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不有初，鮮克以終

此文認為台灣發展經驗無法用依賴理論解釋，所以提出以「國家中心論」作為新的討論架構，兩個分析面像是國家自主跟國家職能，當然是兩個都越高越好啊。那麼台灣之所以可以發展得這麼好（均富），就是因為四十年來，兩個面向都發展得很完善：

首先在國家職能方面：「民國38年的中央政府播遷是重要因素，帶來領導中心和富經驗的決策菁英，以及大量行政與技術人才，填補日人留下的空缺。另外殖民政府留下的制度架構、美援、國民黨的改造以及三民主義的指導，均有助於職能的提升。」有點教條，也就算了。

神奇的是，在國家自主方面：播遷後國家機關中較高層的職位大多由大陸省籍人士擔任，「由於他們和台灣本土既有的社會勢力鮮少淵源，所以形成的高度的國家自主。考試用人制度與三民主義的指導方針（強調國家機關應追求社會整體的福祉，而非某特定社會階級或團體的利益），也都有助於國民政府自覺性的維持它的自主特質」。(p.70)

這就好笑了，這個歷史事實居然可以有這樣的詮釋角度，全場討論時都覺得大開眼界。

然後作者談民國七十幾年各種運動風起雲湧的角度是：

「隨著選舉的擴大與民間力量的抬頭，國家機關不僅面對著日益複雜的國內外情勢，還面臨著各種新興利益團體的包圍遊說，和各種社會運動的衝擊與施壓，其結果是國家機關越來越像一個反映社會勢力衝突競爭與合縱連橫的競技場，使得國家自主的程度日益降低」(p.70)

 但是沒關係，這些社會變遷還是有正面價值的，

「民間社會透過既定管道，向國家機關表達需求或反餽施政成效，原本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民間社團所提出的要求，有害於國家整體發展或公共利益，表達方式走向賄賂利誘，乃至於恐嚇威脅與破壞法紀，而官員又不能堅守立場…如此的國家職能自主的減弱，是我們不願見到的。」(p.70)

不過一切都還是有賴於英明大有為的執政黨政府。

「當既得利益壟斷或民間要求不當時，國家機關要能主動介入，消除弊端。當國家發展的內外情勢遭遇阻礙，民間社會的發展動力徬徨時，國家機關要能展現信心與魄力，帶領民間社會突破難關…面對民間社會蓬勃發展的趨勢，如何導引我們的民間力量早日走向多元開放社會的運作常軌，縮短轉型的過度時期…是國家機關責無旁貸的挑戰，也是執政黨的新挑戰與新契機」(p.70)

這個階段我們要找的是民間團體或說社會團體的力量為什麼都被導引到政治運動或說政治民主化運動去，社會力整個空掉，也討論當時的民間社會與人民民主之爭。但沒想到也是有人用這樣的角度來看「民間社會」，老師本來搖頭要跳過，後來發現，既然這是社會學的文獻回顧，當然要把這樣的東西留下做個歷史紀錄。我們唯一的感想是，與其留下這樣的文章，當初還不如不寫Orz

ps真是非常不願意承認我大學時也上過這位當過市議員、立委的社會學教授的課，他後來落選，不知道到哪開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