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8月24日
重探不情願的巨龍：胡錦濤政權下的中國經濟外交策略 -- by 中國事務專家 Lawrence Reardon (雷敦克)
FP Note No. 3 (August 24, 2008)
重探不情願的巨龍：胡錦濤政權下的中國經濟外交策略
Lawrence C. Reardon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在日前令人印象深刻的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於8月11日預測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產品製造者。當中國慶祝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以及建國六十周年之時，吾人更應當理解中國何以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中經濟體。
其中一項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乃是中國的轉型，自原先自力更生式、內在目標的革命式發展典範(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paradigm)轉移至發展市場經濟與出口導向的技術專家發展典範(technocratic development paradigm)。本篇論文主要的目標便是探索此種轉變的成因，尤其包括了革命的菁英份子是如何理解先前革命典範的侷限性，以及新一代的中國領導階層是如何追求新式的技術發展典範。
重探不情願的巨龍：胡錦濤政權下的中國經濟外交策略
Lawrence C. Reardon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在日前令人印象深刻的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於8月11日預測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產品製造者。當中國慶祝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以及建國六十周年之時，吾人更應當理解中國何以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中經濟體。
其中一項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乃是中國的轉型，自原先自力更生式、內在目標的革命式發展典範(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paradigm)轉移至發展市場經濟與出口導向的技術專家發展典範(technocratic development paradigm)。本篇論文主要的目標便是探索此種轉變的成因，尤其包括了革命的菁英份子是如何理解先前革命典範的侷限性，以及新一代的中國領導階層是如何追求新式的技術發展典範。
自革命式發展典範移轉至技術官僚發展典範
如同其他許多二戰後反殖民主義的菁英們一樣，中國菁英分子在1949年革命後期待建立起一個藉由追求三項相關的長期目標：追求安全、繁榮與自主以塑造強大且獨立的中國，此亦成為革命式發展典範的核心內容。於此，中國認為國際環境對國家本身具有侵蝕性影響，因而傾向內向的發展政權。在這樣的思維下，國家必須限制所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因此在對外貿易與投資方面採取高度限制規範。
到了1950年代中期，中國發展了兩項競爭性策略以達到原先所規劃的三項長期目標。毛澤東與保守派意見主張根據「共產主義」的規範性承諾，採取半專制性的策略。此一時期的中國認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已自蘇聯引進足夠的技術，其亦倚仗中國人民的創造力來發展任何其所需求的新科技。周恩來與其國際主義派則支持另一種選項，延續發展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支持這種策略的菁英們強烈地相信所謂的「經濟人」角色可以達成後大躍進(post-Great Leap Forward)階段的整合。而這兩派相衝突的發展策略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間不斷地引發辯論。然而，這兩派發展策略無論是何者占上風，其領導意見會藉由學習另一種策略實行後的優缺點來適應這種特殊的發展策略。儘管是推動發展不同的策略，這兩派意見團體皆同意依循革命式的發展典範以達成長期目標。
而這樣依循革命式發展典範的路線在兩位第一代革命領導人逝世後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以及江青等人身陷囹圄，中共高層已無菁英份子在1970年代中期帶領中國以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方式推動半專制式發展策略。另一方面，作為國際主義者與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實質上領導者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於1975年逝世。然而，周恩來卻使許多後大躍進時代的重要決策者重新復位，其中包括了第二代的中共領導班子，以及周恩來所指名的接班人鄧小平。
鄧小平是位不同以往的卓越領導人，他不像毛澤東一樣對經濟政策歧見有著巨大的寬容與容忍。藉著過去在1920年代於西歐的學習與工作經驗，鄧小平與其他在後大躍進時代中的國際主義者具有類似的世界觀，也與他們有較佳的工作關係。為了避免過去保守主義者的半專制式領導策略，後大躍進時代的領導班子不得不將中國對國際經濟社會開放，同時自我調適以適應三十年來以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來追求革命式發展的三項目標：安全、繁榮與自主。然而，隨著周恩來的逝世，鄧小平與其後大躍進時代的領導班子亦自過去的發展實踐模式中脫離。
於1970年代末期，後大躍進時代的領導班子發現到過去內向式發展政權以及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皆有重大的侷限性。根據他們縱向的學習經驗所顯示，這些菁英以三十年來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發展的經驗，採基本的改革方式達成長期的發展目標。對此，現今所需展開一系列複雜的學習過程，可化約成五項可評量的指標：危機（crisis）、改正（correction）、適應（adaptation）與實驗（experiment）、檢閱（review）、共識（consensus）。這種複雜的學習過程，挑戰了革命式發展建制的根本前提，這樣的策略亦促使中國達其長程目標直，直到1987年。這樣的成就乃基於菁英分子接受外向式的發展政權，包括加入關貿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以及在海南島建立第五個特別經濟區。這項全新的發展策略計畫希望在2050年之前，中國能成為中等發展國家並且國民生產毛額能達到4000美元。
當中國的菁英逐漸理解到周恩來內向的發展建制的侷限性以及不再與毛澤東派的保守思維掛勾時，所謂的自力更生以及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因此被這些菁英棄之如敝屣。他們贊同中國應當加入其他的東亞經濟體，接納外向式的發展策略；與過去拒絕國際經濟市場不同的是，這些菁英將外資、科技與市場視為促進中國強大的工具。從今而後，第三代領導人採用與過去不同的手段，以技術專家發展其政權所設定的長期目標：安全、繁榮與外向式發展。
技術發展建制的特性
所謂技術專家式的概念對中共來說並不陌生：1950年代的計劃經濟便是源自於將美國科學管理的概念─泰勒主義（Taylorism)與福特主義（Fordism）─於1920年代與1930年代引進至蘇聯。然而，後中國革命世代的菁英將過去中央計畫方式汰換成市場經濟方式，並且保留多樣性的科學管理概念。
這一新世代的菁英們的組成包含了技術專家與政治菁英。Jorge I. Dominguez曾形容這樣的菁英為「技術政治家」（technopols），並由以下四點定義「技術政治家」：一、位居於或是近於其國家政府與政治活動的頂端的菁英；二、超越其所專精而以其智識描繪許多不同的路線的菁英；三、多元化地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的菁英；四、為了影響超越經濟範圍的政治目標，並且重塑該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菁英。
當李鵬於1987年就任為中國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迎接了一個主要由工程師所組成的威權技術專家新時代的來臨。第三代菁英包括總理李鵬（莫斯科動力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與總理朱鎔基（清華大學，電機系）。2002年與2003年時，這些威權技術官僚皆承接為第四代領導班子，其中還包含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與總理溫家寶（中國北京地質學院，地質學家）。
這些威權技術官僚彼此擁有相似的性格，其因過去在求學階段皆經歷了中共政權建立的第一個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政治動盪不安，進而於1980年代的開放時期崛起於中國共產黨。不同於先前的革命份子，這些新一代的菁英並無經歷過軍事活動。然而，這些菁英藉由中共處於一個擁抱效率、專精於學習與高科技的時代而獲取政治影響力。中國共產黨菁英認知到過去三十年來所犯下的錯誤根源為何；進一步地，這些菁英認知到向海外尋求新資金、新概念與新技術的急迫性。這些菁英仍然藉由共產主義信念來結合彼此，但瞭解了修改其意識形態以接受新興商業層級崛起的必要性。其對政府的智庫與專家投注更多的關注，因這些知識分子能夠提供資訊做為分析特定的政策倡議。此外，這些菁英亦認為藉由建立一套行為規則與規範來加以改造國家機構成為常規化的行政機構有其重要性。
由於他們分享著相近的技術世界觀，使得第三、四代菁英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相對來說較為限縮，同時也造成了較為線性的學習過程。這與1950至1970年代間環狀的學習過程明顯不同，在後者的學習過程當中，菁英間對於達成長程目標的最佳途徑爭執不休，這樣的情況明顯阻礙了其學習過程。然而， 80年代以降的分權過程使國家制定政策的自主權以及實行政策的能力向下滑落，這也使得菁英的學習能力變得更加複雜。存在於地方、省、以及部會間各層級的競租行為（rent-seeking behavior）經常會改變了中央政策的原始立意。儘管中央的菁英仍然具有權威性，但也越來越需要吸收較低階的新幹部，以確保中央的計畫可以得到更廣泛的政治支持及服從。
為了達到技術發展典範的長程目標，江澤民以及其繼承者胡錦濤企圖了解中國在勞動力以及土地上的比較利益，從而繼續遵循亞洲的發展途徑。中國菁英集團希望透過對外貿易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做為維持中國國內經濟持續蓬勃發展的引擎。
但中國菁英集團也深諳此技術專家發展政權的成本。隨著關稅以及非關稅貿易障礙的削減與彌平，以及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移除了其他貿易保護措施，使其國內製造業、農業、財政、以及服務業被迫進入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適者生存的達爾文效應對中國國內上億的工人以及農民生計帶來了兩極化的影響。維持專制政體有助於中國的技術政治家接受與利用危險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透過合併、私有化、關閉中國75000家國有企業等方法，進行進一步的市場經濟化。
假設這些獨裁的技術政治家可以同時維持社會穩定以及經濟成長率，那麼中國將比2050年的設定目標還要提前成為中度已開發經濟體。
作者簡介：Lawrence C. Rearson（雷敦克）博士現任新罕布什爾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興趣在於中國經濟外交政策、中國政治、亞洲國際政治。
（編者按：本文為Reardon教授以其2002年專書The Reluctant Dragon: 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為基礎所撰之評論稿。）
（翻譯：林鼎為，校訂：黃奎博）
如同其他許多二戰後反殖民主義的菁英們一樣，中國菁英分子在1949年革命後期待建立起一個藉由追求三項相關的長期目標：追求安全、繁榮與自主以塑造強大且獨立的中國，此亦成為革命式發展典範的核心內容。於此，中國認為國際環境對國家本身具有侵蝕性影響，因而傾向內向的發展政權。在這樣的思維下，國家必須限制所有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因此在對外貿易與投資方面採取高度限制規範。
到了1950年代中期，中國發展了兩項競爭性策略以達到原先所規劃的三項長期目標。毛澤東與保守派意見主張根據「共產主義」的規範性承諾，採取半專制性的策略。此一時期的中國認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已自蘇聯引進足夠的技術，其亦倚仗中國人民的創造力來發展任何其所需求的新科技。周恩來與其國際主義派則支持另一種選項，延續發展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支持這種策略的菁英們強烈地相信所謂的「經濟人」角色可以達成後大躍進(post-Great Leap Forward)階段的整合。而這兩派相衝突的發展策略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間不斷地引發辯論。然而，這兩派發展策略無論是何者占上風，其領導意見會藉由學習另一種策略實行後的優缺點來適應這種特殊的發展策略。儘管是推動發展不同的策略，這兩派意見團體皆同意依循革命式的發展典範以達成長期目標。
而這樣依循革命式發展典範的路線在兩位第一代革命領導人逝世後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以及江青等人身陷囹圄，中共高層已無菁英份子在1970年代中期帶領中國以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方式推動半專制式發展策略。另一方面，作為國際主義者與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實質上領導者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於1975年逝世。然而，周恩來卻使許多後大躍進時代的重要決策者重新復位，其中包括了第二代的中共領導班子，以及周恩來所指名的接班人鄧小平。
鄧小平是位不同以往的卓越領導人，他不像毛澤東一樣對經濟政策歧見有著巨大的寬容與容忍。藉著過去在1920年代於西歐的學習與工作經驗，鄧小平與其他在後大躍進時代中的國際主義者具有類似的世界觀，也與他們有較佳的工作關係。為了避免過去保守主義者的半專制式領導策略，後大躍進時代的領導班子不得不將中國對國際經濟社會開放，同時自我調適以適應三十年來以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來追求革命式發展的三項目標：安全、繁榮與自主。然而，隨著周恩來的逝世，鄧小平與其後大躍進時代的領導班子亦自過去的發展實踐模式中脫離。
於1970年代末期，後大躍進時代的領導班子發現到過去內向式發展政權以及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策略皆有重大的侷限性。根據他們縱向的學習經驗所顯示，這些菁英以三十年來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發展的經驗，採基本的改革方式達成長期的發展目標。對此，現今所需展開一系列複雜的學習過程，可化約成五項可評量的指標：危機（crisis）、改正（correction）、適應（adaptation）與實驗（experiment）、檢閱（review）、共識（consensus）。這種複雜的學習過程，挑戰了革命式發展建制的根本前提，這樣的策略亦促使中國達其長程目標直，直到1987年。這樣的成就乃基於菁英分子接受外向式的發展政權，包括加入關貿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以及在海南島建立第五個特別經濟區。這項全新的發展策略計畫希望在2050年之前，中國能成為中等發展國家並且國民生產毛額能達到4000美元。
當中國的菁英逐漸理解到周恩來內向的發展建制的侷限性以及不再與毛澤東派的保守思維掛勾時，所謂的自力更生以及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因此被這些菁英棄之如敝屣。他們贊同中國應當加入其他的東亞經濟體，接納外向式的發展策略；與過去拒絕國際經濟市場不同的是，這些菁英將外資、科技與市場視為促進中國強大的工具。從今而後，第三代領導人採用與過去不同的手段，以技術專家發展其政權所設定的長期目標：安全、繁榮與外向式發展。
技術發展建制的特性
所謂技術專家式的概念對中共來說並不陌生：1950年代的計劃經濟便是源自於將美國科學管理的概念─泰勒主義（Taylorism)與福特主義（Fordism）─於1920年代與1930年代引進至蘇聯。然而，後中國革命世代的菁英將過去中央計畫方式汰換成市場經濟方式，並且保留多樣性的科學管理概念。
這一新世代的菁英們的組成包含了技術專家與政治菁英。Jorge I. Dominguez曾形容這樣的菁英為「技術政治家」（technopols），並由以下四點定義「技術政治家」：一、位居於或是近於其國家政府與政治活動的頂端的菁英；二、超越其所專精而以其智識描繪許多不同的路線的菁英；三、多元化地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的菁英；四、為了影響超越經濟範圍的政治目標，並且重塑該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菁英。
當李鵬於1987年就任為中國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迎接了一個主要由工程師所組成的威權技術專家新時代的來臨。第三代菁英包括總理李鵬（莫斯科動力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與總理朱鎔基（清華大學，電機系）。2002年與2003年時，這些威權技術官僚皆承接為第四代領導班子，其中還包含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與總理溫家寶（中國北京地質學院，地質學家）。
這些威權技術官僚彼此擁有相似的性格，其因過去在求學階段皆經歷了中共政權建立的第一個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政治動盪不安，進而於1980年代的開放時期崛起於中國共產黨。不同於先前的革命份子，這些新一代的菁英並無經歷過軍事活動。然而，這些菁英藉由中共處於一個擁抱效率、專精於學習與高科技的時代而獲取政治影響力。中國共產黨菁英認知到過去三十年來所犯下的錯誤根源為何；進一步地，這些菁英認知到向海外尋求新資金、新概念與新技術的急迫性。這些菁英仍然藉由共產主義信念來結合彼此，但瞭解了修改其意識形態以接受新興商業層級崛起的必要性。其對政府的智庫與專家投注更多的關注，因這些知識分子能夠提供資訊做為分析特定的政策倡議。此外，這些菁英亦認為藉由建立一套行為規則與規範來加以改造國家機構成為常規化的行政機構有其重要性。
由於他們分享著相近的技術世界觀，使得第三、四代菁英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相對來說較為限縮，同時也造成了較為線性的學習過程。這與1950至1970年代間環狀的學習過程明顯不同，在後者的學習過程當中，菁英間對於達成長程目標的最佳途徑爭執不休，這樣的情況明顯阻礙了其學習過程。然而， 80年代以降的分權過程使國家制定政策的自主權以及實行政策的能力向下滑落，這也使得菁英的學習能力變得更加複雜。存在於地方、省、以及部會間各層級的競租行為（rent-seeking behavior）經常會改變了中央政策的原始立意。儘管中央的菁英仍然具有權威性，但也越來越需要吸收較低階的新幹部，以確保中央的計畫可以得到更廣泛的政治支持及服從。
為了達到技術發展典範的長程目標，江澤民以及其繼承者胡錦濤企圖了解中國在勞動力以及土地上的比較利益，從而繼續遵循亞洲的發展途徑。中國菁英集團希望透過對外貿易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做為維持中國國內經濟持續蓬勃發展的引擎。
但中國菁英集團也深諳此技術專家發展政權的成本。隨著關稅以及非關稅貿易障礙的削減與彌平，以及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移除了其他貿易保護措施，使其國內製造業、農業、財政、以及服務業被迫進入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適者生存的達爾文效應對中國國內上億的工人以及農民生計帶來了兩極化的影響。維持專制政體有助於中國的技術政治家接受與利用危險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透過合併、私有化、關閉中國75000家國有企業等方法，進行進一步的市場經濟化。
假設這些獨裁的技術政治家可以同時維持社會穩定以及經濟成長率，那麼中國將比2050年的設定目標還要提前成為中度已開發經濟體。
作者簡介：Lawrence C. Rearson（雷敦克）博士現任新罕布什爾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興趣在於中國經濟外交政策、中國政治、亞洲國際政治。
（編者按：本文為Reardon教授以其2002年專書The Reluctant Dragon: 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為基礎所撰之評論稿。）
（翻譯：林鼎為，校訂：黃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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