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表面上，全球化最讓人熟悉的面向，也是最常為媒體援引的意象，莫過於WTO等全球政治經濟組織的領袖峰會了。透過媒體之眼，我們往往忽略了峰會場外那些針鋒相對的抗議衝突，或者以插曲、軼事、花邊新聞等形式模糊化／淡化了他們的訴求。根據這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全球化「偏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問題視野」，而「由其所衍生的諸種問題則只是次要的或邊際成本的角色。」（周桂田，2007）然而，隨著「諸種問題」越演越烈，此種主流論述陸續受到衝擊，各國領導人和人民漸漸地再也無法視而不見了──而這之中未免帶有一點芒刺在背的威脅感，或者基於線性史觀、進步史觀產生的困惑。

    伴隨著威脅感或困惑，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全球化究竟是什麼？根據〈多文化共生的時代〉：「全球主義是以資訊傳遞工具的高度發展為基礎，在經濟上形成國際性相互依存關係的一種狀態。」這個定義毋寧過於廣泛，甚至可說是山包海包的。在操作上，我們可以寬鬆地說，說全球化是快速流動的，但流動的方向為何？是往某個大文明聚集，或是更加徹底的離散？

   〈多〉文顯然肯認前者威力更勝於後者：「各國彼此的文化也逐漸均質化（homogenizations）……共通文化就是以都市為背景……都市文化漸漸無國界化（borderless），所謂的邊境也慢慢失去意義。」這與汪宏倫在〈國族問題中的制度因素、全球脈絡與怨恨心態〉引述DiMaggio＆Powell「制度同型論」命題以解釋台灣國族問題張力不斷加強的結果，有部分若合符節，也有相左之處：「在全球化的文獻，有一派的說法認為，隨著資本、人口、商品、文化資訊的大量跨國流通，國家的界限不斷背顛覆、超越，民族國家的存在基礎將因此動搖。然而……台灣個案能為此提出反證。……跨國之流，其實很大部分還是必須仰賴民族國家的制度管道才能流通，而在這些所謂『超國』、『跨國』的世界中，國族作為分類體系的基本架構，仍然牢不可破。」

汪所提出的「台灣個案」特例指的是：「全球化固然加強了普同主義（universalism）的議題與意識，但這是建立在另一『個人人皆屬某一國族』的普同主義假設上。……反而只是加深台灣的制度危機，突顯出其『不普同」的特殊性』」可見兩個理論相似之處是「制度同型」本身，但每個同型的制度或文化，反而築起國族之間的藩籬，驅使不同型的制度轉化趨一，這是貫串〈國〉文的整體脈絡。如Clifford Geertz的界定：「國族國家在面對外來文化之際，如果採取迎合接受的立場，則稱為革新主義（epochalism，如果採取堅守傳統語言、民族文化本質的立場，則稱之為本質主義（essentialism）。」那麼，國家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是否會成為無國界化的障礙呢？名目上和概念上皆如此，但實務上可能還需要更多觀察吧。

    此外，〈全球化的社會變遷〉說：後現代文化使人們「不再崇拜工業社會的大而美的美學，而傾向小而美、片段化、好玩（playful）的認同。」「雜質化……而沒有整體的一致性」「敵視菁英文化的細緻、認真和一致性，而標示大眾文化的愉悅、自我解嘲，和不需太認真的目的。……可隨意接合完全無關的東西，而無一致的主題。」全球化與現代性、後現代性的關係為何？全球化究竟會不會增強現代性或後現代性的佈散？它只是單純的使已發展國家變得後現代化，使未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國家（NICs）更加現代化嗎？這之中有往復循環的可能嗎？有走回頭路的可能嗎？

近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一詞極為盛行，甚至被認為是能夠調和全球化種種問題的解方。從這個角度而言，全球在地化意指個人、團體、公司、組織、單位與社群同時擁有「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的意願與能力。以〈多〉文的觀察而言，「文化的均質化、普遍化，與文化的特殊化、在地化，其實是同時進行的……」這個主張當然不錯，但恐怕仍有忽略挾帶龐大政經實力而起的文化霸權的壓迫之嫌。例如〈多〉文的舉例，「殖民初期與當地語法混合的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固然帶有後進國家以本土文化混雜和逗弄殖民宗主國的意味，但是對本地人更深刻的恐怕還是對於殖民與後殖民脈絡下的血淚壓迫的無奈，這是不可輕忽的。

    又例如「政治流亡者和難民。當人數的單位已經不是幾十人、幾百人，而是幾十萬、幾百萬之時，就有必要重新認識國家主義、國族主義劃出的界限有什麼問題。」的質疑，有人以「如果無法改變國家主義，那關鍵的力量就只有重新評估文化政策了。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就是一種嘗試。」作為回應。但沙拉盤（salabar）式的雜燴文化政策，所謂多元並存、兼容並包或者百家爭鳴，真的能夠積極滿足流亡者的空虛心靈嗎？更多的尊重甚至尊敬，不都是極為必要的嗎？

    〈台灣的移民接受政策與國家認同〉一文中認為，台灣對於跨國勞動力和跨國婚姻的政策，也生發了類似偏差。〈台〉文認為：「過去的移民人口政策主要建立在三個主軸上：國家安全、血緣主義以及階級化的人口觀。目前正在研擬的相關政策，仍未脫離這樣的主軸。」這無非是一個主體誰屬的問題，當我們擬定「我群」的界線時，無可避免地就會產生「原住民」、「本省人」與「外省人」、「客家人」，以及「外勞」、「外配」的分野。但是這種分門別類的方式，無疑是在貶低了──以外籍配偶為例──「社會再生產的勞動力」、「生產角色傳宗接代的『責任』」等對於整體社會的重要性之後，更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爭取權益的正當性。

〈多〉文說：「具有普遍性的無國界文化出現後，已經很難再將文化理解為『意義與象徵的封閉系統』」，我是很贊同的。但是純就這個意義去理解，全球化只是工具而不是產品，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賦予全球化之下的地球村怎樣的實體內容，不能僅靠著「務虛」的理論推演，同時還需要在生活中實踐性地描繪一套自己的世界觀與在地關照。〈國〉文所謂：「許多論者樂觀地預期，全球化所導致的人種混雜、疆界泯沒與文化交流，將有助於世界主義的實現，或是認為新的主體與新的群落將取代舊的共同體典範（民族國家）。然而，如果我們認識不到根植在現代性底層的怨恨心態，也無法將其消融化解，則任何新的群落或共同體的想像，恐怕仍將只是在舊的怨恨上增添新的怨恨。」正是最好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