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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牧青

2008年，開年以來最風和日麗的午後，一場由學運世代出身的學者何東洪與李易昆發起的「野百合同學會」，在台灣民主紀念館大幅綠白相間的野百合階梯斜坡前集合。

何東洪和李易昆在發起的新聞稿上寫著︰「遺照被民進黨偷了去掛在蔣介石銅像前的那個大斜坡上，並襯上了綠底，這朵野百合，可以說是對野百合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我們真的不在意那顆綠百合，更唾棄那些藉學生運動往上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他們高居廟堂，早已把野百合搞成爛百合了。因為我們依舊是保有野性、自主、生命力強的野百合！」足以見證學運世代再次對消費三月學運中的學運接班世代，其中的不滿與喊話。

1月6日，開館第一個周末的「台灣民主紀念館」滿滿都是人潮，從裡面佈展陳設的隔局來看，可見得「轉型」後新館的囫圇吞棗、草率了事的粗糙行為，醜陋到不行的228受難者名單書法字，雜亂無章的達悟族獨木舟風箏七零八落垂掛，如果要說這個展對社會有任何呼應，恐怕只有千禧年的台北雙年展展名「無法無天」可資呼應，正巧，當年也正是島國族人歡慶著政黨輪替和民主轉型的時刻。八年前與八年後，站在館內可以思考的，不是上個世紀為反權威付出的運動人士的所做所為，而是新世紀台灣在大眾主義下的詮釋「民主／自由」的為所欲為。

野百合作為台灣學生運動的頭號標竿，其實不能光以1990年兩場學運的歷程與催生成果簡而述之，多年來，他被一屆又一屆的大學議題性社團拿來舉辦座談和演說，紙上與桌上學運精神的討論年年都在進行，偶一為之的2004年大學聯合自治會「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靜坐絕食，也在藍綠二分的輿論模式和各種不同觀點的「野百合正規軍」學者和社運前輩解讀下，煙消雲散。

中國時報連續多日的大篇幅報導，除了周末為數不多的政治新聞中得以殺出可解釋外，選舉前多元「喊話」企圖，也從該報編輯下標和社論的論述擴大解釋政局可窺知一二。然而，隨後相隔兩個世代的陳宗延＜再見吧！野百合＞與何東洪＜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卻才是當今學生運動參與社會行動貧血的關鍵對話。陳宗延從一個嚮往學運世代的台南明星學校校刊編輯，在兩三年之間卻轉變成對「野百合世代光環」不耐與懷疑的態度，對照何東洪因此文的回應＜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這個時代年輕人有自己的選擇，但不是在你自以為歷史可以用斷代來隔離上一代，而是在繼承上一代」，世代之間學生運動的歧異觀點，正是當前所需釐清的，野百合世代正是因為一個戒嚴年代所提供的「自由真空」得以無限揮灑，1990年，前有六四天安門的刺激，後有政治改革運動的推力，但一切在「糾察隊」的那條線，學運是一股師生同以年輕而同步向前突破的心態在進行著，現在的學運，學生自發的運動越來越少見，學者下指導棋的作業指派卻是一種新型又僵化的運動模式。

而「野百合同學會」這場迷你集會，為的是什麼目的？是野百合「正統精神」聲討之舉，或是對「學運世代」最後嚴肅的正名？三月學運若正如不少參與人士所指出的「野百合根本沒有所謂的集體意識」，那1月6日這場媒體記者多過於學運老同學、輔大心理系「校外教學」學生多於學運世代，這中間必然會有更多當年視為「清流」的學者人物投身廟堂。野百合的核心決策人士，多不可不提長期與民進黨由小黨一路壯大的學校培植系統（最明顯的便是台大學生會），2006年的「親綠」學者倒扁和台大學生會數屆會長倒扁，他們同聲一氣的行為都說明了「學運精神」對當年耦斷絲連的讖語。

過去，是誰有資格再度戴起野百合那頂既被神化又被褻瀆的運動貞操光環？世代交班從五年級忽略到七年級，學生對運動體制權威（學者）的挑戰聲初起，無疑是個好的契機，因為再多對野百合精神的再現闡述，也無助於新世代對「由下而上搏鬥的草根精神」的認知，更不是以「政治的犬儒」責斥便可帶過，再多，便徒增運動團體內的新權威階級。

然歷史還不到可以全面陳述「野百合學運」的觀察點，更不是學運世代的任何一份子—無論堅守運動理想的學者、或是已攀權附貴的廟堂官僚，所能自說自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