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組稿：楊佳嫻   

採訪撰稿：

醫學一  陳宗延（第二組）

農化四  歐喬宜（第三組）

中文一  蕭晴方（第三組）

中文二  潘怡帆（第四組）

中文一  蔣珮伊（第五組）

五月初，一群「挺馬學者」公開表態：「今年是台灣教育最沒有靈魂的一年」，甚至要求「換教育部長，救台灣教育」。綠營窮追猛打的焦點是準備承認中國學歷、學生嗆馬被打等等，但這群學者似乎另有訴求。究竟這位曾被《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雙月刊》譽為「悠遊主客體之間的哲學家」的前政大校長、現任教育部長鄭瑞城，做錯了什麼？

詩人余光中對國語文政策的批評，大抵延續前朝，只是「教育部聽者藐藐」依舊。翻開馬英九2008年競選期間的《教育政策白皮書》，明文寫著「重視文化傳承，建立主體意識」，但這個主體文化如何界定？如何在國際觀、在地文化與中華傳統間取得平衡？鄭瑞城甘為「沒有聲音的部長」，這個高度爭議、藍綠針鋒相對的議題暫被擱置，仍然未解。

台師大教授吳武典希望「馬英九應於就職一周年時，大膽宣布推動十二年國教，才能符合全民期待」。其實《白皮書》對於十二年國教及其時程表隻字未提，反而主張「教改立意良善，但……政策躁進、錯亂……我們執政之後將責成教育部成立『升學制度審議委員會』，彙總社會意見，徹底檢討各種升學管道的優缺點」，自也不會是鄭部長的重點施政項目。這個委員會於去年六月就已成立，唯社會大眾尚未見到成果。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指出，「大學以SCI和SSCI的論文發展數量作為評鑑教師研究成果的主要指標，造成學術研究的的形式主義。」近日台大校園發起「百大維新」學生運動，諷刺校方一味追求世界百大排名，主張「學生來打分數，自省才能進步」，引起校內師生很大的迴響；但教育部和校方卻幾乎視而不見，無非是被建置化的五年五百億評鑑機制蒙蔽了雙眼。然而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創意和熱情，不僅不是論文數目可以度量，也絕非「錢丟進去，產品就能出來」。

綜觀以上，我們討論的都是部長沒做什麼，但部長究竟做了什麼？也許他什麼都沒做錯，但一位蕭規曹隨的部長真的是我們要的嗎？《白皮書》的前言提出一個陳義甚高的理念：「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培育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及終身學習能力的下一代」，哲學家部長花了一年尋找方向，國人雖然失望也還不到透頂，現在開始積極落實時猶未晚。

表面上，全球化最讓人熟悉的面向，也是最常為媒體援引的意象，莫過於WTO等全球政治經濟組織的領袖峰會了。透過媒體之眼，我們往往忽略了峰會場外那些針鋒相對的抗議衝突，或者以插曲、軼事、花邊新聞等形式模糊化／淡化了他們的訴求。根據這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全球化「偏重於以經濟為導向的問題視野」，而「由其所衍生的諸種問題則只是次要的或邊際成本的角色。」（周桂田，2007）然而，隨著「諸種問題」越演越烈，此種主流論述陸續受到衝擊，各國領導人和人民漸漸地再也無法視而不見了──而這之中未免帶有一點芒刺在背的威脅感，或者基於線性史觀、進步史觀產生的困惑。

    伴隨著威脅感或困惑，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全球化究竟是什麼？根據〈多文化共生的時代〉：「全球主義是以資訊傳遞工具的高度發展為基礎，在經濟上形成國際性相互依存關係的一種狀態。」這個定義毋寧過於廣泛，甚至可說是山包海包的。在操作上，我們可以寬鬆地說，說全球化是快速流動的，但流動的方向為何？是往某個大文明聚集，或是更加徹底的離散？

當我讀畢《台灣監獄島》與《流離記意》我不禁想到卡謬《異鄉人》的台詞：「面對充滿預兆與星辰的夜晚，我第一次向宇宙溫柔的冷漠打開心扉。」是的，現實生活中，歷史的鬧劇還是持續地荒謬上演，所幸沒有更多人走入虛無的情感記憶送葬隊裡。所幸還有人堅持熱情，對離散的族裔表達歉然的關懷、同情的理解，使「台灣人」長成一個異質而豐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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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文化，如Don Slater於《消費文化與現代性》一書所說：「以市場關係為中介，並且以消費商品的形式來進行」，是現代資本主義下必然的產物。在歷史上從未有任何一個世代像現今這樣熱烈地擁抱消費，而且這股風潮與趨勢迄今未曾稍減。即使在經濟蕭條的當下，我們仍頻繁地從報章上閱讀到現金卡與卡債族的故事，雜誌上關於「簡約奢華」的倡議更是如火如荼，這無非是消費文化中物欲傾向的再延伸。

繁華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有一百塊錢就要花一百零五塊錢」的信念，雖然歷經了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的洗禮，似乎絲毫沒有後撤的傾向。從「日本第一」的經濟榮景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泡沫經濟，從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到90年代末期的東亞金融風暴，從華爾街風雲到此刻的全球金融海嘯，這些狂起狂落無一不是經濟體過度樂觀的自我估計，以致於造成嚴重的消費真空和經濟力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