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 cité 墨落霧季

──《竹園岡159期》編輯室手記

想起這段話。當時不知道是怎麼搞的，我竟然能夠這麼平心靜氣地輕描淡寫，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大約是不想多生事端罷。lay-out的進度狀況當時不甚良好，多花心思在他物不但無濟於事，其實也僅是宣洩情緒、發發牢騷而已。今年廣受批評的畢聯會，畢業紀念冊因為有一處不慎有所謂「咒詛」同學的字句而遭強制回收處理（報載係因家長幾將怒告），校刊社豈有「讓荷爾蒙跑在大腦前面」這種飛蛾撲火的道理？

比之我們的前輩，出任建中青年主編的楊照，我想他那才是「正港的」青春。北一女當時剛好換了書包，楊照就在校刊上寫了一首短文，文的每句第一字加起來剛好是消遣北一女真無聊之類的字眼。後來，這件事引起很大的風波，北一女中堅持建中必須把這本校刊收回。最後，建中校方為了和諧，把這期校刊全數回收，把楊照寫的兩頁文章全撕了，使得楊照成為全校知名人物。

憑良心說，我們是好平和的呢！

(而且嚴格講，哪裡是雙方的溝通不良？分明是某一方面之不願溝通吧！

寫了這篇文章預計會先放在blog和索尼個版上，是否po在青年社版則要請示同仁們幫忙評估考慮。但是既是我自己寫的，實在不能夠也不應該以大家的名義發表，因此僅表示我一個人的想法，再多也就是同於青年社或同為一中人的那份榮辱與共的心情了。單一的個人比如校長主任組長等牽連其事者，是否有必要一覽，亦須詳想。

本文之所著力非為責任推卸，非是鞭屍罵墳，非屬潑婦罵街。我自將摒除成見，拋開一切非理性的指摘，唯以切實誠懇的態度與建設性的正向思考，針對這一年台南一中「官方」、台南一中青年社與台南一中「大眾」之三方之間的互動加以建議。並非以為往事經由追憶就可以弭平遺憾，而只是但願160會更好。

1。

別以為一本校刊牽涉事小。那可以是印刷公司數十萬的營業額。那可以是一所高中的活廣告。那更可以是一群青年的夢想。

也可以是他們的夢碎。

不過我從不以為自己和自己敢夢的伙伴夢碎了。夢碎的意思是心死，哀莫大於心死；如果我是心死，豈會還氣血鮮活地在高三壓力促急的此刻下筆成文呢？這就證明了我的癡心不死，只是稍微凋零，只是為了過去一年青春被浪擲、小說被謀殺而遺憾罷了。159的誕生即使確是夾帶這樣的遺憾，未嘗不是可喜的陣痛呢？何況更多成果雖然不可自謂豐碩，實也有功有苦。陣痛之後，母子均安是可以期待的。

本次校刊無有小說可算大事一件，開歷年來之先河，使其他諸多精緻專題之努力似乎頓時消失。我在編輯室手記裡如此「坦誠」地從實招來，是希望搶先立下停損點；反倒還有讀者投書（青年社版第892篇）似乎沒看懂，而這麼說：「不要跟我說小說低俗不夠格放。」這是誤解的一句。

那篇投書整篇的論點大約是校刊應該以校園的人寫的和關於校園的事為主－－他說的很懇切，其實我不但完全贊同，甚至本來也就希望本期校刊是朝這個方向修正。我曾經給在開會時展示過的一篇文章，是我的好友，建中主編學長蘆筑政平，放在新聞台上的暑訓講義，在此引述這樣一段：

「寫手／編輯

校刊社組成份子之興趣大多集中在哪個領域？這對校刊的內容產生了什麼影響？平常社課的訓練偏重哪些內容？
1. 寫手在哪裡？
發表途徑﹝部落格、校外高榮譽高獎金之文學獎﹞造成寫手不願意參與校刊寫作。﹝中山女青、北一女青﹞
2. 編輯在哪裡？
編輯人員對編輯的錯誤認識、養成方向的偏頗，使校刊日漸窄化，惡性循環。

‧ 結論：編輯可以不是寫手嗎？
1. 缺稿→自行寫稿→學生參與度低→閱讀力下降→投稿率下降→缺稿
2. 可以有校刊文學，不一定要文學校刊。」

可以見到，我們其實也是注重這個問題的；而這次呈現的樣貌其實表現的全然是我們的無可奈何。首先，我們在考慮專題組成時，就已考慮過「校園」應該佔的比例，只是後來四校文藝獎被砍掉，於是濃度又再度被稀釋了。其實我相信，這本校刊的問題，如投書的同學所說，是應該由「更多南一中學生的心思所匯聚，而不是單單某某專訪」；沒有小說其實是其皮相的徵兆，不過連帶使得整本校刊的水準降低。

所以自此可以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點，四校文藝獎被移掉；第二點，校內徵稿等嘸人；其中因為性質不相類，本文僅就第一點討論。

2。

多數讀者恐怕並不瞭解四校文藝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認為還是得把來龍去脈扼要敘述才好。這部分多有撲朔迷離，可謂錯綜複雜，如有任何鉅細之處與事實不符，請執其事者、知其事者均能不吝指正。

大約是二年級下學期初的時候（?），活動組長林高義老師（記住這個人|||）跟社長表示，「校長」張逸群先生（也記住這個人|||）希望四校文藝獎移出校刊之外。至於原因，挺模稜兩可而且多變的，比如說校刊放他校的文章幹嘛？（事實證明一中今年囊括所有獎項的接近一半）或是學校可以把文藝獎文章出版成單行本（事實證明沒有經費）或是掛網（雖然允諾了且技術上也做得到，可是這學期過了還遲遲沒有動靜，何況會去看的人幾希呢？）有此命令下來，我們也跟高義老師吵過（其實是很溫和地討論），未果。後來經由內部假投票，決定不繼續進行抗爭，改採其他補救方法。

這樣看來，我們如果有什麼錯，豈不是我們太乖了，遵循所有老師教職員一再三令五申的，「不許越級告狀、通報」嗎？我們更害怕的，是校長也許根本無此想法，卻是高義老師所謂「假傳聖旨」；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學生時代也為青年社員而和我們交情較好的何興中主任（他在學生眼中普遍有著青壯派的改革形象）跟我們表示：校長應當不會想到要管這件事，即使是校長管的，假裝沒聽到的話，日理不知多少機的他也不會記得。　

事實上，何主任當時的表情根本是詫異、驚愕的（而且覺得這個指示毫無道理），只是那時時序已走到所有計畫都得底定的時候，想要再把四校文藝獎抓回來根本也不可能了。就只能很可惜地，讓那些高素質的文章從校刊流失。

所以，再說一次，並非說我們自身一點責任都沒有，只或者是我們太過守法，太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如何「利用」何主任說情（我的意思是至少查明事實真相）。我們就這麼被予取予求了。您知道為了填補四校文藝獎接近校刊一半頁數的稿量，我們花了多少心思嗎？

而即使是校長本人，是否真的就有權限、有正當性干預校刊之發行質/量呢？研究過我國教育體系就會發現，校長此一職位結構性的的功能是「經由行政命令及指示，監督推展學校教育；以上意下達，提昇整體國民的學力。」立意良好，可是邇來卻「產生剝奪學校的自主性及阻礙啟發少年學生個性或獨創性的教育體制等的負面現象」。觀諸今日台灣各級學校校長等行政人員給人的整體觀感為何？許多人之所謂「政治校長」、「應酬校長」，雖然只是傳聞，卻也不見得不是事實。這樣的校長，於教育無一日之功，為己身利益倒是跑腿跑得很勤；稍微好些的未必涉入貪腐墮落，卻也顢頇無能、整日尸位素餐。。校長們年輕時大多都是從基層教育工作開始做起，如果去除為一鐵飯碗（退休金）而就讀師專/師範大學的動機，想必都是有一番作育英才的教育熱忱；然而從事教育者倘不能潔身自愛，學生要效法誰呢？又否則「趙玉柱」一類之產生如何解釋？

想來，學校是「教」與「學」的機構，說單純些也就是老師和學生罷了；校方若是對於教學毫無助力甚至成為阻力，我以為乾脆砍去為好。不可否認的是，校長此職，尤其在一中等高升學率學校，必是搶手；否則為什麼每個校長在校長室都要放個帶來好風水的紫水晶？當然是為了強運保命。那老師為什麼不放？誰有什麼執著心，不就很明白了嗎？

再說到決策。是否放文藝獎可謂是一個重大政策，決策權在誰手上，在「大人」和「小孩」之間恐怕難以達成定論。也許青年社本身在校方眼裡正只是一個貫徹校方意旨的機構；可是我也聽過這樣的說法：即青年社身為學校媒體，因此全體社員也等同是具有學生和職員的雙重身份，可以某種程度獨立於校方干涉之外。

如美國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都瓦特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日在耶魯法學院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中的講詞所言："To create a fourth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government as an additional check on the three official branches." [當在政府外創立一個第四機構作為三權的另一制衡。] 新聞自由當然不是隨心所欲胡作非為，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之於「新聞界是政府濫權的監督者或制衡，是政府的對手」，校刊也得適當與校方「為敵」。所謂，對人民來說，新聞自由「非是權力（power）而是權利（right）。」

於是我想起彼時（2006年2月）學運採訪之旅，我所感動不已的，那時爭取校園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甚至想要將之再闊展出校外那一片廣大的社會的人。當時他們，比如說吳叡人老師，談到那時身為台大大學新聞社主筆，「異議學生」如何在課堂外對著課室裡的教授與學生拋投傳單，如何寫了什麼樣的批判國家與校方的社論，如何以「開天窗」向學校示威，如何被學校記了幾個大過小過，如何得到大批學生的聲援等等......。如此，我深切地感決自己愧為一個寫作者，一位主編。相當程度我曾研究過近五年台灣指標性的學校校刊，不要說發人省思振聾起聵，最起碼的平衡報導功能都已弱化；可能的確還是有文學意義上的美感，卻越來越不復見社會意義上的真相。迎合性的文字，容我說，實在是差勁透了！

且不論何說為是，就技術層面而言，二年級的青年社幹部在一年級時曾受過一年的（專門）實習訓練，決定關於校刊「本身」內容的問題是否比較名正言順呢？學校當然會說：「你有你的評估，可是我也有我的考量呀！」我們不否認我們有思慮不週的可能性，也絕非不能容忍或接受任何批評與建議；然而校方的考量在完全不具說服力的情況下卻還是軟硬兼施地強行把干預的手伸到碗裡。

比起小說是不是存在校刊內，這種決策模式的混亂化對學生的影響是更為重大的。

有了這一樁，其他的事件也不會是偶發。

我們曾遇到的可多的很呢。比如說，社部事件。我們位於一年級教室（明德樓）地下室的社部，上學期剛開始被通知可以擴大，於是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些裝滿他校校刊的、將一間教室隔成兩半的書櫃在向前移四分之一（同時要把另外一邊所有權不屬於我們的儲物室整理乾淨），很興高采烈地做了。結果過不多時，又聽說地下室「馬上」要整建給那些因為紅樓整修而將無家可歸的高三用。我聽了心一冷，其一是因為不捨得地下室那種游擊的感覺（非青年社員難以體解的青春），其二是......這個idea也未免太爛了吧？地下室環境不好又積水，即使清理了光照還是很差。我們開會與查閱資料固然無所大礙，三年級生如果一天要待在那裡八個小時，「能考上大學才怪」！（那時我腦袋裡第一個萌生的想法確然是這個。）

我們社版出現這樣的討論串：「我們都哭了，我（社長）去盧」，「即使手無寸鐵，也可揭竿而起」，「抗議布條即將發揮功用？」，「有必要的話......就一起去校長室聊天吧」等等；甚而許多位學長說，「我們校友（必要時）可以寫關切信函」，「需要動員了嗎？I'm ready.」......（還有甚多，詳見社版586-602文）可是後來又說不搬了（即使最一開始這樣嗆：「學校的行政已經這麼定案，一定得搬。」），後來又說延後到學弟那屆再搬，後來又再次提前到我們倒數第三或四節社課。總之把所有庫存校刊都暫時搬到班聯會去，這樣浩大的工程竟然也壓縮在一節課裡完成......，著實是佩服自己了，並且對於主事者，我想是無言以對了。

至今如何？我們被允諾了一個新的暫時小社部似乎毫無用武之地，原因是地下室整建之快速（在這學期結束前就已竣工）遠大於校方預期，似乎也遠大於校方的應變能力與反應時間。下一屆高三（即我們自己這個年級）既沒有要進駐的意思，其實已經整理好了卻又遲遲不願意有任何規劃，那麼這樣可以算是負責任嗎？

又例如隨意指派非屬我們業務、甚至可說毫無干係的工作給我們，比如說為了「校慶」而無端冒出的超級金頭腦（類似電視上的百萬大富翁益智問答遊戲），全權由我們主辦，時間上又和每年園遊會在台南一中舉辦的全國學生編輯交流會只相差兩週，極為匆促；或是在校刊籌備期又交派所謂的聯展，最後在人手不足、人力透支的情況下只得交付學弟，笑稱是訓練他們，實質上我們自己也知道根本對他們一點幫助都沒有，最後班聯會是救了我們，可是氣氛就一整個糟。我想主觀地判斷（希望學校不會介意），青年社面對太多學校的「間接抵制」，這些指定的逸樂化的活動是太繁複的干擾，已然削弱了我們用在刊物上的時間精神。

又好比校刊發放，高義組長口口聲聲說會親自讓畢聯會來處理發給高三生的問題，結果最後大部分的高三生都沒有拿到159......處置方式是把消息放在網站上，亂槍打鳥地讓有看到的人來學務處領取。他們難道沒有付費嗎？這是誰的疏忽呢？

凡此種種，數不勝數。以上既然並非校刊內容，我想更加有討論的空間，何苦給自己營造一種反覆無常（且不論是不用大腦還是不用良心）的領導風格？為師者之權威，至此蕩然無存！

甚至即使是校刊的內容，高義組長似乎還是想要繼續插手。爆個料好了，據說明年竹園岡160，校方要把「竹園幫」，也就是置於校刊最後的幽默取向的專欄，拿掉。金石堂《出版情報》新創立的「校園悅讀」專欄，繼2005年九月號介紹師大附中校刊社之後，第二篇就是十月號的〈台南一中的〈竹園岡〉〉一文，其中對「竹園幫」的介紹是這樣的：「〈竹園岡〉中有一個歷屆以來閱讀率最高的招牌單元－－「竹園幫」，在158期大改革之後，改名為「芭樂日報」，跳脫出從網路或路邊撿來的冷笑話內容，重新打造出媲美「給我報報」的惡搞風格......學校包容如此特異的單元，顯現出台南一中自由開放的校風。」是這樣嗎？真的是如此的美好嗎？

搞怪是年輕人的專利。誰云八零年代的年輕人就不懂得俏皮？遠溯歷史長河，少年不識愁滋味者多，強說愁的乃至真正憂傷的人少；即使我本人經常被歸類或自覺屬於後者，我認為也沒有必要催熟尚青的果實。何必呢？校刊其實還是可以為他們留下一塊開懷的園地的。先檢視一下158和159的素材，前者形式上改造蘋果日報的風格為芭樂日報，佐以校園內種種不可思議之事，當然內中暗含有對校方種種行事風格與同學某些奇行異舉的嘲諷，其實並沒有指名道姓（唯一明確地「人身攻擊」大概只有前任主編自嘲己是「妖婦」的那一頁罷了），也算是下情意欲上達，結果最後是被「審稿」審掉了好多page。今年是把高中生必都熟悉的空中英語教室之文本加以改編，這個部分我個人認為是做得維妙維肖的，儘管內容援引自網路，其中許多屬於老梗，不盡然會被E世代視為幽默，可是保守看來也並沒有任違反民風良俗之處。即使不算成功，畢竟還可算是保本的。

竹園幫要傳達的，無非是青少年的苦悶罷了。若非覺得苦悶，若非感到荒謬，若非心有虛無，二十世紀哪裡會有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種種思潮縱橫？何主任說竹園幫是竹園岡的敗筆，我卻恰恰以為那是畫龍點睛。如主任所說，「（你們）必須思考一件事是數十年後，當這本159從塵封中再次被展讀的意義」；我們自然也知道這點，否則本期校刊也不會以價值為題，甚至大部分的題材都冷疏而小眾。

「價值」，作為本期校刊的題目，許多人尚還覺得太過沈重。如果校刊和只為追求收視率、閱讀率的濫刊俗物沒什麼兩樣，我想我會稍微回頭猶豫；然而這既是校園刊物，那麼某些功能就是不可規避的罷，甚至於歷史上的定位也是如此不是麼？如果說的是「沈重」，我想我願意慨然接受如是評判。青年們較於積習已久的輕浮，能夠痛下苦心的機會已不多了。而我的確希望這可以是個觸發點。

可是我以為意義不只在於靜冷如水，也在反面的熱情似火。正因為使命感有熱情當作燃料，才驅使我們以編輯的身份飛行。青年社的社訓（不知從哪一屆哪位熱血的學長訂定頒佈？）是這樣的，「我們毅然背負起犧牲的十字架，只因一中人傳統的自信與自傲。」我一直非常把這句話奉為圭臬，而自豪以為「自己是末代文藝青年」了；然而輕鬆看待、非教條地宣讀，在許多其他社員眼裡難道就不能翻譯成這樣更加貼近的形式：「我們憨然踏向這爆肝的不歸路，只因對校刊莫名的衝動和傻勁。」嗎？

對文本的嘲弄可以是相當的致敬，也可以是相對的批判。無論是哪一種，杜象戲弄大雅之堂的馬桶被寫進歷史了，「竹園幫」自沒有理由被摒除於竹園岡之外。

最近驚聲尖笑上映第四集了。The Scary Movie這一系列下來，經常嘲諷前輩的恐怖電影們（其實也常企及恐怖電影之外）。我雖然一部也沒看過，聽說許多人是愛看的，卻也有許多老派的人是堅決拒觀賞。我想這和新改版這兩期竹園幫無非是異曲同工，打破那些steady dogma，改換成juicy的有機體。雖然不見得有什麼建樹的，但是此刻我們棉薄之力的一點嘗試，竟被一概否決。我迷惘了！

3。

但是學運能幹嘛呢？請閉上眼睛，我們跳脫歷史的框架去天馬行空地想像這個問題。假設──我說假設──一個黃道吉日，我們的傑出校友某陳姓現任總統宣布要稱帝，改中華民國為帝國，那麼台南一中的學生不知道可不可能群起靜坐於勝利路門口，對著虛構的北方吶喊：「阿扁阿公，緊返來啦，您為什麼返不來了呢？」（好吧還是你希望他繼續統治五千年？）也許他就會知錯能改地、無地自容地主動撤除封號也未可知？又假設──不是影射──是假設，一百年後的某期《竹園岡》，本著「OO日報」的精神，針對時弊揭發了校園中某件不為人知的密辛，「異中圊黏社」因此被校方強制解散了；那麼竹園學子中或許有幾位會隨身攜帶著良心和勇氣，為了那個永遠只有三十個人的小眾社團請命？這種事情會不會發生呢？喔不要問我，問你們自己吧！

──〈學運的作用。設想：學生運動在一中〉，159學運專題，陳宗延

以上是我在校刊以刺諷的筆法，為學運功用下的小小一個註腳。走筆至此，我想起台南一中的校友固然有精粹的李安大導演等等不同行類的光榮，不過有一類典型或也不容忽略：個人竊以為（來自於許多面向的觀察），正是一中培育的領導者、領袖（leader, chief），包括校方幾位人物，也保含了在朝當政者，陳水扁先生。此話怎講呢？雖則我無意如此武斷地歸類，但是某些事實終究像是縈繞不去的鬼魂這樣的提醒我、督責我把它寫出來的義務。寫過看過，就可一笑置之。

其中一個感人的片段，正是鄭鴻生的《青春之歌》裡曾經歌詠過的青春。鄭鴻生是保釣學運的一份子，我在台南一中的學長，更且是早期《南一中青年》（《竹園岡》之前身）的一份子。關於此節，我不能描述得比我另一個學長，紀錄片導演張釗維（米蘭昆）好。這是他在部落格寫的：『我很驚異地發現，從「青春之歌」的脈絡來說，這種關係的建立，居然是通過幾個具體的人物。我高二那一年的國文導師叫羅聯絡。......他在講台上唸課本的時候從眼鏡後面露出敬謹而專注的小小眼神，似乎可以穿透掛在教室後面牆壁上的蔣公遺像，絲毫不受底下呼呼大睡學生的影響。羅聯絡，出現在「青春之歌」第33頁的附註當中，他也是作者鄭鴻生的高中導師；現在，他應該已經作古了。後來鄭鴻生告訴我，他高三那一年，「青春之歌」當中提到的那個大家都不喜歡的校長終於離開了，新來的校長叫做李昇（李安導演的尊翁），大家對他印象都不錯；十多年之後，我高三，白髮蒼蒼的李昇校長榮退。』青春之歌使我油然而生的認同感，當然遠不只是個巧合。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書裡提到他和陳水扁總統曾經在台南一中社會組同學，後來也都進入台大。他對我們偉大的陳水扁總統的評價為何？（讓我調皮地這樣說，這本書出版於2001年12月14日，恰好是總統就職一周年歷經八掌溪、核四停建風波等事件後民意支持度下滑至四成一，以及就職二周年時回復到五成一，兩個時間點的中間。）書不在我身旁，不過印象中確然是把陳總統寫的畏縮了。當時在剛畢業要搞運動想找他當領袖，猶豫了老半天為了自己的海商律師資格也沒答應... 等等，書中有兩次以上非針對性的描述。

當然你可以說鄭鴻生這個人是個大統派（他確然是），我們憑什麼相信他呢？鄭鴻生的大中國思想畢竟來自他的時代，即使未必是我們所認同，起碼他是堅信己之所信，那麼也算是有理想的人。阿扁總統口口聲聲為了台獨奉獻犧牲，於我個人主觀看來，近六年的搖擺迂迴、大搞專制卻才是民國以來台灣離台獨最遠的六年。正因為如此，阿扁不僅是統派的敵人，也應當可算獨派的敵人。既非統派也無心獨立，但是關於中間選民關心的經濟民生，套一句馬克吐溫的話：「拼經濟有什麼難的？我已經拼了二、三十次了！」

這樣看來，布希對上柯林頓（?）的競選slogan，「Idiot, the problem is education！！！」似乎說得一點都沒錯。陳水扁，說句老實話，也是黨國教育體制下一個忠黨愛國的產物啊！真正能夠剷脫束縛的特立獨行，本來也就不是自謂「從小到大都考第一名」的陳水扁先生。（他的虛實是一探可知的，我國小三四年級初讀一本厚有四五百頁的《陳水扁震撼》，就覺得儘管全盤都是讚美的話卻頗多矛盾，何況一個時代的反抗者而言豈會真正以自己的成績為榮呢？）什麼教育製造什麼學生，Garbage in, Garbage out.

不諱言，「國者，民之積也」；府城的首席高中之餘台灣島的現況，即使並非形狀相似之縮影，起碼也有泰半端倪可尋。單就「校方」與「政府」這塊官僚行政比較，科層式的尸居餘氣還一息尚存，保守勢力批了羊皮又重裝上陣。為了保全某些既得利益者，由上而下的革改全都斷了頭，從上到下的傾軋卻沒有停過。人民苦，學生苦，知識份子當然要拿出良知來反對。

且不追打道德上的污點，practically最應該也唯一最有可能立即修正的，我認為還是領導性格。一連串校園事件，比之核四停建又續建，真的不遑多讓。核四事件消耗的不僅是人民動輒以億計算的社會成本，更是扁政府誠信的政治資本。阿扁元年，和連在府相談甚歡，結果連走出總統府不多小時，扁遽爾宣布核四停建。這豈非打了連一把掌？又，在野黨豈是左臉被打一巴掌，還肯把右臉轉過去讓人打的教會團體？據我的政治觀察，以後所有的「和解共生」之破局，實在非關政治立場，而是從此時就奠下藍綠對峙的態勢。不論是有心挑釁還是無意失誤，執政者總得想得清楚點才好。從前我確實是相信「朝令有錯，夕改何妨？」的，現在才確實體會「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嚴重。」不可不慎！

想來，領導性格也是人性：打壓異己是不仁、吵短線是不智、反覆無常是無信。不仁、不智、無信，台灣能夠長治久安嗎？一中能夠校勢昌隆嗎？答案很顯然。五十歲階層的人大多已經醜陋了，不能再寄予希望相信承諾即使是當中稍有理想性的少數，也都氣度太狹，那當然是歷史的民族的權力的道德的或者各端的包袱。我們需要遠景，但從他們身上，老實說，我看不到太多可資安慰民心的；更可怕的，許多半調子的變革成為往後否決更進步的藉口。為了改善政府與校方的品質，我深切祈望領導者能夠勇於自省改進。若是不能，規模化的學運是否就該重出江湖了！這正是本期校刊製作學運專題的緣始之一！歷史其實並不自外於我們的生活。它經常弔詭地以不同形式在我們生活的周遭重演。

其實我本人的父母長輩，如同許多中南部的台灣人，都屬於或深或淺的綠色系譜，其中許多位和台南一中也也所淵源。若不是愛之深，豈有責之切的道理呢？只是我自國小以來觀察政治，對民進黨當初肩負的理想非常熟悉，甚至產生某種程度的認同感或親切感；自國中憧憬台南一中以來，大榕樹下論劍者還在否？這兩個時間點以來，從未有此內外交迫的煎熬，危機感。此刻走到高三之前的夏天，生根之處若還保有更加青綠之可能性，也就不枉我們的一片癡心了。

(本文文首圖片為筆者攝於2006年二月北上學運採訪之旅，台大城鄉所夏鑄九教授所言最愛的大教室，2F樓梯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