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同樣經歷了大半生動亂，同樣詩心燦然（雖則他們主要並不寫詩，而是散文和小說，我仍以為詩心更能精確表達他們敏銳易感的靈魂），郁達夫（1896～1945）和張愛玲（1920～1995）在世時間僅有二十五年重疊。當荳蔻年華的張愛玲在1943年首次發表《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和《心經》時，將值五十歲的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上，以日本憲兵隊翻譯的身分作為祖國間諜，不久便被覺察，命喪日軍手下，而我也並未查詢到他們有任何親自面會「交手」的歷史記錄。確實，在他們背後個別有一座城市支撐起他們的文學創作，這使他們的「路數」、「拳法」多麼不同，也就宿命性地難以聚首在一塊。

郁達夫和魯迅、周作人一樣都是浙江人，更有甚者，他一生流離浙江、日本、北京、安徽、武漢、新加坡和蘇門答臘之間，每個地方都不久待，但他基本上仍被認為代表了京派文學一脈的傳統。郁達夫與北京最主要的聯繫，是他在1923年整年擔任北京大學統計學講師。因此當1934年八月，郁達夫寫作〈故都的秋〉時，「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餘年了」此語是萬萬不錯的。至於出生於上海的張愛玲，無人質疑他是海派文學的早期主力。直到1952年遷居香港、1955赴美定居，除了少數片段以外，三十二歲之前的張愛玲多居於上海，而那也是他創作生命的極致。

郁張二人的經歷，使他們所代表的城市文學的純度有所不同。比如北大教授孔慶東就這樣批評〈故都的秋〉：「有 些寫北平的散文，雖然事實都對，感情也真，但就因為缺少生動的北京語，……於是就不能列入北京文學的家族……把『一場秋雨一場涼』寫成了『一層秋雨一層 涼』，真是大殺風景。江浙一帶的作家大多不能體會北京話的妙處，郁達夫如此，不懂裝懂的徐志摩也如此。其他如魯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則老老實實，乾脆 不寫。」相較之下，張愛玲最令人佩服之處，就在於她融會的語言。張的上海話和普通話（北京話）寫來都極為道地，文言間錯於白話之中也毫不突兀。張愛玲又特別能捕捉一瞬的妙語，使得她小說中諸般角色的台詞，皆是原汁原味、生動自然。

因此，當我將郁達夫的〈故都的秋〉和張愛玲的〈到底是上海人〉，兩篇皆帶著濃濃懷鄉氣息的散文，並置作一比較時，首先注意到他們語言差異性。概括來說，前者除了前述孔教授提出的質疑之外，我認為實有欠節制，以致看來有些蕪蔓。比如「蟲唱」和「秋蟬……的啼唱」重複，或者「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與姿態」等複沓句式的濫用，都使人質疑郁達夫使用白話文字的能力。而後者，無論在鍛字、鍊句、謀篇，都已臻化境。我認為這並不全是剪裁之工，卻更像是已經有一套現成合身的布樣可以套用，彷彿一體成形。

語言上的弱勢並不能全然怪罪於郁達夫。〈到底是上海人〉原刊於1943年 八月的《雜誌》月刊，距離〈故都的秋〉的寫作時間又過九年，張愛玲是佔了後來的便宜。對晚清民初，經歷舊私塾和新學堂之交的那輩人而言，努力想矯正自己的 用字遣詞，可總未免有些彆扭。我時常想，他們之中那些特別能反身體察自己語言缺陷的人，實在是很寂寞的吧。我們必須體諒當時白話文學發展的進程，更必須體 解張愛玲的天才橫溢，與「祖師奶奶」較量，實是非戰之罪。

再就題材的揀選與處理方式比較。前者主題是北平的秋天，描述其著名的槐樹、秋蟬、秋雨等當然是合適的，但郁達夫並未給我「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樣」的充足理由，也就難以說服未曾去過北京的我，北京到底好在哪裡。更進一步說，北國「玉泉的夜月」與南國「廿四橋的明月」，憑什麼後者就是「色彩不濃，回味不永」？郁達夫如何能夠不經舉證，就推導出南北秋日差較，彷彿「黃酒之與白乾，稀飯之與饃饃，鱸魚之與大蟹，黃犬之與駱駝」？休說即或加以說明了，這些比喻未免還是不夠精準，更何況這一大段空白，只有「空泛」兩字可以形容。

再說，倒數第三段猝然飛來一筆秋與文人的關係，亦顯得敷衍，官樣八股。相對而言，後者寫上海人，白胖、通、壞，皆有生動的例證，比如「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代糖粉的廣告」或小學徒教同伴認字的故事。此外，張文還多了層次，說通「並不限於文理清順，世故練達」，進而帶來論敘的轉折，郁文卻多是單線發展，又沒有收束在一起，顯得勢孤力薄。

兩篇文章皆有諧趣。前者除了方言的趣味（雖經指係誤用），也有「秋並不是名花，也並不是名酒，那一種半開、半醉的狀態，在領略秋的過程上，是不合適的」等幽默的句子。張愛玲的尖酸人盡皆知，擅將刻板印象活化、深化或扭曲而營造更強烈的效果。這篇文章沒有特別苛刻之處，大約因為寫的是自己深愛的上海，甚或有種自我告解與告同胞書的意味；然而若說是為上海留傳，可說記錄得活靈活現，比如打油詩「塞飽肚皮連讚道：難覓任使踏穿鞋」或車窗刻字「公婆有理，兩性平權」，早就難以區分那是忠實呈現原貌或是自己「做球」的精巧設計──即或張愛玲自陳：「完全是真話，並沒有誇大性」。

夏志清在〈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說：「張愛玲的散文從不諱俗……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她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裡每一觀察，每一景象，只有她能寫得出來……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郁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可見郁張二人的差異之處，不只在於文字手法，更關涉於情思表露的能力（我以為這確實是寫作者必須學習的能力）。

那麼兩位小說家的散文是否也可套用夏志清的八字判語作一總結呢？〈故都的秋〉畢竟還有名士風度，說不上幼稚，不過確有粗糙之處；〈到底是上海人〉則顯然遠過於細緻成熟之譽。這不僅和時代經歷有關，與性別特質、城市風格恐怕都是難脫關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