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很高興看到何東洪教授對拙文＜再見吧！野百合＞提出回應與澄清。拜讀以後覺得或許是囿於經驗與語言差異而造成若干鴻溝，理念並未如肉眼所見差距那樣大；而我所寫「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也可能過於武斷。但是我關於野百合仍有若干想法未解，擬以下列論點補充。

首先，野百合同學會的舉辦是為了抗議那朵綠百合「對野百合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在這件事上，野百合同學會此一群體對民進黨的批判確實是站得住腳的。

我所難以贊同的，是以重返中正廟的同學會形式召喚群眾；此雖然擺明了就是對民進黨選舉動員操作的反操作，但是顯然無能為力於民進黨的反反操作，於是就有了謝志偉先生的發言謂︰「當年參加野百合沒什麼了不起」──而仍然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說服被軟性宰制而不知情的群眾，不能只是以熱血激進的語言動作召喚。豎起小指頭合影，現實社會分立不信任的版圖毫無挪動，是真的有濟於事呢還是進一步激化對立？以上是我和何教授就權力分析或策略分析（而非價值分析）的歧異。

        再次，何文以為我「見不著往下走的一群人在過去二十年，如何與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中的弱勢群體用生命、身體、以組織團結一起奮鬥、相互鼓勵。」不是這樣的。我絕對沒有否定或漠視基層社運成果的意味。只是，我相信當初加入民進黨的學運份子之中，當然也可能具有體制改革的企圖，不能一概作「藉學生運動往上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之想。

        當年在交叉點分別了，走向人多或人煙稀少的不同路線；但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才可能成就健康的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相互對話的環境──這恰恰是台灣最缺乏的。至於走得優雅或鹵莽、顛簸或順遂、甚至走不走得下去，實在是另一件事。並不是為學運世代的政治工作者擦脂抹粉，我僅僅是認為應該個別檢視他們的政治態度再行批判，而非包裹為同一個不可原宥的群體。

我不犬儒也不虛無，我只是反對凡事都斬釘截鐵地二元對立論述。也許如同村上春樹那句被多次引用而漸漸缺乏想像空間的句子︰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