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當我讀畢《台灣監獄島》與《流離記意》我不禁想到卡謬《異鄉人》的台詞：「面對充滿預兆與星辰的夜晚，我第一次向宇宙溫柔的冷漠打開心扉。」是的，現實生活中，歷史的鬧劇還是持續地荒謬上演，所幸沒有更多人走入虛無的情感記憶送葬隊裡。所幸還有人堅持熱情，對離散的族裔表達歉然的關懷、同情的理解，使「台灣人」長成一個異質而豐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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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大規模人口遷移作為指標，近代台灣史上有兩個最重要的時間點。一九四五年是一個點，「八月十五日，不知道是誰拿到刊載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報紙，在小隊裡流傳。……日本人至一九四五年底開始遣返，大部分在翌年三月以前遣送回國。」一九四九年是另一個，「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來台，兩岸睽隔，自此開始。」然則，在我看來，這兩個年份遠不只是點，更是一條虛線，以政治動員的形式劃過東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移出／入者和被遺留下來的人從此沿虛線對摺剪開，雙方再不相見。

    作為中國和日本兩大政經實體的緩衝／交鋒區，註定台灣人要在一次次的文化對壘中習得一種過渡性的異鄉人質素（predisposition），那絕不是非此即彼、全有全無的直系繼承，也不是簡單的一加一除以二，而是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尷尬之處在於一九四五前留下來的族群代表的「第一民間社會」，以及一九四九年後移入台灣的「第二民間社會」（借用吳介民創造的語彙）各有其心目中的統治典範與國族想像，卻與生活在同一個島嶼上的對方相左。選舉季不免也有稍微舒歇、退潮之時，當對於政治現況其實都未盡滿意的雙方，重新回到生活細瑣之中時，猶要驚異於不少更為實質的、根本的文化差異；若說要回到歷史去，也必定要在通向兩個故鄉的記憶交叉口前困窘一陣。

    柯旗化在《台灣監獄島》裡這樣描述與夫人一起到日本旅行，順道拜訪國中（國民學校高等部）老師的場景：「在前往老師家途中，遇到熟人，老師就介紹是遠道從台灣來的昔日學生。……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深深地體會到日本是我們的文化故鄉。」絕非孤例，這是電影《海角七號》中搭船離台的日籍男老師與在台灣的戀人望斷天涯的悲劇愛情，這也是在我的生命經驗中，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對日本的感懷，甚至向我表示「若是日本繼續治理台灣該有多好」云云的慨嘆。

然而這不過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另一個版本的天人永隔，對象是與著有十六萬字《易之道》易學研究的叔叔、被稱為圍棋「小國手」的弟弟、臨別只留下一個針線包的、飽受婆婆壓迫的二房母親……。另一半的故事是「父親那半截的故事，半截的人生，是再無澄清之日了。即使我有鳥人的神通，能使用母親所謂『嘁嘁喳喳』的外省話，也沒機會了。」的憾然。《流離記意》以一張張原汁原味的或是維妙維肖的家書，將這些過去被國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嚴重傾軋的私我情感，以文字沈澱、結晶、固著下來。

    如同《流離記意》，《海角七號》裡的核心意象也是信，七封同樣沒能準時寄達的情書。柯旗化也寫信：出於對「文化故鄉」的「鄉愁」而對國府失望不滿的柯旗化，終於被國民黨下獄，「在軍法處看守所，每週可以寄兩封兩百字以內的信。……每星期一定給妻寫信，這個習慣持續了十五年直到被釋放。妻每月一次以包裹寄食物和維他命給我，同樣也持續了十五年。」柯旗化在獄方審核下，可以有限地收發信件、表露對家人的情思，卻仍不能免女兒一句「爸爸的信為什麼不是從美國寄來，而是從台東寄來的呢？爸爸，您在台東做什麼呢？怎麼不告訴我們？我很想見爸爸。」觸動的苦澀心緒。

諸多當事人早已灰飛湮滅，這些從未被成功寄送的家書、情書，在歷史風化作用之下也成為時代的碎屑，如今重新出土，未免讓人懷疑是否真的時猶未晚嗎？將雙方的信件並置，雖然鄉愁的故鄉、思念的對象有所差異，卻都其情可憫，動人至深。政治立場、經濟階層和文化內涵的差異都歷歷可見，然而回到人性的向度上，只能說：同為人類，在情感的認知上雖有不同，但誰也不能指涉對方的情感為假。這些情感都是再真實不過的了，而且值得更多包容與體貼。

是的，我們大可以粗礪地戳破這些「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借用王甫昌書名）的虛幻之處。播遷來台的中華民國眷村文化不見得足以讓「榮民」安身立命：「我們不曾住過眷村，唯一的所謂外省人朋友就是您的班長，而您總覺得班長是屬於和我們不同的階層，他家子女的成就又讓您自卑，故鮮少來往。我們成了無法融入台灣社會的不是外省人的異鄉人。」共產中國統治下的大陸更與今日老兵的兒時記憶大不相同，比如：

「兩位兄弟都沒有說一聲道別和祝福的話。我看不出當時他們兩人是甚麼心情。共產黨統治他們那麼多年，把人的感情變麻木了。……此行回來，純粹是了一場心願。現在心願已了，愈快回家愈好，因為這兒已無留戀的餘地了。」

「年輕的河北商人接下來睜著認真的眼神說，『國民黨為何不乾脆選擇回到大陸結束共黨專政，讓中國的老百姓也能夠擁有民主兩黨輪流執政呢？』」

「只有鄉長一人同我談話。多半是詢問台灣的狀況。我據實以告，但彼此絕不談政治，我卻提出農村應該改進的地方……他們只是聽而不表示意見。等他們走了之後，據我的親戚從側面告訴我，那幾位地方幹部，原以為我是大企業家，想要我在地方上投資。但一聽到我是薪水階級，才知道表錯情了。」

或者父親「才說是去湖南相親，找到一位賢淑的女子。……兒女見他玩真的，感嘆得回了封家書，『母親去世十年，你荒唐了十年』，長沙又寄來信一紙，『我明媒正娶，有何荒唐可言？老來要靠老伴，你們誰能相陪？未來，我不用你們任何人管。』」，其後卻狠狠被詐騙一筆的故事……

我們大可用先知預言的口吻嘲弄，這些事不是很顯然會發生的嗎？誰叫你要去尋找什麼故鄉呢？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批評，親日的柯旗化是對國民黨過於仇恨（氏言：「我要活得比國民黨久，親眼看到國民黨政權崩潰。」），以致無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式的故事，即日治時代之下的不平等待遇──例如柯自己對於「改成日本姓氏的台灣人，也比一般台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我的父母不會講日語……即使想改姓名也沒有資格。」敘述。我們可以質疑他是否無視於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殺害了多少「同胞」；只是即或柯可能反對大屠殺，在他的界定中卻未必認同被屠殺者屬於他的同胞。

這些衝突和齟齬的發生，絕不代表一方為真，另一方必然為偽。在國族史的脈絡裡，真相不見得只有一個；唯當我們將視角切換到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意識時，那些想像中建構出來的鄉土，始轉化為與人民對立的宰制者。我們真的可以自居理性地主張，這些感情的依賴都只是一種無益的懷舊，不過是為過往統治者擦脂抹粉、營造統治正當性罷了。

老實說，過去我也是這樣想的。我曾認為統獨都是假議題，不過是無恥政客召喚民氣的籌碼罷了。確也不錯，「假議題論」作為當代有識之士的行動方案，幾乎是唯一能直透統獨迷霧的光束。在統獨議題下隱藏多少跨族群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是未曾引起公眾輿論重視的？勞資、性別、生態……這些問題的乏人問津，使我對統獨問題與族群分野，特別是祖父輩、父執輩基進的發言，有著近乎本能式的憤怒、嫌惡或漠然。

直到閱讀更多人的生命經驗，包括《台灣監獄島》和《流離記意》，才對族群意識產生了較為細緻的再評估。當我們自以為超越藍綠去看待問題時，不代表糾葛的族群問題自然消失了。對一個致力於邁向富強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體制上有威權轉型之必要，政策上也有現代化建設之必要，然而這一切應該要在與既有的族群集體記憶對話的過程中進行。例如，「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事件，陳宗延認為：「應該經過更細膩的歷史審視與記憶工程……委由史學家訴諸客觀研究，不同層次的意義乃得以扎實地重新被賦予。」，范雲則評論：「改造中正廟，不是要活生生地快速將威權記憶抹除。將記憶抹除似乎是要告訴大家一切都過去了；然而，在這塊土地上，很多人的心中，一切都還沒有過去。」

    可喜的是，儘管生命有限而時間不斷流逝，下一個世代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大歷史中蘊含複數段的個人生命史，甚至力圖彌補一切無可轉化的缺憾。《流離記意》提供的故事，不只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話，更是接受台灣作為新故鄉的兒子鼓足勇氣向毋忘莒城的父親說：

「您推我來了台灣，讓我好好的活了大半輩子；我推兒回上海，也希望他有能好好生活下去的環境。或許這邊、那邊，都該提供讓人們好好活下去的生活條件才對。」

「您奉公守法，依政府規定的日子懸掛國旗，您為蔣中正去世而涕泗縱橫；您在美麗島事件時大罵那些被全國彌天蓋地、口徑一致的媒體所定罪者為暴民，要『統統抓起來槍斃』，您憤憤不平說著；您盯著電視螢幕大罵蔣經國之後的總統及其身邊的一干人都是『奸臣』、『說話沒水準』、『沒個總統樣』、『不如讓共產黨來管好了』……我知道您早已察覺道我的國家認同、政治立場、人生價值的歧異，您不但無法理解而且積累了滿腔嫌惡情緒。不過，您是深愛我的；老是問我會不會丟了工作？老說些我將來可能連想做粗活都沒得幹、可能得去當乞丐之類令人沮喪的話。您只是因為曾長期失業領受坐吃山空的恐慌，在貧病交迫中獨自帶養我們三個子女長大而清楚責任的重量。」

「我不是不想回去啊，我是生了根啊！幾百萬人也就這樣生了根。」

包容與體貼，這樣的功課對於柯旗化一輩的人而言往往是不可負擔的，因為連和解都還沒做到，何來尊重可言呢？然而，當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開始共享生活空間與生命經驗時，也無形中聯手打造一個嶄新的民族認同。這個新國族並不是基於縱向父子（母女）記憶的拋棄繼承，而是建立在橫向的多族群網絡連結。因為當我們自認為有權力介入歷史詮釋，塗銷任何人的情感記憶時，無疑是忽視了自己在時間面前的渺小；而記憶謀殺實並不比剝奪一條生命高尚多少。

    吳介民在〈第二個民間社會的誕生〉一文說：「公民社會，可以對於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沒有共識，但是不能不努力經營一個可以包容差異情感生活的公共基礎──如果我們不想讓國族認同紛爭上綱為敵我之分。其實，身分差異本身即是社會溝通與社會建構的過程和結果。」家書中「不知道你在台灣是怎樣？快告訴我。」的急切、自傳裡「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種下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的醒覺，這些真切的情感記憶不僅應該以價值無涉（value-free）的方式納入學術研究的範疇，更應該被嘗試著釐清其前因後果，並且內化為新民族認同的一部分。

當我讀畢《台灣監獄島》與《流離記意》我不禁想到卡謬《異鄉人》的台詞：「面對充滿預兆與星辰的夜晚，我第一次向宇宙溫柔的冷漠打開心扉。」是的，現實生活中，歷史的鬧劇還是持續地荒謬上演，所幸沒有更多人走入虛無的情感記憶送葬隊裡。所幸還有人堅持熱情，對離散的族裔表達歉然的關懷、同情的理解，使「台灣人」長成一個異質而豐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