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洪蘭教授在十一月號《天下》雜誌〈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一文批評：「最近去一所台灣最頂尖的醫學院作評鑑，發現上課秩序極不好……」云云，引起報章矚目。洪教授造訪的是本班的「醫療與社會」課程，該課程旨在告訴我們：不要輕易將錯誤歸咎於單一個人、試著找出問題的「上游」。身為修課學生及被評鑑的當事人之一，我願以在課程中習得的分析方式補充洪教授視而未見的若干面向。
制度總是存在誘因與反誘因。以台大醫學系而言，必修課程過度集中於一上及二下之後，是否使一下、二上的「黃金時期」被學生視為修養生息的時機？某些上午在總區上課的二年級同學，是否因為必須在中午匆匆趕到醫學院區而姍姍來遲？當缺乏醫學經驗等相關素材（materials）的醫學生，上課上得興味索然，調動整體課程順序是可行的方案嗎？要改善學習態度問題，不能不加考慮地只將目光聚焦在學生身上。
然而，更關鍵的是，洪文所述的現象真的存在嗎？我的意思是，醫學生是在所有課程都等量的不專心，或者在某些課程比其他課程較不專心？若洪教授未曾嘗試釐清，雖可善意解釋為犯了抽樣誤差的毛病，也不免令人質疑是紮稻草人來戳。我所經驗到的，反而是教育體系對基礎科學和人文社會關懷的不重視，與國考必考科目上課氣氛的精微肅殺形成反差。假設「考試領導教／學」的幽靈仍在徘徊，競爭力與學習態度之間的連結實在該被打上一個大問號。可能正因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的學生，是最適應現行人才拔擢制度的一群，他們懂得策略性地配置學習資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高分畢業、通過國考、繼而升等晉爵。學習態度不佳是制度扭曲造成的不適當行為，主事者在苛責之餘，難道沒有責任反省：醫學教育制度改革，改到哪去了？
教學是教師和學生互動的過程，同時又鑲嵌在教育政策與更大的社會圖像之中。學生不守規矩等態度問題確有自我反省的必要；但就洪教授所處的意見領袖地位，除了譴責同學，也應該登高一呼，點出學生、教師、教育行政主管所處的共犯結構。結構性問題在於：醫學院或醫界仍然重視技術遠過於「醫學與人文／社會」議題，甚至是為了應付評鑑才開設課程。課程本身無疑是重要的，但如果不能鼓勵學生在課外自發搜尋文本資料、參與相關演講或工作坊、從己身醫病經驗中汲取養分，恐怕仍只是杯水車薪；更有甚者，會讓學生誤以為院方隱含一種工具性的期待，即：通過一學期每週兩節的必修課講授，醫學生身上就能蓋上「具有社會意識」的勳章。這樣，叫學生怎麼點燃學習熱忱？
Irving Zola曾說過一個醫學社會學中最著名的比喻：醫生個人往往像是站在急流下游，費力地為溺水的人們施行人工呼吸，卻累得無力追究到底是誰在上游把那些人丟下水。同理，洪蘭教授的專欄名為「人與環境」，若只看到人性的墮落與環境的艱難，卻不能進一步抓出環境與人相互影響（interplay）的脈絡，那麼縱使能驅逐「就地休眠」者的好夢、沒收肆意吃食者的食物、將遲來的同學趕進課室，甚至將「不想讀」的人趕出課室，卻無可避免下一批進入大講堂的人同樣昏昏欲睡。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學生，系學會文刊部長）
]]>最近和幾個見實習的學長姊聚餐，席間有人提到台大醫院上週舉行的評鑑。評鑑早就是司空見慣的事，離奇的是：「上級」交代，務必要留意評鑑委員問話的陣仗中是否有外國人。為什麼呢？醫院正好同時遇到兩項評鑑，其一是來自美國、以病人安全為最高考量的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評鑑，另一則是旨在考核醫學教育成效的TMAC（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評鑑。若委員問同一個問題：「是否對病患作某措施？」，並未取得執照的醫學生被教導在異質的兩項評鑑中做出截然相反的回答。
誠然這可能純屬醫院管理階層的策略，也或許是一件無關患者痛癢的小事。在日理萬機的大型醫院裡，為期數天的評鑑是全民總動員的緊急狀態；把時間拉長一點來看，常態運作的醫療場域，未必會出什麼要不得的差錯。只是，設想病人聽聞醫院名聲，遠道而來看診，卻得不到和評鑑相稱的服務，這與醫院轉售不實商品（評鑑認證）給病人有何不同？但是在高度專業化的醫學知識和技術面前，患者比其他消費者更無從覺察自身權益的受損。
醫界對現行評鑑制度開始產生若干檢討，例如忽視本土醫療的需求、拘泥美國資本主義醫療體系的標準，評鑑領導教學、研究和行政的現象更屢見不鮮，失去刺激反省的原意。追求形式主義的勝利，台大醫院並非孤例；不過當大學附設醫院鑲嵌在大學「追求卓越，前進百大」的背景圖像中，自然推波助瀾、相得益彰。名列百大排行榜、通過評鑑本身是值得欣喜的事，但亮麗的量化指數或質化指標真能毫不心虛地反映基本面嗎？醫院每年為了評鑑開列不少預算，甚至要從醫師的績效獎金扣用，卻只用以遮羞整容，甚至製造出荒謬絕倫的政策弔詭（policy paradox），對病患權益、醫學生的專業養成與醫療的精進，仍舊是口惠而實不至。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學生，《醫訊》成員）
（本文刊載於台大意識報第二十六期）
失眠與醒覺──李清照的睡眠文學
B97401105陳宗延
失眠與醒覺是分別位於睡眠前後的兩個階段（見圖一），而無論入夢與否。古往今來的書寫者常以夢境為題：或寫了無痕跡的春夢，或寫驚破長夜的噩夢，或寫虛實幻滅的黃粱夢；有以超現實讓想像無羈奔走，有以精神分析作為治療的線索，亦有以夜夢指涉之「日有所思」偷渡政治現實……種種豐饒的面向，使得夢的書寫成了「睡眠文學」的大宗。
| （圖一） 失眠 睡眠／夢境 醒覺 ├──┼──────┼──……→ |
五月三十一日，台灣醫學生首次走上街頭，訴求波蘭等外國醫學生欲回台執業，須經學歷認證及取得在台實習經驗。無論就其自身權益爭取或國民健康面言，都有相當歷史意義，可惜未在主流媒體引起太大漣漪；何況報導從未涵蓋的面向，更具許多討論空間。
我所看到的是，事件中各方人馬不斷幫別人貼標籤、也被標籤化。比如說，將波蘭醫學生簡單化約為在國內升學考試吃癟的低劣學生（代名為「波波」）；即或事實確然如此，難道沒有細緻探究「升學考與醫學生核心能力關聯」的餘地？
有論者以為外國醫學生九成皆來自富裕醫生世家，或持反論者將既得利益的質疑反丟給本土醫學生；然重點不在於是否世襲，也無必要把世襲當作原罪。外國醫學生家長擠破頭要孩子上醫學院，其心態與其他家長並無二致。生活在以能力和成就作為階層化指標的社會脈絡裡，成為醫學生──醫學產業後備軍的一員──本是主流社會以各種功勳獎勵的行為。
故此，我毫不期待此事件能給所謂「冷漠的醫學生」帶來政治啟蒙。如果所有事件參與者，不能藉此認清這個本質上功績主義（meritocracy）、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的社會，也會反咬自己一口，繼而反思──社會結構是否公平？若不公平，是否必要改變？若有必要改變，是否可能改變？若可能改變，我可能做些什麼嗎？──那麼，在街頭衝撞得再兇猛也是枉然。
此外，在遊行籌備過程中，醫學生幹部和協助的社運團體，由於對運動劇碼（repertoire）及國家機器／警察的想像差異而發生齟齬，甚至轉而惡言相向。無論將社運工作者視為帶來警民衝突的洪水猛獸，或將本土醫學生先驗地視為具高社經位階、中產群眾性格的「乖寶寶」，無非基於主流社會賦予的平均觀點、刻板印象，而忽略了醫學生和社運團體內部的異質性。
我反對將所有波蘭醫學生打成「波波」，我不同意將台灣醫學生皆劃為貴族，也不同意將社運團體等量齊觀。照我這麼說，似乎沒有任何一種共同想像足以凝聚身分權益之外的人行動了？不然。學歷認證和在台實習有其必要，沒有配套的落日條款不能過，但理應給予外國醫學生補充訓練及實習的機會。除此之外，再多的譴責和歧視語言都屬多餘。
組稿：楊佳嫻
採訪撰稿：
醫學一 陳宗延（第二組）
農化四 歐喬宜（第三組）
中文一 蕭晴方（第三組）
中文二 潘怡帆（第四組）
中文一 蔣珮伊（第五組）
(繼續閱讀...)]]>五月初，一群「挺馬學者」公開表態：「今年是台灣教育最沒有靈魂的一年」，甚至要求「換教育部長，救台灣教育」。綠營窮追猛打的焦點是準備承認中國學歷、學生嗆馬被打等等，但這群學者似乎另有訴求。究竟這位曾被《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雙月刊》譽為「悠遊主客體之間的哲學家」的前政大校長、現任教育部長鄭瑞城，做錯了什麼？
詩人余光中對國語文政策的批評，大抵延續前朝，只是「教育部聽者藐藐」依舊。翻開馬英九2008年競選期間的《教育政策白皮書》，明文寫著「重視文化傳承，建立主體意識」，但這個主體文化如何界定？如何在國際觀、在地文化與中華傳統間取得平衡？鄭瑞城甘為「沒有聲音的部長」，這個高度爭議、藍綠針鋒相對的議題暫被擱置，仍然未解。
台師大教授吳武典希望「馬英九應於就職一周年時，大膽宣布推動十二年國教，才能符合全民期待」。其實《白皮書》對於十二年國教及其時程表隻字未提，反而主張「教改立意良善，但……政策躁進、錯亂……我們執政之後將責成教育部成立『升學制度審議委員會』，彙總社會意見，徹底檢討各種升學管道的優缺點」，自也不會是鄭部長的重點施政項目。這個委員會於去年六月就已成立，唯社會大眾尚未見到成果。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指出，「大學以SCI和SSCI的論文發展數量作為評鑑教師研究成果的主要指標，造成學術研究的的形式主義。」近日台大校園發起「百大維新」學生運動，諷刺校方一味追求世界百大排名，主張「學生來打分數，自省才能進步」，引起校內師生很大的迴響；但教育部和校方卻幾乎視而不見，無非是被建置化的五年五百億評鑑機制蒙蔽了雙眼。然而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創意和熱情，不僅不是論文數目可以度量，也絕非「錢丟進去，產品就能出來」。
綜觀以上，我們討論的都是部長沒做什麼，但部長究竟做了什麼？也許他什麼都沒做錯，但一位蕭規曹隨的部長真的是我們要的嗎？《白皮書》的前言提出一個陳義甚高的理念：「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培育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及終身學習能力的下一代」，哲學家部長花了一年尋找方向，國人雖然失望也還不到透頂，現在開始積極落實時猶未晚。
表面上，全球化最讓人熟悉的面向，也是最常為媒體援引的意象，莫過於WTO等全球政治經濟組織的領袖峰會了。透過媒體之眼，我們往往忽略了峰會場外那些針鋒相對的抗議衝突，或者以插曲、軼事、花邊新聞等形式模糊化／淡化了他們的訴求。根據這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全球化「偏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問題視野」，而「由其所衍生的諸種問題則只是次要的或邊際成本的角色。」（周桂田，2007）然而，隨著「諸種問題」越演越烈，此種主流論述陸續受到衝擊，各國領導人和人民漸漸地再也無法視而不見了──而這之中未免帶有一點芒刺在背的威脅感，或者基於線性史觀、進步史觀產生的困惑。
伴隨著威脅感或困惑，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全球化究竟是什麼？根據〈多文化共生的時代〉：「全球主義是以資訊傳遞工具的高度發展為基礎，在經濟上形成國際性相互依存關係的一種狀態。」這個定義毋寧過於廣泛，甚至可說是山包海包的。在操作上，我們可以寬鬆地說，說全球化是快速流動的，但流動的方向為何？是往某個大文明聚集，或是更加徹底的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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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文化，如Don Slater於《消費文化與現代性》一書所說：「以市場關係為中介，並且以消費商品的形式來進行」，是現代資本主義下必然的產物。在歷史上從未有任何一個世代像現今這樣熱烈地擁抱消費，而且這股風潮與趨勢迄今未曾稍減。即使在經濟蕭條的當下，我們仍頻繁地從報章上閱讀到現金卡與卡債族的故事，雜誌上關於「簡約奢華」的倡議更是如火如荼，這無非是消費文化中物欲傾向的再延伸。
繁華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有一百塊錢就要花一百零五塊錢」的信念，雖然歷經了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的洗禮，似乎絲毫沒有後撤的傾向。從「日本第一」的經濟榮景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泡沫經濟，從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到90年代末期的東亞金融風暴，從華爾街風雲到此刻的全球金融海嘯，這些狂起狂落無一不是經濟體過度樂觀的自我估計，以致於造成嚴重的消費真空和經濟力萎退。
(繼續閱讀...)]]>D.EL：
不知道你現在到北京了沒有，幾天以來，我總是看著日記本上的數字推想旅程行進之快慢，當然，真正的速度也許較我所想的耽擱了許多，可是每晚睡前劃去一個數字，多半是一天中最使人感覺快慰的時刻。倘若途中有什麼樣的不便，能疏通的就找人來疏通才好。不要怕給人添麻煩。
這幾日我並沒特別作什麼，只是趁你不在時將衣裳又熨了一趟，往往沒有做多久就感到累，不過你不要掛心，隨便走動一下子就又好了。去了市場，看見香蕉已經上了市，我想起你曾說過你是愛吃香蕉的，忍不住就掏錢買了一串，現在它就放在案前，就好像你的諸多習性仍圍繞著我一樣。
是了，下午我不意翻出你愛用的琉璃廠紅格子紙時，突然想起不知你幼時是怎樣開始學認字的，歷史上好些人學讀書寫字都有些故事，我亦想聽聽你的，就當作睡前故事那樣說給我聽罷？我自己則因為這幾天漸次鬆懈下來，每天也不見得做什麼，就是睡覺，恐怕彼時見面不認得的字比會認的多多了，假使真是如此，不知你願不願意撥冗來教我認字，一勾一捺地臨帖子呢。
其實無甚可記，但還是想跟你說說話。不知上海和北京究竟有多少里腳程，然而縱使路遠難致，但你想必還能感受到我的掛念罷。
暮春初夏，添減衣物宜慎。若有花錢之處千萬告訴我才好，不要淨是貪省，我在這裡開銷並不多，兼且心境較先前那些日子是寧定得多，總是過得去的。幾篇你平時讀的報章和時局消息我已蒐集齊全了，一併寄上，希望抵達你手中時不致延誤太久而成了故典才好。
H.M ]]>
已非第一次在溫州街的巷弄裡穿梭，卻始終不能將諸般景點在腦內連成一線。作為一個缺乏方向感的人，我合該跟隨另一能夠信任的人走。種種決絕或明理的特質都是我從未能有的，我不是領路者，恐怕也不能是領導者。我遂靜靜跟你走，並著肩走，心專地注視你凝神之處，幾乎無視彗星曳尾般在後面漫散跟著，而在轉角常會脫落的人群。
沿路是灰色的水泥石牆，比我高一顆頭餘，若是長人約可直接窺視內裡。轉角一邊的牆上是紫紅色的指示牌：「殷海光故居Yin Foo-Sun’s Residence由此進」，另一邊是制式的綠色路牌：「溫州街18巷16弄」。好像對古舊的歷史基地很慎重那樣，路牌旁邊懸掛著紅色乾粉滅火器，又像是穿著鮮紅色鑲金邊制服的衛兵站崗。殷海光的學生郭松棻在〈秋雨〉一文裡這樣寫敘：「一九六六年開始在這圍牆的左近，有監視的便衣出沒。」，指的莫非便是此地？思及更深，便衣實不宜如衛兵那樣招搖。那些黑衣人如今是早被裁撤，或者對調到其他單位去了，無人再能指認。
頭再往上抬些，看到綠葉相互疊合，忽爾又隨風晃開。其實是不需抬頭的，午後令人不快的燥熱彷彿被這片綠暈開、濾過、稀釋，體膚可感。但我先是像初次的孩童那樣張望，不願錯失一點細節，繼而將之抽象化、概念化，儼然輪廓盡失，眼底只留下灰色和綠色，又混合在一塊。更向前走些，出現幾幢相仿的二層樓房，直條木門一式地漆成水綠或水藍色。陽光透過車庫鐵捲門上的孔洞，映照在柏油路面，排列成某種矩陣型或幾何圖式，彷彿歷史的眼目嚴峻地投射過來。
再過去就是故居。屋內門楣左後方斜放著「殷海光教授文物資料展」的彩色立牌，格式似乎是套用的，有點庸俗的樣子；但立牌裡的殷先生緊抿雙唇，背倚書櫃，左手不很用力地按著桌面，眼神則直透透地向著外界。〈秋雨〉裡有這樣的場面：「再也無法吞忍的殷師便站了起來，憤憤地拍著桌子吼怒起來：『你們所優為之的事，無非是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我一向樂於為凝凍的歷史片段另鑄新解：若說這張立牌裡神情睥睨的殷先生，下一刻就要對面前的特務風雲變色，應也是合理之至吧。
一位中年的先生在庭園裡攝相；下一刻他走進屋裡，得知聚攏又散開的我們是在進行一場教學活動。原來他是一位來台採訪的中國記者。你答覆他的一些例行問題，我注意到他邊點頭邊示意旁邊的助理筆記。你轉頭偷偷同我說：「現在的台北，公館師大一帶，真是很容易見到中國記者了。」據我對你的認識，這無非是表達一種時事移易的感受。屋內展示的文物多見「反共」、「反攻」等當權者的符碼、權力語術，殷先生無疑是站在其對立面的批判者。但這些浮面的意識型態流多已改頭換面了，建制化的權力卻只更鞏固而已。
郭松棻記錄殷先生這樣對學生們說：「這是一個the end of ideology的時代，沒有這個意底牢結，你們做事是不牢的。縱使有一兩個衝出來，也不聲不響地被擦掉……」殷先生作為一個「Gifted with charismatic character」的學生導師，無疑是有思有想的，然而郭松棻卻質疑他主張自由主義是空泛而缺乏血肉的，「把『真理、自由、人道』當作抽象的理想去宣揚，在現實的風暴裡幾乎等於沒有主張。」從這個意義上看來，主張自由主義的殷先生是「不聲不響地被擦掉」，然而左傾的黑名單郭松棻長期滯美，終於回歸文學，又何嘗不是被抹銷的一員？
二十年來的黨外政治史，好像輪迴著這種難攖其鋒、卻又不得不然的尷尬，樂觀是不可能，要說服自己徹底悲觀，全然棄絕志業也非易事。
我幾乎是被壓迫的喘不過氣，於是走到屋外，嗅到庭院裡一股土味，蔭下潮溼黑暗，常有蚊蚋侵擾。〈秋雨〉裡，我特別有印象的是屋內多次光影的變化與轉折，這次造訪已毫不可得。人心明滅，莫非如此？在對抗與妥協、苦難與安慰、活動與「死拖」之間，殷先生經歷了如許多重的辯證、挪移。今日故居內部已經打上均質的黃白色燈光，窗明几淨──然而這間校派教師宿舍，又豈是這樣簡單的呢？
「我站在一丸小土丘上，眼睛落在依牆開出來的一畦池塘。滿是爛泥的塘上幅著蓮夜，夕陽頭過鄰家的榕樹照在蓮池上。……我坐下來吃飯的時候，心裡還掛搭著那一畦池水，到底是活水還是死水。在這毫無結果的思想裡，我暗裡希望那是一畦不通的死池。」郭松棻的希望自有其理由，我甚至認為文章裡寫的太過顯露了。土丘池塘俱在，闊葉植物的背面一兩種容易辨識的昆蟲群落競相攀爬著；而人蹤散聚無定，有時割裂成群，有時服從列隊，若從高空俯視，與剝奪了實體的昆蟲未免有些相似。
]]>同樣經歷了大半生動亂，同樣詩心燦然（雖則他們主要並不寫詩，而是散文和小說，我仍以為詩心更能精確表達他們敏銳易感的靈魂），郁達夫（1896～1945）和張愛玲（1920～1995）在世時間僅有二十五年重疊。當荳蔻年華的張愛玲在1943年首次發表《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和《心經》時，將值五十歲的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上，以日本憲兵隊翻譯的身分作為祖國間諜，不久便被覺察，命喪日軍手下，而我也並未查詢到他們有任何親自面會「交手」的歷史記錄。確實，在他們背後個別有一座城市支撐起他們的文學創作，這使他們的「路數」、「拳法」多麼不同，也就宿命性地難以聚首在一塊。
(繼續閱讀...)]]>台灣大學作為國內主要大學的領先者，各方面表現有目共睹，而在歷史上關於校園民主的爭取行動也是先於時代而行。近日卻驚聞台大校方恢復審查制度（censorship），連學校活動中心（活大）／學生餐廳播放的電視內容都需要經過校方核可。
台大十餘位同學合力自製「海島新聞」，以第一集為例，在校園新聞單元報導宿舍餐廳「豪享來」與統包商昇香園間的解約事件，以及因應菸害防治法社科院區即將設置吸菸區的事宜；而國際新聞單元則深入報導薩爾瓦多左派政府新近當權的局面。除了將影片放在YouTube上（目前已累積三千餘人次觀眾），同學將影片送交活大播放，不料活大管理組卻先以「會引起爭議」為由加以否決，繼而宣稱將交由教務長審核。
或許有人會認為，活大電視既屬校方財產，那麼管理組以「藍綠互陳」為由，只播放「較不具針對性」的中視、民視兩台，或許也無可厚非。然則不然，學代會已在學務長馮燕女士的授權之下，於2008年六月二日通過《校園公共媒體自治時段管理辦法》，明文規定學生或社團可於若干時段申請放映公共議題相關影片。在後續溝通中，執其事者竟以：「那是學生的自治法規，行政單位以尊重為原則，也不一定要遵守。」回覆，堅決反對播出。
若活大管理組真有權力判決：海島新聞「涉及議題討論，不予播放。」，我們將認定台大的自由精神已宣告破產。事先審稿制在1987年自由之愛運動之後才始廢除，距今不過二十二年。我們將呼籲台大全體教職員工生盤點歷史遺產，將過去的盈得與負債一筆勾銷，盡數拋售，只因上一時代的荒錯謬事竟爾再現今日校園。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從未出現在台大校園民主的場域，而權力的不對等卻無所不在。面對一個建制化的壓迫者，無論那是黨國操控的校方、資本企業傀儡的校方或者校方的校方，其勢力皆不容小覷，也是至今未曾退潮的隱形霸權──這是所有台大人不願面對的真相。為此我產生更多層次的疑慮。我無從得知校方的用心為何，但不論校方是否只是不願得罪所謂「爭議事件」的兩造，我們不得不開始警惕今日活大的言論限縮，是否會如滑坡效應般擴散到校園每個角落，甚至整個國家。
綜上所述，我在海島新聞禁播事件上看到一個漠視學生自治法規，甚至全然不信任學生的校方。我看到一個不願意學生培養對議題的判斷力，害怕學生與社會、政治有任何一點牽連的校方。如果一個大學生──如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在1987年於〈唾棄廢墟台大：重建人文的民主校園〉一文所述──應該要「有知識見解，並有運用知識的智慧，他能看出環境中的缺陷，而致其批判與尋找出路；能夠為理想的實踐而犧牲個人私利、有想像力、創造性，和處理環境中複雜事務的能力；最重要的，他有浪漫的情操，仍存留著偉大的憧憬。」那麼，台大必然只是一間Factory，而不是一所University，它更只是一個獨斷而無法決斷，威權體制與僵化技術官僚的綜合體。
幸而台灣大學近年來唯一的目標只是前進百大。又怕事，又傲慢，又欠缺反省自思的能力，這樣的台大，帳面上與世界百大只想差若干名次，然而若說要「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倘非空談，便是鬧劇一場。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一年級學生，海島新聞總監）
（欲觀看海島新聞請見http://www.youtube.com/sitnalta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