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組稿：楊佳嫻   

採訪撰稿：

醫學一  陳宗延（第二組）

農化四  歐喬宜（第三組）

中文一  蕭晴方（第三組）

中文二  潘怡帆（第四組）

中文一  蔣珮伊（第五組）

品味台北：異國與本地的交會

        下午兩點，帶著有點緊張的心情，與其它其他四位同學坐在李歐梵教授的辦公室中進行訪談。「你們就盡量沒大沒小的跟教授聊吧！」佳嫻助教在訪談的前一天告訴我們教授是個不拘束、愛與學生一來一往討論的人。然而我依舊不能擺脫那種因權威使然而戰戰兢兢的心態，幸好，教授一開始的閒話家常便使氣氛輕鬆活絡起來。

他與我們分享昨天漫步到師大路、泰順街的體驗。「我和我太太走道了泰順街三十八巷，從前我在那裡住過一陣子，那時候這條巷子甚麼都沒有，現在卻豐富起來了。好比那裡有一家比利時啤酒店，卻有個法文名字叫做巴士底（Bastille），這就有趣了，我們立刻就推門進去了。工作人員是個年輕的女孩，她說，不知道要喝甚麼嗎，我可以幫你們介紹。我一聽她的介紹，唉呀，她懂得的確實多！」從比利時啤酒店中看出台灣年輕人的品味、從宜蘭蔥餅的攤販讚賞台灣雖然國際化但仍保留鄉土的味道，李歐梵教授稱他自己是一位「都市體驗者」而非嚴肅的「都市研究者」，這從他親和坦率的在描繪著台北巷子裡的文化便能證明，「我跟我太太實在忍不住囉！那蔥油餅太香了！」我們笑著，該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去感受週遭的一切才對。（中文一  蔣珮伊）

    這樣的並存顯然讓教授印象深刻，他屢次提起「台北的文化一直在轉變中，二十年前沒有比利時啤酒店和宜蘭蔥餅的攤販」──前者是全球化的例子，而後者為在地化的例子，兩種店同時出現，並存在台北的巷弄文化裡，表示台北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中取得微妙平衡。這也是台北迷人的地方之一。

李教授又更進一步闡述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式。他是一位多元主義者，認為要尊重世界各地的各種文化，由全世界各地區、各種族共同形成一種地球不平的世界文化，而非被資本主義影響、被消費行為主導而產生「世界是平的」的全球文化，「世界的麥當勞化是最無聊的」。

接著又談到教授對台灣鄉村文化的觀感如何，教授曾經在新竹住過七八年，因此對客家文化略有涉獵，台南高雄等則是驅車經過，並未深入漫遊，從這些經驗中，教授說：「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分不開的。」如同現今世界各國家的文化已經分不開一樣，要把不同種文化吸納進來，互相包容，而非互相分割、互相排斥。李教授從中國到臺灣再到美國後又到了香港，在這個過程中，教授已分不出來哪個地方是他的家鄉，也因為如此，能打從心裡的包容各種文化，並且深刻認同。（農化四  歐喬宜）

「前旅遊」與「後旅遊」

談到在漫遊中觀察的角度，李教授說「建築與環保，更重要的是都市人的生活和文化品質」。這是教授是從四處遊歷累積而來的經驗。年輕時代在美國求學，即到歐洲進行長達數個月的自助旅行，「那天和台文所學生聚餐，竟沒人去過倫敦」，李教授驚訝的說。「你們這個年代，沒錢不能當成跑不出去的藉口。年輕人的背包旅行，例如打工一年，存起來，就可以去了，沒有想像中困難。」而且，「研究都市，研究現代，沒有去過倫敦是不行的！」（農化四  歐喬宜）

        在得知我們對於都市文化觀察感興趣後，話題便由此展開。李歐梵教授舉出都市文化可以用各種不同的面向去觀察，如建築、整體設計、政治等，「我比較關心的是都市中人們的生活和他們文化的品質」以人文主義者自居的他強調。在當學生時就到世界許多城市去旅遊，並曾經在歐洲如他所喜愛的學者班雅明一般「漫遊」了半年之久，「這在無形中形成了我個人在比較文化之間的感受。」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有機會能到世界各個城市去當漫遊者，對此，教授講到「前旅遊」以及「後旅遊」兩個名詞。他說，在到任何地方旅遊之前，最好先做足前旅遊和後旅遊的的功夫，如此才能玩的盡興，玩出真正的味道來。什麼是前旅遊？就是在旅遊前，先對這個地方有基本的認識，比方說看關於他的電影，或是讀別人寫他的文章。什麼是後旅遊？就是在去過這個地方之後，大致的認識這個地方的氛圍，因為不可能全部地方都走遍；回去之後，就旅遊所得，與之前印象的積累，在對這個地方再做各深入的研究，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這才是一趟完足的旅行經驗。

這兩者之中，教授又認為「後旅遊」更重要：「我到那個城市去感受那個氣氛，回來就看大量的書，這兩者加在一起就是一種『想像的旅遊』」。藉由這種想像的旅遊，引起自己對於那個城市強大的興趣；每個人理解異國始終是選擇式的，因此必須準備充足，用自己的想法去串起對一個城市的觀感，才擁有一位都市漫遊者的獨到視野。同時，對於一個城市的理解，有時候也和時間、情境、心緒、年歲、運氣等因素相關，有人到了紐約，驚嘆於其各種文化匯合激盪的豐富多變，也有人到了紐約，對那些總是一樣的商店，制式的百老匯，以及很糟的地鐵，感到失望。不同的生命經驗，造就我們不同的看法，我們接觸的不同過去，滋養了我們形塑的不同旅程。（中文一  蔣珮伊、蕭晴方）

對建築的特殊觀點

此外，上次在教授的演講中，聽到他對於北京奧運兩大建築「水立方」及「鳥巢」的讚賞，我提出「此兩建築實際上與中國文化並無太大關連性」的另一種評價，與教授討論。教授表示目前他也正在觀望這兩個建築在未來能不能夠對市民開放、對於文化生活能不能夠產生好的影響，「一棟建築要與當地文化產生互動，第一種是它符合當地文化，例如一棟中國風的建築；另一種是新建築它能夠帶動當地的文化」，教授提到他讚賞水立方與鳥巢的原因是它帶動了一個大眾的風潮，而非只屬於特定階級的獨有享受，倘若未來北京依然將這兩個建築只視為其民族自傲的炫耀品，便完全辜負他寄予的期待了。或許，對教授來說，一棟建築的型態並非他所強調的重點，他所在乎的，是這棟建築能不能成為一個為大家所共有的人文風景吧！（中文一  蔣珮伊）

教授也提到，北京奧運期間，世界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是之後卻鮮有相關的報導。在建築方面，尤其令人好奇的是：「奧運走後怎樣？」原先這個全球的運動會，是為了散播運動及世界一家的普世價值，但是奧運真的帶給中國民主自由了嗎？還是走了回頭路？一些新蓋的體育館建築，對於文化，或民眾的日常生活起了對話的作用，這是好的，但是那最高的通訊塔，教授憂心有關當局會濫用他的功能，使其變為北京的警察中心，得以窺探監聽民眾生活的一舉一動，如同傅科所說的「全景敞視監獄」裡的控制塔。這的確是值得深思的點呀，在教授提出之前，我們對於北京奧運的認識，就是它的圓滿落幕，但是這樣切入的剖析透視，似乎讓一切都有了再詮釋的地方。（中文一  蕭晴方）

文學是為自己寫，為想像中的朋友寫

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一般都有強烈的目的性，期盼作者在閱讀後能有所啟發鼓舞，教授認為此時的作品意識形態太強，往往主題先行，而忽略了寫作的方法，「寫作應該先有所感」，倘若一開始設立的目標太高，反而壓抑了作品的發展性。對教授而言，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不該被理論所囿限，「作者在造出一個多采多姿的世界後，他卻無法完全控制，這個世界有了自己的生命，那生命是文學造出來的」，如此看來，偉大的文學作品因為它不被既定目的所框架，而使讀者能用不同角度詮釋，這樣的彈性才是它的價值所在。

「但是，我其實有點懊悔寫了這些定義偉大文學作品的文章。」教授表示，「這會讓很多作者都只為了評論家而寫作」。身為師者，李歐梵教授或許免不了為文學下定義的習慣，但他卻不希望這成了既定的標準，「作者該孤獨的為自己而寫、為想像中的朋友而寫」，也就是所謂的「理想讀者」。而且，「這個理想讀者最好不是實際中的，幻想成分越高越好」。從這裡，可以看出教授對於一個作者個性的重視。（中文一 蔣珮伊）

教授也鼓勵我們，應該在課餘之際，也培養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要像他大學一樣，雖然名列前茅，但是卻只是乖乖讀書，等現在回頭，覺得青春一片空白。教授對於文藝領域擁有廣泛的興趣。除了文學，音樂也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從小受父母影響，受音樂的薰陶，對古典音樂情有獨衷，公務學術繁雜之際，仍會抽出時間定時品賞。不過現在，教授最喜歡做的事，無疑是聽古典音樂了，敘說著因父母而與古典音樂結緣的過程，他笑稱自己是家中唯一沒有從事音樂，卻對古典音樂浸淫最深的人。（中文一  蕭晴方）

「現代性」可能完成嗎？

 李歐梵教授寫過一本書，是一系列北大演講的記錄，叫《未完成的現代性》，從〈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文化與社會：五四運動的反思〉、〈文化研究理論與中國現代文學〉、〈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等角度去說明現代性與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然而我讀畢全書，疑問油然而生：這本書始終沒有直接回答，究竟現代性未竟之處為何？而據此延伸，為何現代性尚未完成？現代性是可能完成的嗎？現代性若是全然完成，會產生怎樣的風貌？

「未完成的現代性」一詞首出於哈伯瑪斯於1980年獲得法蘭克福市「阿多諾獎」時的講演，〈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爭議〉。哈伯瑪斯反對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理性的不以為然，反而主張現代主義的種種惡果是由於後現代主義走偏了理性傳統的正道。不過李教授在這裡雖然借用了哈氏的典故，整個理路卻顯然另出機杼。他所指涉的，是中國現代史「現代化」的進程中，歷經對日抗戰及共產革命等波折，造就了中國版未完成的現代性。

李教授作為一個文學、史學及社會科學研究者，並不預設現代性是怎樣的一個「好東西」或「壞東西」。他所注意到的，是現代化過程和結果的不平衡，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脈動和主流美學之上，更結晶成為文學、藝術、建築等文化澱積物。李教授認為必須要經過一番自覺的理解反省，重新梳理現代化中國下一步走向的脈絡，方能解消目前的紛陳怪狀。從文化實踐中獲取知識的總結性思考，這是李教授迄今一直關注的方向。

至若有人以「多樣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圓說──西方有西方的現代性，中國有中國的現代性，日本也有日本的現代性，彼此並不干涉……──這並不在李教授贊同之列。李教授自命遵循的還是西方社會學傳授的那套現代主義，「來源一個，變化多個」。多樣的現代性主觀地將歷史記憶分門別類，甚而山頭主義化，於是典範如山頭四立，不但無從研究起，也由於欠缺共通的使命感而難以求取進步了。（醫學一  陳宗延）

「過時」的現代主義？

眼前所看到的，是年近七十仍不懈地「傳現代主義的教」的，神父般的李教授。儘管李教授毋寧是神色淡定、談笑自若的，我不禁請問教授，當他的本身年華似水流去，而下一世代的文化不斷推陳出新，是否還能持續敏銳地抓住時間的脈動？他要怎麼去辨別，哪些文化是可以經過時間淘洗，甚至成為未來的古典？他是否也會因「未來未來一直來」，而產生「時間時間請暫停」之嘆呢？

    想不到李教授卻謙稱自己已經「過時」、「跟不上時代」，在網路資源面前望洋興嘆。對於下一世代，亦即當代作家，他放棄了作為學者和批評家的角色，選擇了觀察、理解、寬容而不作評論的態度。可能是基於文學書寫時代或將終結的危機感，李教授認為「在這個時代裡，所有正在寫作的作者都值得鼓勵。」當然新的創作形式不可避免將會出現，李教授無意阻攔或推遲它的崛起，而是希望新舊文化能互為尊重；若是媒體製造的、出風頭的文化成為單極霸權，那就不是他所樂見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淺碟的全民大講堂、百家講壇之類節目的公開邀約，他都一概婉拒。

除了年紀漸長之後，對古老的經典越來越感同身受之外，李教授對於下一世代存而不論式的「缺席」，實在根植於長年來對文化多元與「現在感」的信念。Harry Harutoonian在《歷史的不安》說：「我生活在現在，我不知道有將來，也沒有過去。」李歐梵教授必然也同意這樣一句話，只因對像他這樣的一個現代性研究者而言，時間尺度是為今天量身訂做的。對他們來說，歷史和新聞都只不過是現在的一個斷片罷了。（醫學一  陳宗延）

過平常日子，為人民服務

最後，請李教授談談如何的日子才叫做好日子？

教授說，對他而言，平常的日子就是好日子，他就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過平常日子》。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論述開始著重所謂「Ordinary Life」，人生的意義是從平常的日子累積起來的。「但是」，教授指著我們笑言：「年輕人要過過冒險的日子才好。」他認為，年輕人應該從探險中找到樂趣，而非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例如，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應該四處探險去尋找問題的答案，追索的途中將會開展意想不到的風景。「我對探險的定義是很廣的，任何往未知領域更進一步的行為都稱為探險，到沒去過的地方，是一種探險；在書本中尋找答案、遊覽各地，是一種探險；當你的心願意跨出框架時，也是一種探險。」

在訪談的過程中，感受到教授對生命的熱愛及滿足，願意跟我們分享學術上的觀點，同時也分享生命的經驗及對當前世界的觀感。教授說他就要退休了，不過，我相信教授仍然會如他所言，繼續「為人民服務」。（農化四  歐喬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