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口試中本來就是論點的攻防戰，一種純粹類似法庭上的辯護行動。你辯護成功了也不代表你是對的，而是代表你被同意了；你辯護失敗了也不代表你是錯的，而只代表你不被同意。所以口試場合中充斥的不是知識交流，而是意見談判和協商交流。這是必需首先注意的。也因為這個注意，我必需先行同意一個前提，即所有的口試委員所提出的意見都是個人意見，而我的論點也是。也就是說，在我的想像中，我的論文本身就是跟狗屁一樣層次的東西，如果沒有學術這個垃圾場容納這份垃圾，它就會連垃圾都不是。當然，和我的論文一樣層次的口試委員之回應也是一樣的東西。

我先講我的論文設計。這是一篇討論台灣學界的論文。論文中涉及的學者和理論洋洋灑灑一狗票，引用學者的目的全部都不是為了我的個人理解，因為人的理解能力不需要任何一字對一字的確認；這都是為了勸服學者和學術領域中所有會看我論文的人，透過勸服他們，使他們相信我的論證是「合法」的，就好像你買東西需要拿正版的貨幣一樣，偽幣是行不通的。但其實正幣和偽幣的差別不在幣質本身的內容，而在於是誰生產的紙幣。凡是中央製幣廠出來的通通是正幣，破損的也是；凡是家裡印表機印出來的都不是正幣，和正幣一點也沒什麼不同的也一樣。所以我引用。
所以論文是透過勸服來達成的，而我是怎麼交換到口試及格的呢？我的勸服設計是這樣的。
我引用康德討論大學系所分工的方式做為基礎（大師的加持）。但是我也討論因為歷史上大學制度的演進和台灣特殊國際情境下，康德的理論必需要作一定程度的修正才會正確的理解現在的學術領域（學術界最愛的：站在巨人肩上的前進）；在修正的過程中，除了歷史的和台灣的修正外，我還將討論的對象從「系所」修正成「學者」，這個修正是一個冒險，一般來說需要有另一個大師的認證你才能這麼做，為了讓非法商品引進入關，我不得不找另一個大師的合法鋼印蓋在非法修正上。於是我找來剛剛死掉的法國社會學大師，Bourdieu的場域生成說來解釋（另一個大師的加持）學術場域和外部社會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找上bourdieu有兩個原因，一個是bourdieu是著名的打康德高手，他打康德的「純粹ｘｘ批判」已經打出名了，得到國際的許可，所以學界很喜歡看他打康德，他也是在打康德的認證鋼印中最有效的一個，所以要用當然就是要用最好的囉！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學術跟藝術界一樣，活著的作品不如死掉的作品（這句殘忍的話不是我發明的，而正是Bourdieu自己說的）；非常感謝上天的眷顧，我很幸運的，bourdieu在2004剛死，他死得早不如死得巧，於是他的作品和這句話就成為死掉的作品中之一，讓我在2005年的口試得到了熱驣驣的合法認證。儘管他還是死掉其中最菜的，但也比用活著的好。反正論文的引用原則就是：不用最對的，只用最有效的。
多數口試委員的問題我都沒問題，沒問題的原因不是因為我覺得沒問題，而是我就算有問題也不敢當面講（其實大部份我還是當面講了）。多數的口試委員問題其實都是差不多，大多是推論的問題啦！理論的引用合不合法啦！(像是xx理論是這麼說的，可是你為什麼這麼挪用呢？)然後還會有一些委員會有個人的見解，像是他個人希望你怎麼寫，能符合他個人對論文的革命性期待，讓他讀起來很爽的(有時是很煽情的)結論。這些問題其實已經變成了口試中的常態，幾乎每一個研究生都會遇到。
沒錯，今天拉哩拉雜的就是在講這一點。其實我根本不覺得這玩意有一個判準，多數的批評其實來自於不理解、不願意理解、或是不夠資格被理解。這個部分我想很多的研究生都會遇到。我很納悶的是，如果我的論文如此不清楚，那麼同樣不清楚的書籍，那些我們必須要花費好多堂課，好多書本的詮釋，好多課堂甚至非課堂上的討論才會有一點點清楚的大師理論是不是更不清楚？為什麼這些口試委員就不會用欣賞大師文章般的時間和耐心來欣賞每一個人的設計能力？為什麼他們老是問一些在文章中早以討論過的東西？又為什麼不敢承認許多的推論他們看不懂不是因為書寫不清楚，而是因為自己沒有花時間去思考，或是根本程度不好，就如同他們閱讀大師理論時的態度一樣？為什麼他們可以設想碩士生或甚至博士生的論文就必須是一種簡單誰論的清楚感，把理解的責任全部加諸在學生的書寫上而不是自己在閱讀的投入思考上？這全部都是一種預先決定，很多對碩士生或是博士生論文的定見早在閱讀前就決定好了。許多在學生在論文口試中提出來的問題都表達了一種倫理位階段的落差。我在口試中一位博士班學長最後告訴我，他不明白（其實是不贊同）為什麼我回答每一個口試委員時都要用刺的。其實我也不明白（也其實是不贊同）為什麼你研究什麼社會現象時可以用刺的，回答你的口試委員時卻不可以？這實在是太諷刺了。
大學有一種假想。因為大學是知識傳承的地方，又因為知識是破解權力的重要利器之一，所以大學不會有權力問題。大學中很多社會人文科學的人讀傅科，讀Bourdieu，讀更古老的馬克思，這些理論說詞或許有許多的內在矛盾，但是就精神態度上他們都有一種透晰的作用，也就是讓你了解過去不了解或是視之理所當然的事。人文社會科學的人讀了這些很多，也拿這些理論到處去套用在大學外部的許多社會現象，批判它們。但是我也看過很多學生在外頭社會運動中衝鋒陷陣，面對資本家、父權、警察時勇猛無敵，敢於直言。但他的老師要他倒杯咖啡或是改寫他所不同意的句子時，這些勇氣全部不見，消失得非常快。
寫作清楚是一種責任感。因為沒有寫作上的邏輯清晰，理解就不太可能。每個人心中的想法永遠得透過書寫上的訓練來達成，學術論文尤其是如此。但是理解永遠是雙向的，如果你根本上抱持著輕鬆的態度，此時理解的障礙不見得要小於文章的不清楚。什麼時候你會選擇前者（文章書寫不清楚），而不是後者（自己的投入時間不足或程度不夠）來解釋你對一篇文章的理解障礙，這本身就是一個權力位階的選擇。如果你認為某一篇文章你讀不懂不是因為你程度不好，而是因為它書寫不清楚時，我相信你一定是在讀你學弟妹或是學生的文章，而不是比你資深者的文章；或者簡單這麼說好了，你讀比你權力更大者的文章會作比較多的功課來彌補一篇文章在書寫上的漏洞（我們稱閱讀比自己更具有權力位階者的文章為「閱讀」或「用功」），但是讀比你權力位階更小者的文章時會把相互理解的責任完全加諸在書寫者身上（我們稱閱讀比自己權力位階更小者的文章為「審查」或「教學」）。讀過研究所的學生人都會有這種感覺，或者至少我這麼說過以後會引起這種感覺。
在我的近期的口試中就發生這樣一個例子，我的指導教授要我在結論針對台灣學術發展的處境作批判，他說「這才是外界期待你的論文原因」。我不曉得我的論文需要呼應什麼人文社會學科因為台灣學術發展和經濟發展過度相密結合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我是一個在理工科時有人文主義傾向，但是到了人文科中就出現科學主義心態的人。所以在寫作這種系所衝突的論文時情緒沒有那麼一致，許多地方當然我討厭理工科系那種因為國家過去的資源贊助而大量興起、走紅後，理工科學生在聯考成績上、社會就業上表現出來的一種暴發戶心態。對人文的知識完全不了解而且完全錯誤的認識，那種粗魯，那種無知和草率讓我非常的失望；但是我也討厭人文學科其實隱藏更多的歧視，一種文字菁英感的歧視。我從理工科轉來第一個被攻擊的就是我的文字的運用不雅，我習於用口語式的表達來從事寫作。我也不知道典故之類的東西，因為我對於一篇文章好不好仍然存有非常理工科式的思考：文章好不好跟文筆好不好或是引用經典好不好無關，跟文章的作者本身的聰明才智，能不能引發有意義的論點有關。所以我非常討厭人文學科對引用和經典的沉迷。其次我也討厭人文學科在師生關係中的人際連帶感，正如我在論文中訪談的一位理工科教授，他對西方哲學的素養頗高，他說他高中就能讀許多中外經典，本來他想讀哲學系，但是後來決定不讀的原因在於人文科系不管是就職或是做任何事都跟人文科學知識本身一樣的不科學，都需要依賴人際關係，而他不喜歡人際關係。我的理由跟他十分的類似，我一進研究所最不能適應的地方就是研究所無論什麼教授的研究或課程助理訊息就是透過人際模式來傳遞的，而不是公開的，所以沒有人際關係的管道就不可能知道這些訊息，我很討厭這種人與人的互動模式。所以指導教授想要我寫的東西我一點也不想寫，因為我處過兩個不同的科系，所以我矛盾，我沒有教授那麼篤定理工科系的發展本身就是問題根源，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所處的人文社會科學環境中也是問題重重。許多問題，例如對「知識的態度」本身，並不因為人文社會學科不受國家和社會青睞而具有比較高的突破。我一樣可以看到在理工科中那種充滿形式化的學術運作方式在人文社會科學中被使用，只是使用的方式不一樣而已。這是我無法那麼自大對理工科或是理工科所依賴的台灣國際脈絡有所批評的原因。我認為這是這篇文章的價值立場，而我不需要做價值立場的論斷。
我對我口試經過的批評有其限度，這個限度就是指那些沒有依照評審原則所進行的評審。當他們在對論文進行評審時，不是在對論文本身，而是視論文作者的地位而改變他評審論文的態度時，我會很生氣。我不是指全部的口試委員，而是指我所遇到的現象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