of humanity中，人類第一張藝術表達就是描述打獵情境下的畫作，似乎利用感官對物體的外形來表達自我對事物的意見，才是人類表達的最原始樣態，因此圖形對人類的感官可能要來得更加直接而立即。相對來說，文字的記錄比起圖形的記錄要來得晚了許多，抽象化的文字距離我們的時間更是短了許多。不過後來的演變似乎有點弔詭，無論是在英文或是中文的電腦書寫裡，我們都發現一種文字運用的「再圖像化」，例如囧或是 \\(_^-^_)// ，有些人在IM裡存了大量的圖形來代替文字的表達，跟這種人聊天，飯可能不夠噴；也有的圖像就像文字一樣，是需要固定的法則或脈絡性知識才能理解的，例如符咒、圖騰和抽象畫作，這些圖形距離感官的直接表意程度其實和文字差不了多少，通常意圖表達的，都不是感官可及的事物，而往往是一種集體的精神象徵或是約定俗成的社群意義。「符」與「文」之間區分愈來愈不那麼理所當然，也不那麼容易區分。
　　一般來說，文字具有文法和體系感，而且文字的外觀不會因為感官作用而受到影響，但文字有一種「表意的距離」，容易將感官獲得的印象，拉高到概念的層次。例如什麼是流行？可能幾個名牌商品的圖象就可以直接表達了，也許也powerpoint檔裡放幾張名牌的logo就可以說完了。但是當Simmel在Fashion中，將流行視為一種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中，我們才會看到，原來流行是兩種需求張力拉扯下的社會距離，當一群人為強調「個殊性」、「突顯性」，而積極在使用物品或生活方式上選擇與其他人有所差異的方向，而另一種人則是為了強調「統合」(union)，兩種需求產生一種類似「躲貓貓」的遊戲。我找新的形式，你趕上模仿，才會形成流行；如果我不找新的形式，抑或如果你不追趕我所找出來的新形式，流行都不會產生。
　　如果我們將流行的分析，抽象化到Simmel的層次，那種將流行的概念圖像化將是一份非常困難的工作。我也許會畫兩個圓，每個圓中都會有方塊，方塊中寫著兩種人，圓則寫著兩種人的分項定義，強調統合的圓畫一個箭頭指向另一個強調個殊性的圓，而強調個殊性的圓則畫一個箭頭指向一個空泛廣大，卻沒有形體的差異性，兩個圓中間的距離才是「流行」。
但，當我試圖畫出Simmel論流行的示意圖時，我發現其實我已在是在寫字，而不是在畫圖了。差別只不過是我畫出來的圖可以塞進powerpoint裡，事實上，如果我真要簡報這張圖，可能停留在圖上說明的時間足夠讓所有聽眾讀完一整段500字的文章了。
如此說來，圖和文的差別，可能不是在於圖和文本身，因為圖和文都是表意系統，只是占據於系統內的位階不同；兩者的差異在於習於使用的人本身的差異，一種相信或不相信事物的邏輯可以用邏輯的事物來表達的差異。
　　我們可以到國家圖書館，試圖翻開管理學或是任何商學院出品的碩士論文，去計算每一本論文中的圖片佔頁數的比例，和社會科學院，甚至文學院之間的差距，一定會發現非常大。這種差距，就像讀中國時報和蘋果日報時，在圖片數量上的差距一樣，是一種行文風格的差距。
　　若要說得仔細一點，重圖者和重文者的差距，我認為在於一種「溝通上的友善」，是一種積極表達得明顯易懂，但因此而失去話語本身足以讓人深思的能量；以及一種「溝通上的真誠」，積極表達得發人省思，但卻因此漸漸失去話語本身的客觀化能力(in Popperian’s meaning)，無法廣為人知。
　　前者以積極社交的業務員為代表，善於透過說話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熱情的口吻讓所有人都失去了戒心，快速地與他聊了起來，雖然很快與他熱絡起來，但仔細觀察卻會發現他的對話中充滿了矛盾，一下子說東讓你對頭稱是，一下子卻又說西讓你義憤填膺，如果跟他對話不帶腦，將不會知道其實他今天說的話正是打了上星期的他一巴掌，也許還會忘記他上星期慷慨激昂地評批今天自己所表達的意見，恍若上星期的歷史不曾存在，也正因如此，他交遊廣闊又無所不談，其實他的交遊和他的話語一樣，皆為泛泛。這種人重視的是社會化，他的價值來自於與他人接近，所以會以最容易與多數人接近卻與深度疏遠的方式(例如圖和符)溝通。
　　後者則以知識分子為代表，善於剖析事物的理路，讓對此好奇的人們隨著他的話語陷入沉思，但仔細觀察，卻會發現他的話語雖然充滿了真誠卻毫不友善，極力斟酌於概念的細微解剖，卻無意中殺死了概念廣為散佈的生機；他的話語吸引了少數專心致志的人們，因而交遊稀少且所談有限，但其實他的交遊如同他的話語一樣，皆為樞機。這種人重視的是個殊化，他的價值來自差異，所以會極力在話語上發展最容易與深度接近卻與多數人疏遠的方式(例如概念化再概念化的文字，或者根本無法被翻譯的文字)進行溝通。
　　我認為，這是一種trade off，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就像有的人相信多看多交朋友多出國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一樣；也有的人認為見識廣博根本不可能依賴這種泛泛的生活態度來完成，即使他看得再多，經驗得再多，也是泛泛，到了一百個國家，所見所思所得可能還不及看一整天的Discovery。但兩者皆有其成本，端看想成為的是社會人或是理念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