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14,2007
Book review: 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
以前在閱讀布迪厄時，常常想一個問題，即當我們用階級品味的問題來看待知識時，很容易落入一種觀點，我在「垃圾的反省」中的表現也容易讓讀者有這種感受；這種觀點會傾向於將知識的標準質疑成菁英的保壘。試想，如果知識本身的接取(access)是不民主的(至少是不民粹的或階級的)，我們豈不是面臨民主與科學的零和兩難，然後以民主來反科學（廣義的科學）嗎？
在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一書中，作者對於知識成為「包容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的主要對象感到憂慮。他認為，過去對於知識菁英的特權反感，迫使知識向普羅大眾開放，大學變得容易進入，也容易畢業；論文的標準變得容易寫，就連現在各國總統的政治語言也比以前要來得膚淺和容易。(Furedi, p.92)這一切試圖讓「被排除者」(the excluded) 成為「被包容者」(the included)的包容政治，正是讓嚴肅的知識標準、藝術標準降低的原因。
Furedi認為，造成知識上包容政治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知識分子工作內容的市場化和專業化所致，這雖然讓知識分子享有從未享有的生活穩定性，卻也喪失了最重要的自主性；他認為「知識分子的工作一旦職業化，就不具有獨立性了，也喪失提出艱難社會問題的潛力。相反的，它也獲得了管理或技術官僚性質的功能。」
其二，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造成了知識標準的降低。所謂的後現代情境指的是一票號稱文化左派的學者，例如搞女性主義、黑人研究，和一大堆「文化相對主義者」，開始頌揚與啟蒙時期「知識普世主義」格格不入的「知識特殊主義」，以少數、弱勢團體、族群的特殊經驗觀點，批判知識普世主義的領導權。例如有此女性主義理論家，會用將一些女性的特質抽象化，組織出特定的女性視角。Furedi引用Mattick的話反駁說：「屬於一個文化，並不使此人比那些外來的研究者對這文化有更多的瞭解。」Furedi認為，活在某一個文化裡，能獲得獨特的東西也只有「那個文化的特殊經驗」，然而知識並不是透過零星經驗就能夠獲得的東西，如果真那麼作，結果就是零碎的經驗將取代知識。Furedi認為，後現代情境其實也是一種「知識的工具主義」，因為這些知識相對主義者，將知識視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本質上和頌揚「知識經濟」，藉由知識來獲取經濟利益的經濟右派沒什麼兩樣。
其實最讓我好奇的問題並不在此。而是「當Furedi批判文化左派菁英降低知識的水平，以讓更多人得以接取時。」我感到些微的恐懼。恐懼的原因在於，在Furedi看來，知識的民主化與知識的深刻性是對立的；如此一來，我們要不是讓知識成為少數人(通常是經濟、政治菁英)擁有詮釋武器，好防止知識水平的降低；要不就是讓運用知識的水平降低，好讓知識成為所有人共享的資源。這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也恰巧符合現在吵得一翻亂的「考大學只要十八分」的新聞議題，也許這是炒作出來的東西，但之所以能炒作，也是因為符合文化脈絡所致，倒是可以嚴肅地思考一下。
諷刺的是，如果我這篇文章可算是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難道我要操弄的語言能讓大眾靠近、閱讀嗎？難道不是很多人看到一些「知識的普世主義」、「知識的特殊主義」、「知識的民主化」、「局部經驗」等等與日常生活相異、陌生的用詞，就乾脆放棄閱讀嗎？我也許有一點點把握，如果花一點時間，是可以把話講得更清楚的，好讓所有「具有閱讀意願」的人不會因為奇怪的用詞而打消閱讀動機，但我卻沒有這樣作，或至少作得並不好，難道不是因為我企圖說理、分享的對象，根本不是「所有人」嗎？(換句話說，我這篇文章根本「不民主」。)
引用URL
「當中提到的：「既然你強調陰性思維、黑人思想的合法性，拒絕知識的普世主義觀，那為何還要降低(普世主義的)知識標準，來提高弱勢者的接取機會？」這段話含括了很多層次的問題；不論反駁，我認為光探討與釐清這段話所表達的意義，就已經是個很繁複的功課了。
我分享幾個探討的出發點：
1. 隱喻著「壓制強權」的普世主義觀，亦即所謂的「主流」，是否真有這一回事？我有時後在猜，文化研究常在反思「何為弱勢」（比方女性主義反思「何為女人？」，然後迸出「女人也有很多種不同的弱勢女人」這種結論，之類的），但是不是沒有以同樣的態度去思考「什麼叫普世主義觀」？普世主義觀存在嗎？所謂的「主流」難道一定不是弱勢嗎？弱勢一定不會反去壓制所謂的「主流」嗎？我不知道；但如果這一點可以懷疑，那麼Furedi提到的矛盾也許可以開始有拆解的空間。
2. 一樣的，「拒絕」和「接受」這個實際上抽象到有點脫離事實的詞彙，如果放到現時脈絡的行動來重新思考並質疑，並反思「批判的極限」，亦即「如何才是非過份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批判？」如此，可能會把走向這個矛盾的思想引導到另一個地方去。
3. 「何謂知識的『提升』或『降低』」，這個問題我倒是有點想法。簡單來說，文化研究也是一門能自成系統的領域，這個領域有自己獨自的語言，這是系統的自我發展，跟是不是「知識深刻化了」這樣一個神聖的形式，不一定有太大的關係。用「升等」、「掉寶物」、「打怪」、「爆氣」等等詞彙來談論電動，也並沒有讓電動變得不民主：因為簡單一句話，有興趣的人自然就會去理解，成為他們的常識；沒興趣的人不懂，連「常識」都沒有，也沒什麼關係，因為人家也會有他的興趣，他的「常識」。常識之間的相互溝通，比起常識自我的攻守（不能隨便讓人懂、或是得讓大家都懂），我覺得重要的多。我對文化研究有興趣，懂得操弄一些文化研究的專業詞彙，這個與高不高級、有沒有品味不見得有關。一個中國文學學術領域的人，可能對於「品味」、「銘刻」、「實踐」等等詞彙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但他也許隨意可以就竇梁賓的詩進行唐代詩詞對於花鳥賞析的觀點的評論，或是從尹雪豔看白先勇的女性描述筆法；他們不懂「知識型」、「生命政治」，但也並不會因此感覺就少了些品味。一個系統中，詞彙的濃縮與專門化，可以提升該系統的討論效率，這無不可；若有別的系統領域對此系統感興趣，那麼自可換一套重溝通而不重效率的方式進行描述。術語的使用與否，這完全是看知識是用來在自己家裡有效率的辯論，還是要跟不是自家的人進行溝通。跟有需要的人進行善意而能有溝通效果的傳達，一個有一堆拗口術語的領域也不一定會讓人退避三舍；但若硬要大家都得瞭解他們其實並不感興趣的事，就算此學科的術語成為「常識」了，我想也難以稱為是一個「民主」的學科領域。
的確，許多知識分子在為少數、弱勢發聲時，很容易不自覺地在一方面強調弱勢者思維的有效性，卻又在另一面希望政策標準降低，好讓弱勢更容易接近政治資源。這就好像智力殘障小孩的媽媽一方面老是對朋友說，她的孩子很聰明，別人笑她孩子笨，她還會生氣，卻又希望她的孩子在考試時能加到例外的分數一樣。
我認為Furedi提出的矛盾，其實源自一種誤解。
的確，許多知識分子在為少數、弱勢發聲時，很容易不自覺地在一方面強調弱勢者思維的有效性，卻又在另一面希望政策標準降低，好讓弱勢更容易接近政治資源。這就好像智力殘障小孩的媽媽一方面老是對朋友說，她的孩子很聰明，別人笑她孩子笨，她還會生氣，卻又希望她的孩子在考試時能加到例外的分數一樣。
Furedi說是矛盾，我倒覺得從另一方面看一點都不矛盾。因為強調弱勢思維、經驗的有效性，涉及理論層面上的辯論；但要求降底標準，則是現實資源奪取的戰術和謀略。
另，知識的普世主義觀，指的是「相信」真正的知識具有素樸客觀性(就是科學邏輯中強調的那種客觀性)，而是不是「真正」有一套客觀的知識。因此，是不是有「知識的普世主義觀」，只要看「有沒有人相信這一套」就行了，倒不必用「知識能不能達到普世皆準」來衡量。
第三，知識的品味化是我個人經驗。如果以為術語的使用只是「提升該系統的討論效率」，那不就跟以為用英文寫病歷只是為了方便以英文為主的醫學知識的傳達、交流一樣單純？
我實在遇過太多很會使用非常奇特、根本不是慣用字，要他翻譯出一番道理，卻還是同語反覆的人。簡單的說，我非常相信，知識常常被利用成一種品味，而且這種另類的知識使用，比傳統說理辯論的知識使用，獲得的利益更加龐大。說簡單，就是Mills批判結構功能論的方式，最能表達我的看法。
我一直相信，所有的知識都應該要說給所有願意、想聽、努力傾聽的人聽懂，如果作不到，哪就跟垃圾一樣，看要燒掉、丟掉我都不覺得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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