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谷川

    「三死囚案」再一次宣判，司法再一次把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打回原「刑」──死刑。歷審非生即死，蘇建和等三人遭受司法磨難了十六年。不過，這還只是「小巫」。

    在台灣，有三名老人：張國隆、林泰治、柯芳澤，他們遭受司法的磨難，長達二十八年。他們被控的「第一銀行押匯弊案」，從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檢調發動偵辦，官司打到現在還沒打完。二審不斷宣判、三審不斷發回，如此來來往往了十二次。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法院「更十二審」首度判決無罪；去年七月二十六日，最高法院受理檢察官的上訴後，迄今毫無下聞。這樁創下台灣司法史上訴訟時間最長的官司，到目前還沒三審定讞。

    一樁官司打了十六年，另樁官司打了二十八年，司法始終定不了讞。這其間所藏伏的問題，已非司法當局一句「審判獨立」所能遮掩；因為，司法遲遲不能定讞官司的普遍性，已經涉及「政府侵權」的層次、觸及違憲以及國際人權公約。

    根據文明國家的實踐，人民享有「即時裁判」的權利、國家對人民有「迅速審判」的責任。更積極的來說，司法人權的概念，不僅是法院必須不得拖延訴訟案件的進行，還必須要在「合理」的審判期限內做出判決。

    其實，早在半個世紀前，國際人權法就已經把「合理審判期限」的精神納入。例如，西元一九五○年的「歐洲人權公約」、一九六六年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有相同的內容。

    除此之外，舉世間也已經有相當多的國家，在其憲法中明文規範人民訴訟權應該受到重視，政府不得拖延。例如，日本憲法第三十七條明文，刑事案件應適時裁判；瑞士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訴訟當事人有權在合理期間獲得裁判；西班牙憲法第二十四條除了有類似規定，還進一步對法院因遲延審判而受到侵害的當事人，應給予國家賠償。

    官司拖得越久，對打官司民眾的精神損害就越大，這是普遍的認知。當然，在這個認知之下，還有一個普世爭議：訴訟時間多長，才是法官合理的審判期限？也就是說，法院審理案件的「適當期間」，究竟是幾年？以司法人權意識強烈的歐洲國家來說，一般只要超過十年沒有結審的案件，幾乎就可以獲得國家賠償。而且，如果是有羈押人犯的案件，法院審結的期限就更短，以免戕害人權。在歐洲，官司十年打不完就可以獲得國家賠償。但在台灣，十年打不完的官司，據筆者搜集而得的資料，至少在三十件以上。

    台灣的司法，讓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的官司從青年打到壯年；讓張國隆、林泰治、柯芳澤的官司從壯年打到老年。三名青年、三名老人被台灣司法拖延得青春逝去、人權長期遭受戕害，目睹人民哀嚎的這般景象，此時，敬請全民及朝野嚴肅面對、好好思考這幾個問題：

    司法可以永無止盡的審判一樁官司嗎？司法應不應該有合理的審判期限？在合理的審判期間內，司法無法定讞，應不應該終止審判？法院逾期審判以致人民權利遭受損害，國家應不應該對人民給予賠償？（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