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9日
【轉貼】哲學家皇帝
現在隨便讀到一篇
這一篇文章〈哲學家皇帝〉註明著是高中教材,我沒讀過高中,國中畢業就進入被會計科目包圍的世界,好像有很多精采的歷史和文學都錯過了,不過我ㄧ直隱約記得國中時候敎我們國文的
我也多麼期待我們社會可以有某些令人動容的崢嶸風氣,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呢?當所有人都為一種高尚的目標拼命努力又不以為苦是什麼感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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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皇帝〉 作者:陳之藩
到此作工已半月,不像是作工,像是恢復了以前當兵的生活。如果我們中國還可以找出這樣緊張的工作,那只有在軍隊裡了。同事的有從韓國剛當過兵回來的,有遠從加州大學來的學生。我問他們,美國作工全這樣緊張嗎?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這裏可能是最輕閒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樣說也不容易說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時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時的牆,下工以後,只覺得這個人已癱下來,比行軍八小時還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後,已近黃昏。我坐在湖邊對著遠天遐想。這個環境美得像幅畫。當初造物的大匠畫這個「靜湖」時,用的全是藍色。第一筆用淡藍畫出湖水;第二筆加了一些顏色用深藍畫出山峰;第三筆又減去一些顏色,用淺藍畫出天空來。三筆的靜靜畫幅中,斜躺著一個下工後疲倦不堪的動物。我想整個美國的山水人物畫,可以此為代表。
雖然眼前景色這樣靜、這樣美,我腦海中依然是日間同事們的緊張面孔與急促步伐的影子。我的脈搏好像還在加速的跳動。我昏沈沈的頭腦中得到一個結論:「這樣拚命的工作,這個國家當然要強。」
中學生送牛奶、送報;大學生作苦力、作僕役,已經是太習慣了的事。這些工作已經變成了教育的一部分。這種教育,讓每一個學生自然的知道了什麼是生活,什麼是人生。所以一個個美國孩子們,永遠獨立、勇敢、自尊,像個哲學家帝王。
希臘哲人,想出一套訓練帝王的辦法,這種辦法是讓他「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這是作一個帝王必經的訓練,可惜歐洲從未實行過這種理想。沒有想到,新大陸上卻無形中在實踐這句話,每一個青年,全在無形中接受這種帝王的訓練。
作卑微的工作,樹高伊(x)之自尊,變成了風氣以後,崢嶸的現象,有時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耶魯大學有個學生,父親遺產三十萬美金,他拒絕接受。他說:「我有兩隻手,一個頭,已夠了。」報紙上說,「父親是個成功的創業者,兒子真正繼承了父親的精神。」
青年們一切都以自己為出發,承受人生所應有的負擔,享受人生所應有的快樂。青年們的偶像不是叱吒風雲的流血家,而是勤苦自立的創業者。富蘭克林自傳,是每個人奉為圭臬的經典。
我們試聽他們的歌聲,都是鋼鐵般的聲響的:
人生是一奮鬥的戰場
到處充滿了血滴與火光
不要作一甘受宰割的牛羊
在戰鬥中,要精神煥發,要步伐昂揚
──郎法羅
我很欽佩在綠色的大地上,金色的陽光中,一個個忙碌得面頰呈現紅色的青年。
然而,我在湖邊凝想了半天,還是覺得,這個美國青年畫幅裏面仍缺少一些東西。什麼東西,我不太能指出,大概是人文的素養吧。我在此三四個月的觀感,可以說:美國學生很少看報的。送報而不看報,這是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哲學家帝王」,不僅要受苦,還要有一種訓練,使他具有雄偉的抱負與遠大的眼光,可惜這一點,美國教育是忽略了。忽略的程度令人可哀。
愛因斯坦說:「專家還不是訓練有素的狗?」這話並不是偶然而發的,多少專家都是人事不知的狗,這種現象是會窒死一個文化的。
民主,並不是「一群會投票的驢」;民主確實需要全國國民都有「哲學家帝王」的訓練。在哲學家帝王的訓練中,勤苦自立,堅忍不拔那一部分,美國的教育與社會所賦與青年的,足夠了。而在人文的訓練上卻差得很多。
晚風襲來,湖水清澈如鏡,青山恬淡如詩,我的思想也逐漸澄明而寧靜。
天暗下來,星星,一個一個的亮了。
──
2006年10月22日
讀陳義芝《為了下一次的重逢》中的〈異鄉人〉

很久以來我沒有這樣難以抑制地流下淚水,記憶最近的一次也是2004年中在電腦前讀著相識多年的男友寫來的那封字如刺刀足以讓人手殘腳殘的信。此後即使是文革或納粹,即使是盧安達或薩爾瓦多,我都只在心裡顛盪幾波,至多繞著眼球淹出眼瞼又拭了幾張面紙而已。
2005年初,我第一次親眼看見陳義芝,在一個新書發表會上,溫文雅緻的氣質幾乎是他全部的面貌,彷若堆沙填海一般,不知要有多少文化脾性的素養堆積才能成就了那ㄧ般人難以呈現,那讓人驚豔難忘的氣質所建造出來的無形之罩,罩住了各種五官的既定形象,罩住了男或女的性別差異,罩住了與人初見的所有陌生;就剩下難以言喻的氣質而已,那刀劍砲彈都難以比及的沉靜力量。那時,我還不曾讀過他的一字一句。
上周,在洗衣機旁,在轟隆隆的運轉聲下,在沒有咖啡音樂檯燈書桌的空間中,我毫無設防地打開了這書。書開頭的第一篇:《異鄉人》,描述了他一生再也難以經歷一次的死別傷痛,他的次兒邦邦在青春正盛的21歲,就因為高速公路上的意外而再度回到了天上菩薩的身邊。這二十一年的人世緣分突然顯得太多又太少,這椎心的傷痛不知是因為有太多的來不及還是太少的擁有而產生了,如果是2歲而不是21歲,傷痛就真的能有程度上的差別嗎?而不論長短多寡,這二十一年細細累積的種種回憶此刻都成了一把一把的刀,在每一個生者還要過下去的日常時刻裡總是驀不防地割傷心口。
從接到消息到噩夢成真只有幾日的時間,世間的人們面對死神的攻擊與降臨只能節節敗退,時間短得讓人無法有反應調整面對的時間,就這樣孩子走了,在驚嚇又不理解不接受不曾準備過的情緒下,孩子走了,走了以後才是真正悲痛的開始,走了以後才是一點一滴難以想像的開始。
只有21歲的孩子,他曾經說過的話、讀過的書,哭過笑過的時刻、畫過寫過的作品、夢想過努力過的目標,全都毫無防備的在心上冒了出來,那時候身為父母的自己有沒有全心支持和珍惜呢?那時候是否忽略了、輕描淡寫了?如果沒有送他出國唸書,如果沒有讓他買車,如果死亡之前的生活軌跡能夠有一點點的彎曲改途,今天是否能夠免於這種凌遲一般的思念之苦?如果,只要改變其中一個如果,事情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呢?
這種種的疑問還要問自己多久?還要讓自己感到多少的後悔才能熬過這個傷痛?來自旁人種種無法體會又不合時宜的安慰像是另外一牆需要跨越的障礙,如果旁人不能有「同聲一哭的無助」,那麼就只有當事人才能自己消化事件產生的悲痛和孤單。
讀了邦邦短短人生的片段,就難再想像追問事件發生至今這三年,敏感又柔軟的文學家父親和藝術家母親是如何如何療傷止痛,書中也有一些邦邦及母親的油畫水彩作品,邦邦的作品是生前畫的,母親的作品是事後畫的,生前的人生想望和事後的自我救贖雖有差異,但是其中的連結竟讓人看來是一樣難受。
〈異鄉人〉這一篇是《為了下一次的重逢》這本書中陳義芝二十多年來的生活起伏之ㄧ,但是編放於書中的第一篇讓人淚流不止之後,便彷彿能以後事之明回看他尚未親臨生死議題之前的心境差異,我總是邊讀邊無可避免的計算著,這一篇是一九八八年寫的,啊,還有十五年,這文章是二000年,那,只剩三年,事情就要發生了,而若看到是二00六年寫的,我祇好假裝沒事,想像著他應該已經好多了…..
身為讀者的我都尚且如此害怕面對,那這位父親呢?
2006年10月16日
記元智大學演講那一天 ◎carrie
原本是没可能答應的,也許是S開口邀請的六月底那時滿心只有四川行的壓力罩頂,像魯迅說的,人是活在比較之下的,我大概是以為九月底的這場演講邀約儘管讓人害怕但也超越不了對當時即將啟程的大營盤小學之旅無法盡一己之力的擔心,我像是第二痛比不過第一痛,竟然在頭皮不算太硬的情況下就答應了這場得去到大二學生的課堂上說它個三小時的邀約。
哥哥笑我,終於也到了可以演講的年齡了。
哼!才不是年齡的關係呢,明明就是因為人家我有那麼辛苦的工作經驗才被邀請的。
話雖如此,我還是逃避一般地先度過了七月下旬的心理難關,然後讓八月底的新馬之旅行前工作填滿自己心中可能想起九月就要演講的恐懼空間。回來之後,我開始被參與街頭運動的美好給包圍,演講日期從十月初延到雙十隔天,即使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我也像有了小小喘息的空間。
從九月下旬開始,緊張持續影響著心裡,經常腦袋陷入一片空白,隨著工作的需要我陷在《動物農莊》、《黑暗之心》、《夜》那些經典文學的世界不願出來,跟演講主題無關,但我需要在裡面浸一浸,浸越久越好,用不相關的世界情境和心情來解決原來世界的困擾是我覺得最有用的解壓方式。直到十月七號我才開始清醒的準備這次演講的主題:企劃書的設計與撰寫。
這不是我擅長和容易講的題目,為了偷懶和有趣,我把準備方向擅自更動提前,提前到寫企劃書之前:如何成為一個敏感的人。敏感才能對他人有同理心、敏感才能嗅出社會流行的氛圍、敏感才能對生活和工作熱情、敏感才能幹這幹那的東西。我想了很多自己過去沒想過的東西。我還想著要先說明企劃有如火車頭會造成如蝴蝶效應的影響力,也要說明如何透過閱讀、工作、看電視培養企劃人需要的能力和特質,最後還要留下三十分鐘把自己從前做過的節目片子拿來一一告訴他們腳本是怎麼形成的,那些畫面又是怎麼從無到有生出來的。
大綱草稿完成,但我已無多餘時間進行上台前的練習,行前兩天,我持續日常的工作,但是連著兩日半夜腹疼吐水。當天上午還處理完了通告事宜才出發去學校。
到的時間早了,我在內壢火車站出來隔壁一家小店點了愛吃的滷肉飯和貢丸湯,看到它們彷彿也可以讓我心頭放鬆一些。眼尖的老闆瞥見了我包包上的紅絲帶,探試了一下就高興得與我說起前一日圍攻的種種感受。我也驕傲的跟老闆說起我前一天待到半夜一點多才離開時所看到的鎮暴警察封街和整隊模樣,我忘情的彷彿待會兒已經沒了還要演講這件頭大的事情,後來老闆還堅持要請我這個”同志”吃飯,最後我們在互相打氣之後接受了他熱情送上的飲料。
出了店門我立刻裝出冷靜的模樣搭上計程車直奔學校。開始上課時間是下午三點,那天又是連假過後第一天,我一隨
我簡單自我介紹開了場,放了片子,解說了一些細節,經過了一個半小時,老師宣佈先下課休息一下,我快速地算了一下,睡著的大概十人左右,睡得還蠻熟的,是
第二堂開始,我也不知自己怎麼了,忘記了那些之前準備的講稿,我開始嘰嘰咕咕的說起自己一直對傳播工作有著深深的惶恐感,擔心做出不好的節目會影響到很多人,我說起自己從前是怎麼忙著打工怎麼眼界狹窄的度過了人生最黃金的歲月,我斷斷續續沒啥邏輯的想到公關說公關,想到節目說節目,想到閱讀說閱讀,有時候還忘了自己怎麼會跳到某個主題上,有時候還因為實在太感慨某些現象而發呆了一會兒…突然我看著台下,剛剛那一排低頭的人都醒了,我也彷彿突然醒過來,擔心自己剛剛不知道胡言亂語了什麼東西,然後,我決定來放那些我在四川大營盤小學拍攝的照片跟大家分享,這些貧窮快樂的孩子們跟企劃書怎麼寫無關,但是跟成為一個敏感的人有關。
照片果然比我說的那些一二三四五來得吸引人,同學們還算捧場的有了一些笑聲和專注的眼神,我就在「當志工是一件好康的事情」的結論中,浠哩糊塗的完成了緊張許久的事情。不過只能休息半小時,晚上六點半還得講同樣的內容給同年級的另外一班學生聽。
晚上那一場我很自然的用了不同的內容和方式講(因為
同一堂課前一週的講者也恰巧是我從前的同事,她是比我還資深許多的電視節目製作人,她特地又從台北坐火車來聽我的分享內容,晚上下課後我們回到台北,特地去敦化、安和路口的NY聚一聚,也互相比較一下她上週與我這週分享的內容有無任何異同,我們對同學們的共同期待就是如果他們認真聽,一定會發現我們提到許多企劃人傳播人具有某些特質上的共通點,也一定能從我們兩人共同的感慨中發現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甚至,這些努力目標,即使是我們這兩個已經不再年輕的老鳥,即使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自己規劃執行某些案子,還是要不斷的放在心上去學習。學習真是一件斷不得的事情。我們從十二年前認識到現在,能夠在多年沒有聯絡的情況下還能有這麼互相理解的開心,我想是因為我們後來都喜歡學習的快樂。
那一晚,NY的Bagel很好吃!
2006年10月8日
為正直自由而活--看《帝國大審判》◎carrie

1933年,大魔頭希特勒憑藉著德國人民對凡爾賽合約的屈辱感以及希望改善貧窮、擁有自由繁榮的夢想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贏得選票上臺執政。(那時候希特勒鼓吹猶太人是劣等人種的概念已經十年以上了)
1942年夏天,希特勒帶領德軍發起攻擊蘇聯的史達林格勒會戰,這場只打了不到一年的戰役,造成雙方死亡的軍人與平民百姓都高達數十萬人。
1943年,以七名學生為首的白玫瑰組織,在全國政府仍然一片希特勒萬歲的呼聲下,冒著被斷頭的危險,自行印發文字傳單,提醒德國人民不要再相信希特勒的種族仇恨政策,這場會戰不僅沒有勝利的可能,希特勒屠殺其他民族與猶太人的罪行更會受到全世界人類的唾棄,德國也將因此永遠蒙羞….
片中這兩位主角—漢斯蕭爾和蘇菲蕭爾(Hans & Sophie Scholl)兄妹也是白玫瑰的成員之二。他們除了利用半夜時間打字寄發傳單,更決定拿到兩人就讀的學校--慕尼黑大學去發放,當然也隨即被警察逮捕。這部片子記錄了兄妹倆在
當時只有二十二歲的sophie 闖下了汙衊萬歲希特勒的大禍,面對著即將而來的審訊,面對著可能被處死的刑罰,她怕不怕呢?鏡頭出現了幾次她已左手搓捏右手以及看著窗外天空(想像上帝與她同在)的畫面,其餘的對話之間,她都展現了超乎我們想像的冷靜和勇氣。
納粹警察的立場很清楚,論職責,他必須揪出對國家社會不利的害群之馬。論情感,他是在希特勒強調「基層人民最是偉大」的論調中才有機會從一個洋芋級的小裁縫成為一個權力在身的警察。論國家情感,德國正在與蘇聯打仗,勝利就在眼前(掌權者傳遞的謊言),絕對不允許任何「不愛德國」這類會影響軍心的言行情事發生。
Sophie的立場也很清楚,眼下這位掌權的元首已經瘋了,他除了灌輸人民不同種族之間也有高低差異的觀念,更滅絕人性地對猶太人實行有計畫的屠殺政策,光是這些事情已不足以使她繼續信任現有的法律,更不相信德國能夠因此出現自由繁榮的未來。她憑著自己良知的呼喚,和哥哥運用文字傳單的方式要對德國人民做出呼籲,而這樣和平非暴力的言論抗爭方式在納粹上台前的威瑪時期尚且受到保護,如今她卻得面對可能處死的刑罰。
警察的立場我們可以理解,重點是sophie,她是德國人,她冒著生命危險拼死呼籲的不是只有德國人應該停止戰爭,應該推翻希特勒下台,更多是為了她見到的那些以為要去天堂實際卻是要去焚化爐和毒氣室的猶太兒童的臉。Sophie當過護士,對她而言每個生命都極其可貴,沒有人有權利決定別人的生命是否應該存在或消失,不論他是總統還是平民,這種把人類當垃圾處理的瘋狂做法完全不能符合她心中對道德、情理,對人類生而平等可貴的認知。Sophie在這段對話過程中徹底展現了自己為理念而堅持的勇氣,像徐志摩形容的「在微弱的軀體中包含一團堅強的精神」,sophie毫不退縮地用她薄弱的聲音勇敢說著只要身為人都應該會懂的基本道理。
儘管負責審訊的納粹警察對她這番尊重生命的說法也忍不住產生了同情之心,但是,勢大於人,寡難擊眾,孤單的正義再崇高也抵不過集體的沉默與鄉愿。她還是被送上了特別加快召開的審理庭,被納粹政權拿來當成對異議者殺雞儆猴的好機會之ㄧ。
相較於與納粹警察審訊的對話,後面這一段法庭上法官審理sophie兄妹倆的對話讓人對希特勒政權下的所謂”法律”更加搖頭不已。其實這不該算是對話,只能說是各自表述,而且只有庭上的法官可以有表述的自由和權利,而這個法官的”表述”則幾乎等同於咒罵。沒有審只有判,甚至從頭到尾,兄妹倆的”辯護律師”連一句話都沒打算開口。
這一位法官就彷彿《動物農莊》裡面那個總是為當權者的荒唐行徑硬ㄠ和那位認為領導者必定永遠正確的角色混合體,不論兄妹倆說到任何關於尊嚴、和平、良知、上帝之類的字眼,都會遭到法官以轟天雷般的音量咒罵他們是低下的小人,是說屁話的寄生蟲,是卑鄙無恥的狗奴才,是只會拿納稅人的錢唸書卻反過來咬國家一口的畜牲,是的的確確貨真價實的賣國賊!
這個法官彷彿以為只要用盡力氣大聲咒罵就能遮掩住自己內心真正的疑惑,他以為把自己的聲音放到最大,那些美化希特勒的說法就會顯得正確無誤。他以為用這種人身攻擊的方式就能摧毀這些叛徒的人格尊嚴,就能讓他們的一切言行顯得毫無可信之處。這位法官,究竟是愚忠下的兇狠還是害怕下的掩飾呢?他明明知道東線戰爭死傷無數,他還是吶喊德國會贏,他明明知道集中營裡的毒氣室和焚化爐,他明明知道這對兄妹說出了真話,他還是選擇判他們死刑!
不要緊了,sophie已經完成對自己心中信念的交代,她沒有為了求生而妥協而背叛自己的理念,她明白拒絕了幾次可能脫險的機會,每拒絕一次,她就更堅持自己是正確的,其中陪伴她的力量是窗外的艷陽藍天,還有父親從小告訴她要為正直自由而活的信心。她勇敢告別了父母,在父母親堅定又驕傲的眼神中和親愛的哥哥一起,人頭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