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洪蘭教授在十一月號《天下》雜誌〈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一文批評：「最近去一所台灣最頂尖的醫學院作評鑑，發現上課秩序極不好……」云云，引起報章矚目。洪教授造訪的是本班的「醫療與社會」課程，該課程旨在告訴我們：不要輕易將錯誤歸咎於單一個人、試著找出問題的「上游」。身為修課學生及被評鑑的當事人之一，我願以在課程中習得的分析方式補充洪教授視而未見的若干面向。

    制度總是存在誘因與反誘因。以台大醫學系而言，必修課程過度集中於一上及二下之後，是否使一下、二上的「黃金時期」被學生視為修養生息的時機？某些上午在總區上課的二年級同學，是否因為必須在中午匆匆趕到醫學院區而姍姍來遲？當缺乏醫學經驗等相關素材（materials）的醫學生，上課上得興味索然，調動整體課程順序是可行的方案嗎？要改善學習態度問題，不能不加考慮地只將目光聚焦在學生身上。

    然而，更關鍵的是，洪文所述的現象真的存在嗎？我的意思是，醫學生是在所有課程都等量的不專心，或者在某些課程比其他課程較不專心？若洪教授未曾嘗試釐清，雖可善意解釋為犯了抽樣誤差的毛病，也不免令人質疑是紮稻草人來戳。我所經驗到的，反而是教育體系對基礎科學和人文社會關懷的不重視，與國考必考科目上課氣氛的精微肅殺形成反差。假設「考試領導教／學」的幽靈仍在徘徊，競爭力與學習態度之間的連結實在該被打上一個大問號。可能正因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的學生，是最適應現行人才拔擢制度的一群，他們懂得策略性地配置學習資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高分畢業、通過國考、繼而升等晉爵。學習態度不佳是制度扭曲造成的不適當行為，主事者在苛責之餘，難道沒有責任反省：醫學教育制度改革，改到哪去了？

教學是教師和學生互動的過程，同時又鑲嵌在教育政策與更大的社會圖像之中。學生不守規矩等態度問題確有自我反省的必要；但就洪教授所處的意見領袖地位，除了譴責同學，也應該登高一呼，點出學生、教師、教育行政主管所處的共犯結構。結構性問題在於：醫學院或醫界仍然重視技術遠過於「醫學與人文／社會」議題，甚至是為了應付評鑑才開設課程。課程本身無疑是重要的，但如果不能鼓勵學生在課外自發搜尋文本資料、參與相關演講或工作坊、從己身醫病經驗中汲取養分，恐怕仍只是杯水車薪；更有甚者，會讓學生誤以為院方隱含一種工具性的期待，即：通過一學期每週兩節的必修課講授，醫學生身上就能蓋上「具有社會意識」的勳章。這樣，叫學生怎麼點燃學習熱忱？

Irving Zola曾說過一個醫學社會學中最著名的比喻：醫生個人往往像是站在急流下游，費力地為溺水的人們施行人工呼吸，卻累得無力追究到底是誰在上游把那些人丟下水。同理，洪蘭教授的專欄名為「人與環境」，若只看到人性的墮落與環境的艱難，卻不能進一步抓出環境與人相互影響（interplay）的脈絡，那麼縱使能驅逐「就地休眠」者的好夢、沒收肆意吃食者的食物、將遲來的同學趕進課室，甚至將「不想讀」的人趕出課室，卻無可避免下一批進入大講堂的人同樣昏昏欲睡。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學生，系學會文刊部長）

最近和幾個見實習的學長姊聚餐，席間有人提到台大醫院上週舉行的評鑑。評鑑早就是司空見慣的事，離奇的是：「上級」交代，務必要留意評鑑委員問話的陣仗中是否有外國人。為什麼呢？醫院正好同時遇到兩項評鑑，其一是來自美國、以病人安全為最高考量的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評鑑，另一則是旨在考核醫學教育成效的TMAC（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評鑑。若委員問同一個問題：「是否對病患作某措施？」，並未取得執照的醫學生被教導在異質的兩項評鑑中做出截然相反的回答。

誠然這可能純屬醫院管理階層的策略，也或許是一件無關患者痛癢的小事。在日理萬機的大型醫院裡，為期數天的評鑑是全民總動員的緊急狀態；把時間拉長一點來看，常態運作的醫療場域，未必會出什麼要不得的差錯。只是，設想病人聽聞醫院名聲，遠道而來看診，卻得不到和評鑑相稱的服務，這與醫院轉售不實商品（評鑑認證）給病人有何不同？但是在高度專業化的醫學知識和技術面前，患者比其他消費者更無從覺察自身權益的受損。

醫界對現行評鑑制度開始產生若干檢討，例如忽視本土醫療的需求、拘泥美國資本主義醫療體系的標準，評鑑領導教學、研究和行政的現象更屢見不鮮，失去刺激反省的原意。追求形式主義的勝利，台大醫院並非孤例；不過當大學附設醫院鑲嵌在大學「追求卓越，前進百大」的背景圖像中，自然推波助瀾、相得益彰。名列百大排行榜、通過評鑑本身是值得欣喜的事，但亮麗的量化指數或質化指標真能毫不心虛地反映基本面嗎？醫院每年為了評鑑開列不少預算，甚至要從醫師的績效獎金扣用，卻只用以遮羞整容，甚至製造出荒謬絕倫的政策弔詭（policy paradox），對病患權益、醫學生的專業養成與醫療的精進，仍舊是口惠而實不至。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學生，《醫訊》成員）

（本文刊載於台大意識報第二十六期）

失眠與醒覺──李清照的睡眠文學

B97401105陳宗延

   失眠與醒覺是分別位於睡眠前後的兩個階段（見圖一），而無論入夢與否。古往今來的書寫者常以夢境為題：或寫了無痕跡的春夢，或寫驚破長夜的噩夢，或寫虛實幻滅的黃粱夢；有以超現實讓想像無羈奔走，有以精神分析作為治療的線索，亦有以夜夢指涉之「日有所思」偷渡政治現實……種種豐饒的面向，使得夢的書寫成了「睡眠文學」的大宗。

五月三十一日，台灣醫學生首次走上街頭，訴求波蘭等外國醫學生欲回台執業，須經學歷認證及取得在台實習經驗。無論就其自身權益爭取或國民健康面言，都有相當歷史意義，可惜未在主流媒體引起太大漣漪；何況報導從未涵蓋的面向，更具許多討論空間。

我所看到的是，事件中各方人馬不斷幫別人貼標籤、也被標籤化。比如說，將波蘭醫學生簡單化約為在國內升學考試吃癟的低劣學生（代名為「波波」）；即或事實確然如此，難道沒有細緻探究「升學考與醫學生核心能力關聯」的餘地？

有論者以為外國醫學生九成皆來自富裕醫生世家，或持反論者將既得利益的質疑反丟給本土醫學生；然重點不在於是否世襲，也無必要把世襲當作原罪。外國醫學生家長擠破頭要孩子上醫學院，其心態與其他家長並無二致。生活在以能力和成就作為階層化指標的社會脈絡裡，成為醫學生──醫學產業後備軍的一員──本是主流社會以各種功勳獎勵的行為。

故此，我毫不期待此事件能給所謂「冷漠的醫學生」帶來政治啟蒙。如果所有事件參與者，不能藉此認清這個本質上功績主義（meritocracy）、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的社會，也會反咬自己一口，繼而反思──社會結構是否公平？若不公平，是否必要改變？若有必要改變，是否可能改變？若可能改變，我可能做些什麼嗎？──那麼，在街頭衝撞得再兇猛也是枉然。

此外，在遊行籌備過程中，醫學生幹部和協助的社運團體，由於對運動劇碼（repertoire）及國家機器／警察的想像差異而發生齟齬，甚至轉而惡言相向。無論將社運工作者視為帶來警民衝突的洪水猛獸，或將本土醫學生先驗地視為具高社經位階、中產群眾性格的「乖寶寶」，無非基於主流社會賦予的平均觀點、刻板印象，而忽略了醫學生和社運團體內部的異質性。

我反對將所有波蘭醫學生打成「波波」，我不同意將台灣醫學生皆劃為貴族，也不同意將社運團體等量齊觀。照我這麼說，似乎沒有任何一種共同想像足以凝聚身分權益之外的人行動了？不然。學歷認證和在台實習有其必要，沒有配套的落日條款不能過，但理應給予外國醫學生補充訓練及實習的機會。除此之外，再多的譴責和歧視語言都屬多餘。

組稿：楊佳嫻   

採訪撰稿：

醫學一  陳宗延（第二組）

農化四  歐喬宜（第三組）

中文一  蕭晴方（第三組）

中文二  潘怡帆（第四組）

中文一  蔣珮伊（第五組）

五月初，一群「挺馬學者」公開表態：「今年是台灣教育最沒有靈魂的一年」，甚至要求「換教育部長，救台灣教育」。綠營窮追猛打的焦點是準備承認中國學歷、學生嗆馬被打等等，但這群學者似乎另有訴求。究竟這位曾被《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雙月刊》譽為「悠遊主客體之間的哲學家」的前政大校長、現任教育部長鄭瑞城，做錯了什麼？

詩人余光中對國語文政策的批評，大抵延續前朝，只是「教育部聽者藐藐」依舊。翻開馬英九2008年競選期間的《教育政策白皮書》，明文寫著「重視文化傳承，建立主體意識」，但這個主體文化如何界定？如何在國際觀、在地文化與中華傳統間取得平衡？鄭瑞城甘為「沒有聲音的部長」，這個高度爭議、藍綠針鋒相對的議題暫被擱置，仍然未解。

台師大教授吳武典希望「馬英九應於就職一周年時，大膽宣布推動十二年國教，才能符合全民期待」。其實《白皮書》對於十二年國教及其時程表隻字未提，反而主張「教改立意良善，但……政策躁進、錯亂……我們執政之後將責成教育部成立『升學制度審議委員會』，彙總社會意見，徹底檢討各種升學管道的優缺點」，自也不會是鄭部長的重點施政項目。這個委員會於去年六月就已成立，唯社會大眾尚未見到成果。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指出，「大學以SCI和SSCI的論文發展數量作為評鑑教師研究成果的主要指標，造成學術研究的的形式主義。」近日台大校園發起「百大維新」學生運動，諷刺校方一味追求世界百大排名，主張「學生來打分數，自省才能進步」，引起校內師生很大的迴響；但教育部和校方卻幾乎視而不見，無非是被建置化的五年五百億評鑑機制蒙蔽了雙眼。然而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創意和熱情，不僅不是論文數目可以度量，也絕非「錢丟進去，產品就能出來」。

綜觀以上，我們討論的都是部長沒做什麼，但部長究竟做了什麼？也許他什麼都沒做錯，但一位蕭規曹隨的部長真的是我們要的嗎？《白皮書》的前言提出一個陳義甚高的理念：「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培育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及終身學習能力的下一代」，哲學家部長花了一年尋找方向，國人雖然失望也還不到透頂，現在開始積極落實時猶未晚。

表面上，全球化最讓人熟悉的面向，也是最常為媒體援引的意象，莫過於WTO等全球政治經濟組織的領袖峰會了。透過媒體之眼，我們往往忽略了峰會場外那些針鋒相對的抗議衝突，或者以插曲、軼事、花邊新聞等形式模糊化／淡化了他們的訴求。根據這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全球化「偏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問題視野」，而「由其所衍生的諸種問題則只是次要的或邊際成本的角色。」（周桂田，2007）然而，隨著「諸種問題」越演越烈，此種主流論述陸續受到衝擊，各國領導人和人民漸漸地再也無法視而不見了──而這之中未免帶有一點芒刺在背的威脅感，或者基於線性史觀、進步史觀產生的困惑。

    伴隨著威脅感或困惑，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全球化究竟是什麼？根據〈多文化共生的時代〉：「全球主義是以資訊傳遞工具的高度發展為基礎，在經濟上形成國際性相互依存關係的一種狀態。」這個定義毋寧過於廣泛，甚至可說是山包海包的。在操作上，我們可以寬鬆地說，說全球化是快速流動的，但流動的方向為何？是往某個大文明聚集，或是更加徹底的離散？

    消費文化，如Don Slater於《消費文化與現代性》一書所說：「以市場關係為中介，並且以消費商品的形式來進行」，是現代資本主義下必然的產物。在歷史上從未有任何一個世代像現今這樣熱烈地擁抱消費，而且這股風潮與趨勢迄今未曾稍減。即使在經濟蕭條的當下，我們仍頻繁地從報章上閱讀到現金卡與卡債族的故事，雜誌上關於「簡約奢華」的倡議更是如火如荼，這無非是消費文化中物欲傾向的再延伸。

繁華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有一百塊錢就要花一百零五塊錢」的信念，雖然歷經了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的洗禮，似乎絲毫沒有後撤的傾向。從「日本第一」的經濟榮景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泡沫經濟，從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到90年代末期的東亞金融風暴，從華爾街風雲到此刻的全球金融海嘯，這些狂起狂落無一不是經濟體過度樂觀的自我估計，以致於造成嚴重的消費真空和經濟力萎退。

D.EL：

　　不知道你現在到北京了沒有，幾天以來，我總是看著日記本上的數字推想旅程行進之快慢，當然，真正的速度也許較我所想的耽擱了許多，可是每晚睡前劃去一個數字，多半是一天中最使人感覺快慰的時刻。倘若途中有什麼樣的不便，能疏通的就找人來疏通才好。不要怕給人添麻煩。

　　這幾日我並沒特別作什麼，只是趁你不在時將衣裳又熨了一趟，往往沒有做多久就感到累，不過你不要掛心，隨便走動一下子就又好了。去了市場，看見香蕉已經上了市，我想起你曾說過你是愛吃香蕉的，忍不住就掏錢買了一串，現在它就放在案前，就好像你的諸多習性仍圍繞著我一樣。

　　是了，下午我不意翻出你愛用的琉璃廠紅格子紙時，突然想起不知你幼時是怎樣開始學認字的，歷史上好些人學讀書寫字都有些故事，我亦想聽聽你的，就當作睡前故事那樣說給我聽罷？我自己則因為這幾天漸次鬆懈下來，每天也不見得做什麼，就是睡覺，恐怕彼時見面不認得的字比會認的多多了，假使真是如此，不知你願不願意撥冗來教我認字，一勾一捺地臨帖子呢。

　　其實無甚可記，但還是想跟你說說話。不知上海和北京究竟有多少里腳程，然而縱使路遠難致，但你想必還能感受到我的掛念罷。

　　暮春初夏，添減衣物宜慎。若有花錢之處千萬告訴我才好，不要淨是貪省，我在這裡開銷並不多，兼且心境較先前那些日子是寧定得多，總是過得去的。幾篇你平時讀的報章和時局消息我已蒐集齊全了，一併寄上，希望抵達你手中時不致延誤太久而成了故典才好。

※完整圖文點此。內有精采照片！

已非第一次在溫州街的巷弄裡穿梭，卻始終不能將諸般景點在腦內連成一線。作為一個缺乏方向感的人，我合該跟隨另一能夠信任的人走。種種決絕或明理的特質都是我從未能有的，我不是領路者，恐怕也不能是領導者。我遂靜靜跟你走，並著肩走，心專地注視你凝神之處，幾乎無視彗星曳尾般在後面漫散跟著，而在轉角常會脫落的人群。

    沿路是灰色的水泥石牆，比我高一顆頭餘，若是長人約可直接窺視內裡。轉角一邊的牆上是紫紅色的指示牌：「殷海光故居Yin Foo-Sun’s Residence由此進」，另一邊是制式的綠色路牌：「溫州街18巷16弄」。好像對古舊的歷史基地很慎重那樣，路牌旁邊懸掛著紅色乾粉滅火器，又像是穿著鮮紅色鑲金邊制服的衛兵站崗。殷海光的學生郭松棻在〈秋雨〉一文裡這樣寫敘：「一九六六年開始在這圍牆的左近，有監視的便衣出沒。」，指的莫非便是此地？思及更深，便衣實不宜如衛兵那樣招搖。那些黑衣人如今是早被裁撤，或者對調到其他單位去了，無人再能指認。

頭再往上抬些，看到綠葉相互疊合，忽爾又隨風晃開。其實是不需抬頭的，午後令人不快的燥熱彷彿被這片綠暈開、濾過、稀釋，體膚可感。但我先是像初次的孩童那樣張望，不願錯失一點細節，繼而將之抽象化、概念化，儼然輪廓盡失，眼底只留下灰色和綠色，又混合在一塊。更向前走些，出現幾幢相仿的二層樓房，直條木門一式地漆成水綠或水藍色。陽光透過車庫鐵捲門上的孔洞，映照在柏油路面，排列成某種矩陣型或幾何圖式，彷彿歷史的眼目嚴峻地投射過來。

    再過去就是故居。屋內門楣左後方斜放著「殷海光教授文物資料展」的彩色立牌，格式似乎是套用的，有點庸俗的樣子；但立牌裡的殷先生緊抿雙唇，背倚書櫃，左手不很用力地按著桌面，眼神則直透透地向著外界。〈秋雨〉裡有這樣的場面：「再也無法吞忍的殷師便站了起來，憤憤地拍著桌子吼怒起來：『你們所優為之的事，無非是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我一向樂於為凝凍的歷史片段另鑄新解：若說這張立牌裡神情睥睨的殷先生，下一刻就要對面前的特務風雲變色，應也是合理之至吧。

    一位中年的先生在庭園裡攝相；下一刻他走進屋裡，得知聚攏又散開的我們是在進行一場教學活動。原來他是一位來台採訪的中國記者。你答覆他的一些例行問題，我注意到他邊點頭邊示意旁邊的助理筆記。你轉頭偷偷同我說：「現在的台北，公館師大一帶，真是很容易見到中國記者了。」據我對你的認識，這無非是表達一種時事移易的感受。屋內展示的文物多見「反共」、「反攻」等當權者的符碼、權力語術，殷先生無疑是站在其對立面的批判者。但這些浮面的意識型態流多已改頭換面了，建制化的權力卻只更鞏固而已。

郭松棻記錄殷先生這樣對學生們說：「這是一個the end of ideology的時代，沒有這個意底牢結，你們做事是不牢的。縱使有一兩個衝出來，也不聲不響地被擦掉……」殷先生作為一個「Gifted with charismatic character」的學生導師，無疑是有思有想的，然而郭松棻卻質疑他主張自由主義是空泛而缺乏血肉的，「把『真理、自由、人道』當作抽象的理想去宣揚，在現實的風暴裡幾乎等於沒有主張。」從這個意義上看來，主張自由主義的殷先生是「不聲不響地被擦掉」，然而左傾的黑名單郭松棻長期滯美，終於回歸文學，又何嘗不是被抹銷的一員？

二十年來的黨外政治史，好像輪迴著這種難攖其鋒、卻又不得不然的尷尬，樂觀是不可能，要說服自己徹底悲觀，全然棄絕志業也非易事。

    我幾乎是被壓迫的喘不過氣，於是走到屋外，嗅到庭院裡一股土味，蔭下潮溼黑暗，常有蚊蚋侵擾。〈秋雨〉裡，我特別有印象的是屋內多次光影的變化與轉折，這次造訪已毫不可得。人心明滅，莫非如此？在對抗與妥協、苦難與安慰、活動與「死拖」之間，殷先生經歷了如許多重的辯證、挪移。今日故居內部已經打上均質的黃白色燈光，窗明几淨──然而這間校派教師宿舍，又豈是這樣簡單的呢？

「我站在一丸小土丘上，眼睛落在依牆開出來的一畦池塘。滿是爛泥的塘上幅著蓮夜，夕陽頭過鄰家的榕樹照在蓮池上。……我坐下來吃飯的時候，心裡還掛搭著那一畦池水，到底是活水還是死水。在這毫無結果的思想裡，我暗裡希望那是一畦不通的死池。」郭松棻的希望自有其理由，我甚至認為文章裡寫的太過顯露了。土丘池塘俱在，闊葉植物的背面一兩種容易辨識的昆蟲群落競相攀爬著；而人蹤散聚無定，有時割裂成群，有時服從列隊，若從高空俯視，與剝奪了實體的昆蟲未免有些相似。

    一直是個寡言的人，自己是自己的城堡。並非沒有朋友，也建構了屬於自己的人脈或人際網絡，但說不上有幾個能夠談心傾訴的對象。依據佛洛依德的說法，外顯行為與心理現象不脫關係，而後者則往往由童年經驗引發。那麼，我的隱身術大概習自家中。每每在電視或電影的場景裡，看見家人漫坐沙發、圍聚成群，或者一起注神螢光屏上的劇情，或者泡茶煮酒，在白煙蒸騰裡互遞牛肉乾之類的零嘴，都會有種無以名狀的感受。這些細瑣的幸福，在我家並非常常可得。

    父母都有全職工作，更精確的說，分別在城裡兩頭的醫院擔任主治醫師。在我還小的時候，三十歲出頭的父親剛剛應該當上主治醫師，而比父親小五歲的母親還在較低階的位置，也許是實習醫師或住院醫師，我並不清楚。套一句美劇《實習醫生》的台詞：「Intern（實習醫生）是什麼？是浮游生物，是醫院食物鏈的最底層。上面剩什麼，他們就吃什麼，還要努力生存下去。」，無論是父親母親或其他年輕的醫師同僚，他們每天都長時數地運轉自己的技藝，開刀、注射、眼底鏡檢查……，所有工作都必須精準而不容一點差錯，否則換來的絕不只是上級的一點責罵。

    肩著如此繁重的生／心理負擔而毫不退縮，無非因為已經接受了七年以上的專業訓練，退無可退；然而這之中也不免有些親長責任的意味，像魯迅說的那樣，「頂住黑暗的閘門」。在那些僅有的相處片段裡，年僅三四歲的我常從他們的眼神中讀出一些陰鬱，又好像是無辜地眨著抱歉的修辭──或者因著病人瀕危而不忍，或者因著自己困難的處境。其實，作為父母，他們實在是耗用他們僅有的全部額度在寶愛著我。我可以看出父親切牛排時的手勢，確實就是個外科醫師；母親對我的疼惜，輕聲細語、細細撫觸，當然也遠過於對病人。

    對那時的我來說，最渴望的莫過於在一個春暖的週末，攜著裝了鬆餅、果醬、洋蔥烤肉三明治、一壺冷泡茶和一碟水果優格沙拉的野餐籃，與父母一起驅車鄉野田間，在稀無人煙而不知名之處席地野餐。然而十餘年來，我卻未曾圓滿這個夢想。每個週末，他們大都輪流處於on call（值班）的狀態，亦即得隨時待命任何醫院的緊急變故。有好多次，本來已經約束好了的旅程，臨時被醫院無情的電話打斷。慢慢地，我已習慣他們的在與不在，彷彿一切缺席都是再自然不過的。我甚至開始練習拒絕他們的邀約，只因不願意他們辨識出我的渴望，而致使我們三人同感失落。

葉慈說：「犧牲太長久以後／人心也會變石頭」，在這段家庭關係裡，我是確不敢說自己有甚麼犧牲的，但我想父母真是為了某些緣故犧牲了部分的人生。可能，常懷一顆石頭心的我和我的家人，其實是比許多患者更不健全的吧。因此，當父母，如同他們的父母那樣，為了諸多顯然的理由，而暗暗期待我也能和他們一樣成為醫師時，我其實感到很不可解。

那時我還是國中生吧，早已知道成績的重要性以及父母訂定的嚴苛標準。遊戲規則早已定好，不容挑戰。放學後，我會立刻回家，快速完成作業。用完晚餐、洗完澡，展開一輪又一輪的複習與預習。作業是不必父母檢查的，但偶爾父親也從我房門外探頭，甚至悄悄站在我後面觀察我的學習。偶然就會被發現，並不一定很專注於功課，免不了就是一陣責罵，下場將是很難堪的。我並不常蓄意犯規，但心思難免四颺，也有時疲累地肘撐下巴、暗閉雙眼，耳朵仍然敏銳地豎著，醒覺可能躡著經過的微微腳步聲。

父母親可不容許我在圖書館或K書中心念書，而家裡是極為窄仄的醫師宿舍，幾乎無處可躲。我不忍對父母的熱切關心澆冷水，因此難以明說自己的難處，只有關起房門，雖然不能緊鎖，但至少能避免他們在家中走動時，投射過來的目光。有人將精神病態區分為防衛性和攻擊性兩種，其實在我看來不過是一體兩面。我還不到那樣的狀況，然而「關門」倒成為我人生中最後一個突圍而出的希望。正是那個時候開始，我在門後、桌前、教科書下的一本本替換著的課外讀物，建構了我內心自成一格的小世界。

一條封鎖線在我面前搭起，書中情境是唯一的缺口了。葡萄牙詩人費朗多˙佩索萬曾說過：「我住在一條街上，街上熙熙攘攘，我住的地方在樓下，書房在二樓，如果一摟我的房間是生活的話，那麼二樓的房間就是藝術。我在二樓寫我的小說，用藝術來探討、反思我的生活，得到的答案是：樓上樓下都一樣。」對那時的我而言，生活和藝術無疑是對立的。閱讀實為一場場的戰鬥，即或不是為了殺死生活中那些橫強而無法抵禦的困境，也至少是為了奪回自己剝脫已久的想像力──那是我在現實生活之中無從掌握的。

我時常以為，我的愛好閱讀可能並非天性，或者什麼「熱愛哲人遺產、世界文明」一類的八股理由。是這樣的，我曾經學了五六年的鋼琴。鋼琴老師也是疾顏厲色的，為了不被他責罵又跟父母告狀，我勢必需要經過無數的練習。學過鋼琴的人都知道，要想將大部頭的奏鳴曲彈奏得行雲流水，不能不經過一番苦悶的制式訓練，使手指變得靈活。在無數的習演之中，一再重複的旋律，讓我想起父母慣性的缺席與忙碌。

也許是基於另一種變形的監視，也許僅僅出於望子成龍的虛榮感，父母是喜歡看我彈鋼琴的。那多半是連續幾個大夜班之後的空檔，他們會在沙發上盯著螢幕，電視音量調低幾近無聲，只知道好像是在看政論節目。好幾次，我覺得他們應當是在沙發上打盹了，但我只要一停下手邊的曲目，那頭又馬上傳來動作的聲響。只要樂音一鬆懈下來，我不用回頭，馬上就能感受到質疑的目光。後來，託辭課業繁重，我就堅決不願意再去上鋼琴課了，只因每次彈奏放置在客廳之中那台黑色YAMAHA平台鋼琴，會使我與父母有太頻密而不舒服的接觸。我是寧願窩在房間裡閱讀的，起碼那為我多爭取了開一扇門的反應時間。讓閒置的樂器繼續閒置，樂音不如只在我心中流淌。

    接近暮歲，父母已經不再那樣忙碌了，我和父母之間緊繃的關係也逐漸緩解。但是，不管是與父母一起或者獨自一人，對我而言，坐在米色軟皮沙發上，不斷切換遙控器直到那台薄薄的五十二吋高畫質液晶電視呈現自己感到興味的畫面，那還是十分可怪的一件事。客廳，是我的禁忌之地，唯有門扉能掩的書房才讓我感到自在。我一直相信，那是間充滿幽靈的書房，書中人物會護衛我，免於父母的宰制和干預。並非出於我的自願，但我究竟練就一身高超的隱身術。

    城市之所以可讀，當然由於居住其中的人可親可愛，或者可厭可惡、可恨可悲。然而遠不只此，每個靈魂固然都是獨特的故事，城市讓複數個靈魂不期然地聚首，在街角擦肩而過，命運驅使他們靠近又遠離，想要把握而不可能，這實是更為動人的。大都會，Metropolis，如Raymond Williams所說：「基本上應該是自成一個世界的。」二三零年代的上海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它與當時中國其他地域都有極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內部也並非均質的，李歐梵很傳神地用「雙城記」來描述這個老城與租界並存，而且相互解消、共融的新興城市。

    隨著現代性逐漸興起，過去鄉土中國簡單線性的倫常規範已經難以全面適用於上海了。城市美學的德性毋寧是流動的，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面對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形容的誠然就是發達資本主義下的城市景觀。當時的上海或許還算不上是嚴格符合標準西方定義的都市，然而聲光電化也已經樣樣俱全。上海如何隨電車急馳而流轉，恰可用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說明：科學與技術的合體使我們的生活步調緊湊加快，無疑是同時建制了，也摧毀了我們的生活空間。

張愛玲的《封鎖》所位處的場景，一截「如果不是碰到封鎖……是永遠不會斷的」電車，必然只能位於城市上海。別說陝西、青藏，就是在首都北京恐怕也極為不協調，只因為北京胡同還是比較適合黃包車、人力車彎彎繞繞地漫走。城市生活真是已經「自成一個世界」了，唯有封鎖／戒嚴這樣嚴重的事態能夠讓「整個上海打個盹，做個不近情理的夢」，而船過又水無痕，愛戀也好、停駐也好，都是算不得數的。

在這人情極盡疏落的摩登社會裡，卻仍然有一個吳翠遠，對純粹親密關係的追求無比在意：「她的丈夫絕不會像一個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愛……一切再也不會像這樣自然。」她遇上的呂宗楨真是如此可親可愛的對象嗎？呂之所以「向翠遠進攻」，其實無非是為了避開「一心只想娶個略具資產的小姐」的董培芝「利用這絕好的機會向他進攻」──這不正是現代化的重要特徵，理性算計？我無意指涉吳翠遠識人不清，即使張愛玲的確這樣形容：「生命像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裡譯成了上海話。那未免有些隔膜。」我寧願這樣解釋，在這突來的悠緩時光，一切高速運行的，如「忙的沒頭沒腦。早上乘電車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電車回來……說是為了掙錢罷，也不知道是為誰掙的。」等等，終於沈澱下來。這顯然是可一而不可再的，呂宗楨唯有誠實告解，以求一線救贖的恩典與生機。

於是，當我們逐一檢視這幾段關係：呂與吳的戀愛關係、呂與其妻的婚姻關係以及呂與董的資源交涉關係，不免要有「人生如夢亦如幻，朝如晨露暮如霞」之嘆。唯一真實交心的那一樁，竟然短暫得、快速得像有如虛假；就連吳翠遠的愛情夢，因為不可能落實，不可能成真，也難以說得上是真的。呂宗楨問：「你是自由的麼？……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應了，你的家裡人也不會答應的，是不是？」確實，張愛玲沒有應許吳翠遠任何衝破愛情封鎖線的機會。所有她給予的，只是身為一個「半調子新女性」的無奈眼淚。

封鎖結束，交通重行開放，張愛玲這樣敘寫：「開電車的放聲唱到：『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可憐啊可……』一個縫婆子慌里慌張掠過車頭，橫穿過馬路。開電車的大暍道：『豬玀！』」，是的，用張自己的話來評論吧：「時代是匆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多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無論是昇華或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那惘惘的威嚇。」封鎖前後對照，電車裡外對照，唯這個「摩登原始時代」是真實。

我不由得聯想到大陸詩人顏竣的詩句：「在這個匆忙的輪迴裡／愛也是不可能的。」城市台北，捷運車廂，又豈不復如此？

1.      本電影鑲嵌了一個敘事內鏡（Mise en abyme，即劇中劇）的形式，請問功能為何？請就象徵性及心理性論述之。

2. 「你這麼美可以走到世界盡頭，大家都會讓你搭便車。」在追隨兒子和情人吉光片羽印象的道塗上，女主角因為熊、曲棍球、蘇汀、高空跳水和土耳其所互動的人的每次交手，是否帶給雙方怎樣的變化？當她完成一切追尋之後說：「現在我已準備好去見你」，請問她是以怎樣的方式進行的呢？

3. 劇中北極熊導遊對女主角「你相信上帝嗎？」的疑問／質疑，後來由酒吧老闆的禱祝「我信上帝。全能的天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引領，再由女主角後續的對話中得到確證。酒吧老闆說：「上帝只存在於所愛之人的眼中」，如果他的上帝和女主角的上帝是同一位，請問他們所信仰者為何？請描述之。

4.「越大的不幸越值得經歷，因為不幸必有原因。」本劇的基調似乎被這句話的悲劇性統攝，比如女主角情人與兒子之落難，比如自認為「註定要認識她（女主角）」的展望學學者的慕色追尋彷彿是「經過這一切她恐怕無心再認識任何人了」、「就算找到她……也永遠敵不過兩個死人」的徒勞。然則不然，劇中是否明示或暗示這些不幸的根源為何？睽諸全劇，你是否覺得一切不幸的經歷其實仍然有所幸運之處呢？

5. 在被稱為「小偷」和「魔鬼」之後，依舊苦苦尋索伊人的展望學學者得到「知

道你為我做的一切，你若還想跟我打個招呼，我就在路盡頭的車內」的首肯。女主角先把車倒退下坡開離他，又轉而開向奔跑前來的他，這個看似欲拒還迎的動作具有什麼意義？如果「她經歷這一切之後，也許還有更多值得經歷」，據你想像，他和她可能會有怎樣的發展？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

摘要

詩與政治矛盾嗎？詩人可以身兼公共領域參與者嗎？本文主張，透過網際網路，詩人其實取得主導公共議題設置的絕佳位置；其獨特的個人腔調與見解介入公共輿論，可謂彌補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裂痕的最佳解方。若公共議題能恰如其分地負載於詩語言，詩語言負載於網際網路，公共領域將以全新的面貌被重建。

關鍵詞：詩的私密性、網路場域、公共領域、異化的關注、理想言說情境

※大一國文不成熟的小論文。全文點此！

出外求學一年多，也差不多就是這麼久沒回到母校建興。體態並不輕盈、身形亦不敏捷，從來不以體育項目見長的我，很奇怪地，此刻回想起國中時期的幾多細節，首先浮現的場景竟然是體育室旁的羽球場。有一陣子，放學以後，我和同學似乎著迷於羽毛球的習練，看光影劃過暗綠色地板，往往就超過傍晚六點，幾乎要被家人通緝追殺。時間是這樣過去了。又彷如體育室外好像有片磚牆，曾在那裡投擲棒球，起先是試探性地以軟球、後來是三番兩次使我鼻血流沁、鏡框歪斜的正式球。棒球縫線摩擦空氣往復於二三路徑之間，雖然偶有事故，大多也能完好地進入軟皺汗濕的難用的舊皮手套裡。而今回顧，能夠安全地吸納接收的舊人事物竟然意外地少，少到要人悲歎時間無情。

    我實不知如今流轉在穿堂迴廊的還是多年前同樣那股自由的氣氛嗎？建興學生異質性頗高，我所處的班級極可能正是我就學過程裡階序光譜最完整的班級──而這班級竟難能可貴地勉強兼容了多種相悖言行的開闔，儼然是公共領域自我表演一次良好的示範。那幾年之中，最深刻的與同學L關於文學文化的論戰，分別用最政治正確和政治不正確的語言相互抬槓。究竟爭論什麼印象早已模糊，只確定內容是極為國族主義的、情感導向的，卻又弔詭地多麼私我化以致於如今想起來更像是單純的拌嘴：意氣之爭。十三四歲，狂傲的多麼可笑，也可愛。然而這種種並非枉然，因為和L儘管聯絡斷斷續續，上高中後仍不時談論到更核心的政治哲學問題，往往有更趨同一致的結論；相視一笑，知道這是自國中以來的默契，無需更置一詞。

    然而深交往往只是友誼最近翼的一側，即使是點頭之交往往也要讓人深思自己在人生旅途中的定位。高中某日前往補習班時，路上見到國中同學F穿著飲料店的圍裙工作。他是當年全班三十七個人之中我很不熟悉的一位，但那刻我對他的敬意幾乎滿溢，只因他比我提早面對人生嚴峻的現實，而無論他的家庭背景、才情、個性。在這所學校裡，我隱約學到而未曾學完的人生百態，似乎總能在人生中某個未知的位置上得到印證。其實我當年是多麼疏離於人際，可是也並非所有人都放棄與我交誼，而放大到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的尺度，我終於能漸漸抒展自己，像一片（那麼多片中的一片）茶葉由乾澀而柔軟。遑論知識，遑論行動，遑論屬於這個世代的理想主義……

「在交叉點分別了，走向人多或人煙稀少的不同路線；但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至於走得優雅或鹵莽、顛簸或順遂、甚至走不走得下去，實在是另一件事。」細想，這些我高傲地以為多年來領略的事，或者原來其實是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４年之間，埋下的伏筆。

何謂醫學人文？我，一個距離「真正的醫學」可能還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或許可能一輩子觸碰不著的醫學生，如何去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還得努力提醒自己，現在已經不是申請入學面試教授咄咄逼人的場合了，我已經，無論近遠程目的為何，已經錄取台大醫學系了，甚至已經入學兩個禮拜之久。

為什麼我想從事醫業，或者為什麼我想成為醫學生？我對人類的行為模式如何運作以及生化與人文社會學科都有濃厚的興趣。我好奇人類的行為模式如何運作，對於生化與人文社會學科都有濃厚的興趣。我敏感於諸多社會病理現象，對於不公不義與階級分化有憤怒、有悲憫，也對一個更好的世界有願景。

因此我要這樣去回答這個問題。醫學人文不（僅僅）是從生醫醫學領域中抓取相關於人文（學）的部分，也不（僅僅）是從泛人文領域（文史哲、政治經濟學、社會學……）中分解出一塊或幾塊與醫學對應的交集子集合。前述看法，毋寧是經驗斷裂而且觀念本位的。

依我之見，醫學人文有更多橫切交叉（crosscutting）的可能性，那是超越，或者迥異於抽象觀念的實相經驗。人之存在，人的身體之存在，人的心靈之存在，皆歷歷可證。醫學人文的終極目標即是從主體的自己過渡到客體的自己，再從客體的自己過渡到主體的他人。這與醫學專業作為一種客觀科學，所側重的客體他人，有著微妙的不同。無論是世代差異、性別差異、宗教差異，或者其他無法歸類的細緻差異，都是醫療行為中應該想方設法克服的鴻溝。醫療工作者承認且尊重與病人之間的各種差異，但是作為醫病關係中的強勢者、主導者，也必須從患者方向補足視野盲點。

It’s empathy. 無論作為David Hume在《道德原理研究》中強調的感情利他主義，歷史學家眼中的「神入」，心理學家界定的「移情」，或者一般翻譯的「同理心」來解釋。「在成為良醫之前先學會作人。」是的，醫學人文是這樣基本而重要，卻往往在醫療場域中被視為支微末節。醫生是人，病人也是人。醫學人文研究無非為了讓醫生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病人。

醫學生根發展於社會，而健康問題是人類社會無可逃避的社會問題。病理學家Rudolf Virchow曾說：「醫學是社會科學，政治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睽諸史卷，許多社會改革者都是醫生；我也希望能成為一個術德兼備的醫學生、醫生、醫學研究者或醫學制度改革者，將「ㄧ個更健康的社會」之理想化為事實。

室友搬回桃園進行考前最後的自修衝刺計畫以後，這間雙人套房又回到起

初祇我一人的空蕩狀態。整整一人份（其實是約莫0.7人份，精確說）的物資後撤，房間突然顯示許多半掩著的風景。最醒目的是由於褪去了一大床被子，他的床又透露床墊原先淡雅節制的米黃色；大約每次從電腦螢幕前偏頭回看，都覺頗為悅目。

但回頭做甚麼？這間房裡再沒有第二個人同我招呼了。週末上台南，回台

北的時候已是週日晚上十點了。室友在稍早遷出，留下了信和CD和暫時搬不走的或不會用到的碎瑣雜項。這些緒懷是可感可傷了，但面臨那麼多離別，這次我顯得毫不經心，祇是來回了幾封簡訊叮囑了考前加油云云便潦草帶過。這自然不是我的原意，寧是希望他能夠安心。不過我也就被迫袪除一切感情地自我觀察從到家至今兩天曾經連續三十六小時一句話都沒說的事實。

房間空出一大半，但桌上、地上和箱子裡我的雜書還堆得到處都是。回憶

起之前，臨睡前會念詩 (間接推銷楊佳嫻詩集的手法真是無微不至XD)或是推薦我奇妙的床邊讀物們給他；而在睡夢裡則是聽他推薦或演奏的音樂(大抵是爵士、blue之類我並不熟稔的樂風)，也有他的社團老師或學妹兼戀人的曲子。有時或許還有更為融通的嘗試，比如說新年假期時配合他的音樂錄詩，儼然也是一大篇章。又比如說他是小莫要好的同學朋友，便傳了簡訊告訴他有我這樣一位怪異的室友XD

剩下的那些，便是大量多餘的時間，和空間了……。我笑說自己可以併兩

張單人床去睡了，但是最終沒有。除了其一是小小存心地反駁了某人說我會滾下床去的話頭，其二也覺陡然多出一倍空間未免太過空疏。更加重要的是我希望這間房間能為我暫時保留原先的樣貌。這間房間每年換租，格局未能有多大變異，但總沾下個人的氣息，在遞換交接之前自行運轉不歇。一人離去以後，這些至為個人的生活切片能夠留存何時、流轉何方？

    據金觀濤教授的引述，Karl Popper（1902~1994）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中曾提出一個能夠「刻畫現代社會的本質」的有趣思想實驗。設想有這樣一個社會，其中「所有的行業均是由孤立的個人獨立經營；任何人都不能與他人見面、接觸，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必須通過打字信件或電報傳遞；如要出門，都必須蒙面或坐遮蓋住窗簾的轎車，以保證他從未看到另一個人；生命的繁殖則靠人工受精。」相對於實驗中極端的狀況，Popper將那些「由終極關懷、文化、人際關係、感情交流組成的有機體」稱為封閉社會。而Popper認為切斷諸多紐帶後，封閉社會轉化為主要由工具理性運作的開放社會──這是現代化的歷程中最深刻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