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我們處在一個語言政權或語言典範治理能力空前低落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常規語言幾乎不能處理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問題，我很樂意能在二十年後看到火星文能為我們的世界觀帶到更多的感覺。

誰的國文程度才低落？

鴻鴻／詩人、導演（台北市）
0507

眾口鑠金，說現在學生國文程度低落。有立委指出要學生用「欣欣向榮」、「一時」、「突飛猛進」造句，學生竟寫出「我的弟弟長得欣欣向榮」、「當我回家打開門時，我家的狗對我突飛猛進」。

我忍不住嘆氣。只有植物可以「欣欣向榮」，弟弟不行；只有成績可以「突飛猛進」，家裡的狗不行。被「正確」國語文教育養大的立委及你我，不但寫不出這樣讓人眼睛一亮、充滿生動詩意與真實感的句子，還要大聲斥責寫出這些句子的學生素質低落。

我們可以因為學生有心無心造出不合常理的句子，和學生討論，讓他們進一步了解習慣的用法，但也應讓他們懂得欣賞自己的創意。我們成天怨嘆台灣的問題出在掌權的一代缺乏美感和想像力，現在又要用同樣死板的方式模塑下一代，難怪學生看到「不如」會脫口造出「你不如去死」！

許多校長和到校作秀的民代三天兩頭吹著「道德勇氣」、「社會和諧」的「正確」語言，語無倫次地浪費學生的時間精力，上一代國文和道德程度的低落示範，莫此為甚，我們不去遏止這些歪風，居然還有臉指責學生？之前在拍攝小學紀錄片時，我見到課堂上有「經過」造句，學生造「山經過一片雲」，結果被老師糾正：只有雲會經過山，山不會經過雲！我不禁以為，不是學生程度低落，而是老師不斷扭曲學生的程度來遷就自己的標準。

什麼標準呢？其實國語文教育的問題，向來就是因為惡質的考試成為唯一標準引導教學，而不是多少文言文或多少時數的問題。再多優美的詩文被修辭法和死背內容一考，留給學生的只是痛苦煎熬的情緒反應而已。當我的詩人朋友看到自己的詩被支解成制式考題時，曾氣到想要按鈴申告出題老師。我們用學校、補習和作業把學生的分分秒秒佔滿，讓他們完全沒有空間可以自己發現世界，也失去自由的樂趣（自由浼浼不正是我們世世代代爭取的寶貝嗎）。我只但願火星文永遠不要變成教材（更別提有人建議用六書來分析教學火星文了），讓學生可以擁有自己的秘密花園。也希望放學生一馬，讓他們更自由大膽地創造自己的句子和生活，並且可以像植物一樣欣欣向榮。

王若帆／高中生（台中市)

0508
拜讀七日詩人鴻鴻「誰的國文程度才低落」一文，筆者有些看法。

該文稱「我的弟弟長得欣欣向榮」、「我家的狗對我突飛猛進」，是充滿生動詩意與真實感的佳句。但我想，寫出這些句子的學生們，顯然只是單純的不知道成語「正確的用法」是什麼。

說「我弟弟長得欣欣向榮」，這代表弟弟長得很快？很高？精神很好？長了滿山遍野的弟弟？說「狗對我突飛猛進」是指狗對人示好？狗攻擊人？人狗關係突飛猛進？顯然，造句的學生只是片面的按照字面上的意義去思考，而不懂成語的真正含義，更遑論用詩意的眼光，來看待弟弟的成長，還有狗的熱情。

我們要寫的，不只是詩。我們還要寫散文小說、寫論述—我們要「寫文章」，這需要清楚表達想法的能力，而不只是含糊籠統、似是而非的句子。如同該文文末的「可以像植物一樣欣欣向榮」，還是需要寫出「像植物一樣」，而不是只寫「希望學生可以欣欣向榮」。

但筆者十分同意該文對於「惡質考試」的看法。制式的考題，讓學生只懂得在考卷上展現語文能力，而非真正落實到生活中。考卷中關於詩的題目，多以填充配合選擇題的形式出，我們養成了「從上下文推敲，猜出答案」的功力，但離開了考卷，便對寫詩讀詩，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離開了考試，國文程度終究會現出原形，程度就會低落下去。

回響》胡說亂想 不能叫創意

張成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系教授（新竹市)
0508

讀七日民意論壇「誰的國文程度才低落」一文，頗有些不同的意見。我以為：國語文與其他任何學問的專業是一樣的，都需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低層次的語文，有一定的規律，例如字的寫法、讀法、造詞法、造句法、文法等等。這是人類長久時間使用語文得出的規律，需要專業的學習，不能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其次就是藝巧的境界、高一層的境界，是跳脫規律、有時似乎是不合規律的境界。例如許多詩詞、寓言，因為擬人化的關係，往往不合理，卻有藝術之美。如太陽，怎能是公公呢？而我們會說「太陽公公」。如烏雲怎能流下了傷心的淚呢？而我們會說「烏雲流下了傷心的淚」。這裡面有許多想像、擬人的手法。

藝巧的境界必須在規律的境界學好了之後，才能進入的。不是不經過學習，胡說亂湊就叫藝巧的，否則文學家豈不也太容易當了？

該文的意思，某學生不合文法、不合常理的造句，很有創意、很有美感。反而老師改正、評量的時候，不能肯定、不能欣賞，是老師的國文程度低落。言外之意，老師十幾年的師資訓練，語文能力反不如一個十歲不到的小孩？

我以為，學生不合情理的造句，可能是未來文學的、藝巧的創作的溫床。但是師生都應該懂得即使是藝巧，也有一定的規律；語文不是亂說、亂想、亂寫就可以的。必須循序漸進，必須下功夫學習。所以不合道理的句子，可以指正，卻不值得鼓勵，更不能肯定它到一種程度，否定了語文教師的專業。當然也不必太過責備，損害學童們語文發展之興趣與熱誠。

以下是個人回應：

這三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的說出了台灣對教育的焦慮感。對我來說，語言可以被討論的面向很多，一方面，它當然是溝通的工具，但近代關於語言的轉向相關研究，也讓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工具，因為人的語言能力等同於他腦中所能涉及的世界大小。對於語言作為一種工具來說，正確性是最重要的標準；但對於作為世界觀全部的語言來說，創意感才是保障人與世界的互動不致僵化的方法。我想針對這個議題展開的討論，並非在於語言教育的正確性和語言教育的創意感之間可以找出一優先後劣的判準，而是這些不同的判準之的關係為何。

我認為，上面三篇文章可以分為兩種立場，一者是鴻鴻的文章(以下稱鴻文)，代表的是語言教育的理念性，這種立場以孔恩式的典範說法，強調語言的最高階段(也就是語言的目的)，就是在於把原先個人學習而得的語言常規予以突破，所以一個人小學學得基本的中文文法和語詞運用，就是希望他將來會知道讓他所學習的語言中，可以被突破的地方在哪裡，簡單的說，學習語言的目的在於突破語言習慣的使用，語言被突破，代表語言的世界也跟著被突破。

第二種立場，就是校長文和高中生文的立場，代表的是語言教育的工具性，這種立場強調語言教育的工具性；與所有的工具論觀點一樣，語言教育的工具論並不反對語言的創造性，而是強調語言的創造性必須建立在語言的正確性之上。不是不可以寫詩一般的話，也不是不可以說「我家的狗對我突飛猛進」，而是必須要先建立起語言正確性的知識，詩的語言才具有意義；也就是說，在沒有習得語言的正確性之前，就突破既有的語言規範只一種錯誤，而不是創見。我們故且也在科學哲學中找個哲學家來稱乎這種立場：波柏。

語言的孔恩主義和語言的波柏主義最大的差異在看待「錯誤」時的態度不同。孔恩主義對錯誤是樂觀的，因為所有的革命都始於一開始被當作錯誤的階段，所以錯誤就是革命的候選人；而波柏主義則認為必須先排除錯誤才會有所進步。

其實就如同孔恩主義對波柏主義的標準回答一樣，藉由排除錯誤來達到的進步只是一種線性的進步，而不是典範的轉移；所以如果想藉由排除語言的錯誤來達到國文水準的進步，其實只是想要讓自己的學生在語言考試中得到官方認可的高分，而不是想要讓學生自己具有靈活的語言評價，以能夠欣賞詩。對語言的孔恩主義來說，語言的正確性要求完全不是語言程度的進步要件，而是阻止語言革命的語言政權。

我非常非常樂觀地認為，這個時代因為網路和行動通訊，讓我們處在一個有機會脫離語言政權監視範圍下的時機點，我們的時代因為火星文，而流通著比五四時期還多的錯誤語言，而且使用錯誤的人口還更多、更草根，而不只是有教養的那群人。也就是說，我們處在一個語言政權或語言典範治理能力空前低落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常規語言幾乎不能處理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問題，我很樂意能在二十年後看到火星文能為我們的世界觀帶到更多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