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中央大學洪蘭教授在十一月號《天下》雜誌〈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一文批評：「最近去一所台灣最頂尖的醫學院作評鑑，發現上課秩序極不好……」云云，引起報章矚目。洪教授造訪的是本班的「醫療與社會」課程，該課程旨在告訴我們：不要輕易將錯誤歸咎於單一個人、試著找出問題的「上游」。身為修課學生及被評鑑的當事人之一，我願以在課程中習得的分析方式補充洪教授視而未見的若干面向。

 

    制度總是存在誘因與反誘因。以台大醫學系而言，必修課程過度集中於一上及二下之後，是否使一下、二上的「黃金時期」被學生視為修養生息的時機？某些上午在總區上課的二年級同學，是否因為必須在中午匆匆趕到醫學院區而姍姍來遲？當缺乏醫學經驗等相關素材（materials）的醫學生，上課上得興味索然，調動整體課程順序是可行的方案嗎？要改善學習態度問題，不能不加考慮地只將目光聚焦在學生身上。

 

    然而，更關鍵的是，洪文所述的現象真的存在嗎？我的意思是，醫學生是在所有課程都等量的不專心，或者在某些課程比其他課程較不專心？若洪教授未曾嘗試釐清，雖可善意解釋為犯了抽樣誤差的毛病，也不免令人質疑是紮稻草人來戳。我所經驗到的，反而是教育體系對基礎科學和人文社會關懷的不重視，與國考必考科目上課氣氛的精微肅殺形成反差。假設「考試領導教／學」的幽靈仍在徘徊，競爭力與學習態度之間的連結實在該被打上一個大問號。可能正因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的學生，是最適應現行人才拔擢制度的一群，他們懂得策略性地配置學習資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高分畢業、通過國考、繼而升等晉爵。學習態度不佳是制度扭曲造成的不適當行為，主事者在苛責之餘，難道沒有責任反省：醫學教育制度改革，改到哪去了？

　　                                                            

教學是教師和學生互動的過程，同時又鑲嵌在教育政策與更大的社會圖像之中。學生不守規矩等態度問題確有自我反省的必要；但就洪教授所處的意見領袖地位，除了譴責同學，也應該登高一呼，點出學生、教師、教育行政主管所處的共犯結構。結構性問題在於：醫學院或醫界仍然重視技術遠過於「醫學與人文／社會」議題，甚至是為了應付評鑑才開設課程。課程本身無疑是重要的，但如果不能鼓勵學生在課外自發搜尋文本資料、參與相關演講或工作坊、從己身醫病經驗中汲取養分，恐怕仍只是杯水車薪；更有甚者，會讓學生誤以為院方隱含一種工具性的期待，即：通過一學期每週兩節的必修課講授，醫學生身上就能蓋上「具有社會意識」的勳章。這樣，叫學生怎麼點燃學習熱忱？

 

Irving Zola曾說過一個醫學社會學中最著名的比喻：醫生個人往往像是站在急流下游，費力地為溺水的人們施行人工呼吸，卻累得無力追究到底是誰在上游把那些人丟下水。同理，洪蘭教授的專欄名為「人與環境」，若只看到人性的墮落與環境的艱難，卻不能進一步抓出環境與人相互影響（interplay）的脈絡，那麼縱使能驅逐「就地休眠」者的好夢、沒收肆意吃食者的食物、將遲來的同學趕進課室，甚至將「不想讀」的人趕出課室，卻無可避免下一批進入大講堂的人同樣昏昏欲睡。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學生，系學會文刊部長）

最近和幾個見實習的學長姊聚餐，席間有人提到台大醫院上週舉行的評鑑。評鑑早就是司空見慣的事，離奇的是：「上級」交代，務必要留意評鑑委員問話的陣仗中是否有外國人。為什麼呢？醫院正好同時遇到兩項評鑑，其一是來自美國、以病人安全為最高考量的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評鑑，另一則是旨在考核醫學教育成效的TMAC（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評鑑。若委員問同一個問題：「是否對病患作某措施？」，並未取得執照的醫學生被教導在異質的兩項評鑑中做出截然相反的回答。

 

誠然這可能純屬醫院管理階層的策略，也或許是一件無關患者痛癢的小事。在日理萬機的大型醫院裡，為期數天的評鑑是全民總動員的緊急狀態；把時間拉長一點來看，常態運作的醫療場域，未必會出什麼要不得的差錯。只是，設想病人聽聞醫院名聲，遠道而來看診，卻得不到和評鑑相稱的服務，這與醫院轉售不實商品（評鑑認證）給病人有何不同？但是在高度專業化的醫學知識和技術面前，患者比其他消費者更無從覺察自身權益的受損。

 

醫界對現行評鑑制度開始產生若干檢討，例如忽視本土醫療的需求、拘泥美國資本主義醫療體系的標準，評鑑領導教學、研究和行政的現象更屢見不鮮，失去刺激反省的原意。追求形式主義的勝利，台大醫院並非孤例；不過當大學附設醫院鑲嵌在大學「追求卓越，前進百大」的背景圖像中，自然推波助瀾、相得益彰。名列百大排行榜、通過評鑑本身是值得欣喜的事，但亮麗的量化指數或質化指標真能毫不心虛地反映基本面嗎？醫院每年為了評鑑開列不少預算，甚至要從醫師的績效獎金扣用，卻只用以遮羞整容，甚至製造出荒謬絕倫的政策弔詭（policy paradox），對病患權益、醫學生的專業養成與醫療的精進，仍舊是口惠而實不至。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學生，《醫訊》成員）

（本文刊載於台大意識報第二十六期）

（一）摘要

    台大的共同與通識教育行之有年，其間歷經多次課程改革，最近一次是於2005 年由共同教育委員會主持，並於2006 年1 月發表《臺灣大學共同與通識教育改革之研究計畫報告書》（以下簡稱2006 報告書）。2006 報告書主張台大實施「核心領域」制度，並設置多項配套措施，以改善通識教育的品質。2006報告書提出次年，即2007 年9 月（96 學年度），台大開始實施共同與通識教育的新制度。然而，新制僅採行報告書中部分較為浮面的建議，並未能著眼全局。2009 年3 月，共同教育中心發表《通識教育新制實施評估報告》（以下簡稱2009 報告書），藉以反省新制實施將近兩年以來不足之處。2009 報告書對現行制度中各領域開課數量、開課時段、教師負擔以及修課年級等相關技術層面均提出深入的分析，且給予改革的承諾，然而這份報告仍未能碰觸到更為基礎而至為關鍵的問題，即「現行通識教育制度及其課程內容，是否真正符合通識教育制度的應然精神與實然需求？」。

    在此脈絡之下，本評鑑將首先透過問卷調查，來得知學生修習通識課程的普遍狀況。其次，本評鑑將比較現行制度與2006 報告書的建議模式，分析其中異同、加以討論，進而試圖回答下列問題：當初提出的方案，無法持續推動的原因為何？「核心課程」的優缺點有哪些？再者，本評鑑也希望分析共同教育中心所主導的「通識課程改進計畫」、「通識課程績優計畫」，討論現行通識課程是否有改變的需要與可能。

    最後，本評鑑將試圖討論通識教育的理念與精神。當今大學學科的分工越見瑣細且與資本主義市場緊密結合，修習通識教育正是在時代風氣下為補其不足應運而生的。但同為通識教育，不同的理念展示了不同的教學面向。「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承襲西方貴族教育傳統，強調「使人從日常生活當中解放」，並且培養學生的批判、反省、邏輯思考與思辨能力；而現代的「通識（general education）」則強調學習各科領域的基礎，讓學生能受益於科際整合與跨領域的知識。世界各地的大學所實施的通識教育各有其不同的傳統，然而多數學校在其通識課程中涵蓋了「博雅教育」與「通識」兩種路線。若依2006 報告書的洞見：「通識教育是大學理念的核心部分」，那麼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價值的衝擊之下，台大的通識教育應該依循怎樣的方向，是師生應該共同思考的。

    歸根究柢，台大缺乏一個有效交流通識教育改革意見的平台，而在當前共同教育中心人力吃緊的狀況下（共同教育中心所有重要幹部皆為兼任，全職職員總共只有三名。其下設置之課程委員會與共同教育委員會委員輪值任期僅有短短一年。），共同教育中心顯然只能當一個審核的行政單位，而不能作為一個統籌的
教學單位。這反映了執事者無心也無力面對通識教育改革核心問題的窘迫現狀。

※通識教育評鑑報告書，及其他領域評鑑報告書完整精彩圖文內容，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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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劉少雄教授 二李詞課程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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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與醒覺──李清照的睡眠文學

B97401105陳宗延

   失眠與醒覺是分別位於睡眠前後的兩個階段（見圖一），而無論入夢與否。古往今來的書寫者常以夢境為題：或寫了無痕跡的春夢，或寫驚破長夜的噩夢，或寫虛實幻滅的黃粱夢；有以超現實讓想像無羈奔走，有以精神分析作為治療的線索，亦有以夜夢指涉之「日有所思」偷渡政治現實……種種豐饒的面向，使得夢的書寫成了「睡眠文學」的大宗。

 

（圖一）   失眠   睡眠／夢境   醒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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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一日，台灣醫學生首次走上街頭，訴求波蘭等外國醫學生欲回台執業，須經學歷認證及取得在台實習經驗。無論就其自身權益爭取或國民健康面言，都有相當歷史意義，可惜未在主流媒體引起太大漣漪；何況報導從未涵蓋的面向，更具許多討論空間。

 

我所看到的是，事件中各方人馬不斷幫別人貼標籤、也被標籤化。比如說，將波蘭醫學生簡單化約為在國內升學考試吃癟的低劣學生（代名為「波波」）；即或事實確然如此，難道沒有細緻探究「升學考與醫學生核心能力關聯」的餘地？

 

有論者以為外國醫學生九成皆來自富裕醫生世家，或持反論者將既得利益的質疑反丟給本土醫學生；然重點不在於是否世襲，也無必要把世襲當作原罪。外國醫學生家長擠破頭要孩子上醫學院，其心態與其他家長並無二致。生活在以能力和成就作為階層化指標的社會脈絡裡，成為醫學生──醫學產業後備軍的一員──本是主流社會以各種功勳獎勵的行為。

 

故此，我毫不期待此事件能給所謂「冷漠的醫學生」帶來政治啟蒙。如果所有事件參與者，不能藉此認清這個本質上功績主義（meritocracy）、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的社會，也會反咬自己一口，繼而反思──社會結構是否公平？若不公平，是否必要改變？若有必要改變，是否可能改變？若可能改變，我可能做些什麼嗎？──那麼，在街頭衝撞得再兇猛也是枉然。

 

此外，在遊行籌備過程中，醫學生幹部和協助的社運團體，由於對運動劇碼（repertoire）及國家機器／警察的想像差異而發生齟齬，甚至轉而惡言相向。無論將社運工作者視為帶來警民衝突的洪水猛獸，或將本土醫學生先驗地視為具高社經位階、中產群眾性格的「乖寶寶」，無非基於主流社會賦予的平均觀點、刻板印象，而忽略了醫學生和社運團體內部的異質性。

 

我反對將所有波蘭醫學生打成「波波」，我不同意將台灣醫學生皆劃為貴族，也不同意將社運團體等量齊觀。照我這麼說，似乎沒有任何一種共同想像足以凝聚身分權益之外的人行動了？不然。學歷認證和在台實習有其必要，沒有配套的落日條款不能過，但理應給予外國醫學生補充訓練及實習的機會。除此之外，再多的譴責和歧視語言都屬多餘。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雜誌第1162期（090611-090617）

組稿：楊佳嫻   

採訪撰稿：

醫學一  陳宗延（第二組）

農化四  歐喬宜（第三組）

中文一  蕭晴方（第三組）

中文二  潘怡帆（第四組）

中文一  蔣珮伊（第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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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一群「挺馬學者」公開表態：「今年是台灣教育最沒有靈魂的一年」，甚至要求「換教育部長，救台灣教育」。綠營窮追猛打的焦點是準備承認中國學歷、學生嗆馬被打等等，但這群學者似乎另有訴求。究竟這位曾被《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雙月刊》譽為「悠遊主客體之間的哲學家」的前政大校長、現任教育部長鄭瑞城，做錯了什麼？

 

詩人余光中對國語文政策的批評，大抵延續前朝，只是「教育部聽者藐藐」依舊。翻開馬英九2008年競選期間的《教育政策白皮書》，明文寫著「重視文化傳承，建立主體意識」，但這個主體文化如何界定？如何在國際觀、在地文化與中華傳統間取得平衡？鄭瑞城甘為「沒有聲音的部長」，這個高度爭議、藍綠針鋒相對的議題暫被擱置，仍然未解。

 

台師大教授吳武典希望「馬英九應於就職一周年時，大膽宣布推動十二年國教，才能符合全民期待」。其實《白皮書》對於十二年國教及其時程表隻字未提，反而主張「教改立意良善，但……政策躁進、錯亂……我們執政之後將責成教育部成立『升學制度審議委員會』，彙總社會意見，徹底檢討各種升學管道的優缺點」，自也不會是鄭部長的重點施政項目。這個委員會於去年六月就已成立，唯社會大眾尚未見到成果。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指出，「大學以SCI和SSCI的論文發展數量作為評鑑教師研究成果的主要指標，造成學術研究的的形式主義。」近日台大校園發起「百大維新」學生運動，諷刺校方一味追求世界百大排名，主張「學生來打分數，自省才能進步」，引起校內師生很大的迴響；但教育部和校方卻幾乎視而不見，無非是被建置化的五年五百億評鑑機制蒙蔽了雙眼。然而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創意和熱情，不僅不是論文數目可以度量，也絕非「錢丟進去，產品就能出來」。

 

綜觀以上，我們討論的都是部長沒做什麼，但部長究竟做了什麼？也許他什麼都沒做錯，但一位蕭規曹隨的部長真的是我們要的嗎？《白皮書》的前言提出一個陳義甚高的理念：「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培育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及終身學習能力的下一代」，哲學家部長花了一年尋找方向，國人雖然失望也還不到透頂，現在開始積極落實時猶未晚。

 

※原文刊載於新新聞雜誌第1159期（090521-090527）

表面上，全球化最讓人熟悉的面向，也是最常為媒體援引的意象，莫過於WTO等全球政治經濟組織的領袖峰會了。透過媒體之眼，我們往往忽略了峰會場外那些針鋒相對的抗議衝突，或者以插曲、軼事、花邊新聞等形式模糊化／淡化了他們的訴求。根據這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全球化「偏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問題視野」，而「由其所衍生的諸種問題則只是次要的或邊際成本的角色。」（周桂田，2007）然而，隨著「諸種問題」越演越烈，此種主流論述陸續受到衝擊，各國領導人和人民漸漸地再也無法視而不見了──而這之中未免帶有一點芒刺在背的威脅感，或者基於線性史觀、進步史觀產生的困惑。

 

    伴隨著威脅感或困惑，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全球化究竟是什麼？根據〈多文化共生的時代〉：「全球主義是以資訊傳遞工具的高度發展為基礎，在經濟上形成國際性相互依存關係的一種狀態。」這個定義毋寧過於廣泛，甚至可說是山包海包的。在操作上，我們可以寬鬆地說，說全球化是快速流動的，但流動的方向為何？是往某個大文明聚集，或是更加徹底的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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