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m School of Desperado

這是張1969年金龍少棒隊拿到美國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錦標賽時，回國下飛機時的照片。領隊像軍隊中的旗兵一樣，掌著隊旗，光榮地走下飛機。

對台灣來說，棒球不是一項運動，而是被錯綜複雜民族情感所附身的對外戰爭。

我不是說其他國家對棒球不具有國族情感，因為似乎古巴、日本、韓國都有。我只是以我在台灣所看到的，作個說明。

運動，經過現代媒體的發展，已成為觀看和實踐兩種模式。在實踐的模式下，運動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對於「自我」的塑造，它代表不同階級對有閒生活的旨趣，和階級地位的構作；在觀看的模式下，運動則是一種戲劇，它代表著人們對於「群體」意識的投入和建構。

沒錯，實踐的模式是個人的，觀看的模式則是群體的。在台灣，很少人實踐棒球，但是卻很多人觀看棒球。

很少看到一項運動在一個社會裡頭那麼少人親自下場玩，但是卻吸引那麼多人觀看；也很少有運動這樣與個人無關，可是卻有多數人想把這項運動引述成關於國家大義，好像發展這項運動，以讓我們在下屆的經典賽或是世界杯拿到冠軍，就代表我們的國力強大到可以在世界出頭天的地步一樣。

台灣早在三級棒球(少、青少、青棒)時，就埋下了一個很有趣的民族種子。1969年，電視機還屬於少數人的家庭擺設時，金龍少棒到美國威廉波特參加世界少棒錦標賽拿到冠軍。在後來台灣國家文化資料庫中，記載了這段常見，但修辭奇特的文字：

「中華台中金龍少棒代表隊於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４日在美國威廉波特城舉行的世界少棒冠軍賽中，以５Ａ比０擊敗美西隊，勇奪世界冠軍。此刻在台灣，深夜坐在收音機前收聽比賽實況轉播的球迷們無不欣喜若狂，大街小巷傳出鞭炮聲，如春節般喜氣洋洋。 」

這段文字奇怪的地方，在於它的修辭非常類似「前線捷報」之類的戰地消息。我看過電影中波蘭人在二戰期間聽戰地電台中傳出的戰情報導，就非常類似這樣的修辭方式。台灣贏了少棒賽，就像贏了戰爭一樣的開心。

把棒球比賽當作戰爭來打，是台灣對棒球的態度。這種態度貫徹到多數欣賞球賽的球迷心中，使得台灣對外的棒球賽，比起其他的運動來說，要用接近戰爭般的規模來看待。總統授旗好像總統授三軍總司令一樣；民間的聲音對賽後的總檢討音量，也大到像要對整個國家舉行國力改造一樣；一名記者在200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後，對於南韓優異的表現所寫下的評論就像一種國力改革聲浪一樣：

「南韓真是既可怕、又可敬的民族，舉國對於體育的重視，有目共睹 。辦完亞運、奧運後，政府大力鼓勵大企業自創品牌，企業財團羽翼 豐滿後為了提升品牌形象，出錢大力贊助運動，加上國家機器以免除 兵役與高額獎金為誘因，造就出獨步全球的跆拳道與女子高爾夫兵團 。如今南韓棒球在大聯盟取經十年有成、脫胎換骨，已經走出亞洲，邁向世界。 」(2006, 3, 17，中國時報游宜樺特稿)

一位民眾的投稿也表現出一樣的聲音：

「當南韓隊在日本鈴木一朗的刺激下，出現逆轉，奪得亞洲區經典賽 第一名時，我們才發現韓國人是「玩真」的，特別是強棒李承燁的全 壘打一支接一支的揮出！再這樣打下去，高麗棒敲下第一屆經典賽的 總冠軍，不是不可能的。如果結局真是如此，我們不禁要問：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 (2006, 3, 1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很難想像，為什麼一場運動比賽的失敗會牽連到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經濟和國力之間的關聯？為什麼其他的運動，如短跑、籃球，就比較少出現這樣的聲音？更別說小說、藝術之類的比較了。

從威廉波特的勝利看來，台灣對棒球的情感就不是一項運動。台灣的棒球缺乏一種對運動的喜好感，大多數支持棒球的人，對棒球本身的技術性討論和實踐並不熟衷；他們只熟衷把棒球當作戰爭電影來看；我們的父母也不鼓勵小孩子打棒球，就如同不鼓勵小孩子從軍一樣；但這些不鼓勵小孩打棒球的父母很可能就是徹夜觀看世界杯或經典賽的人們。台灣人對棒球運動的感覺，就像對軍隊的感覺一樣，「很鼓勵發展，也很希望看，但不想參加」，有點像台灣人對當兵的感覺，這是一種屬於國對國戰爭的行動定義範疇，當然不可能要求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去欣賞或者實踐它，所以台灣會把棒球賽當作英烈千秋或是八百壯士之類的愛國電影來看。在一部網路上台灣本土體育台所製作的短片中，把台灣棒球選手們在2002吞下的敗戰描述成國恥，就像勾踐臥薪嘗膽一樣，是必須「光復」；片子的後半段描述2003年也擊敗了南韓，在棒球員高志綱擊出致勝安打時，播報員興奮地大喊「我們贏了！」可是就連在2006年經典賽，美國派出最精銳的大聯盟明星隊，卻表現不佳後，除了美國代表隊外，也不曾在各大媒體上看到We lose這樣的字眼。大概是因為對美國人來說，棒球的輸贏，不被認為跟任何「我們」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