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疆

我和老婆結婚後的生活，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面向，姑且就用「the process of making sense」來形容好了。 ...繼續閱讀

「人能夠脫離上帝而找到豐盛的生命嗎？沒有上帝，人還能夠真正成為人、真正認識他自己嗎？」也許，在所有關於信仰的疑問背後，都隱藏了這樣的關注。人們疑惑著，「敬拜上帝」會讓人離本真的生命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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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述的文字是《神學詮釋學》當中論及詮釋學大師高達美的一段話，對於編輯而言實在有太多可供深思之處：對於讀者，我們到底了解多少？對於文本，我們又有怎樣的認識？當文本透過我們被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時，他們看見的到底是什麼？他們能感受到這是一份與他們密切相關，能帶動他們往真理、良善、美的領域邁進的文本嗎？以致於他們願意投身在這文本當中，體驗一種超越讀者本身和文本本身的視域融合，進而發掘上帝透過每一個理解（閱讀）行動所要創造的意義嗎？

要讓文字與生命相遇，的確是一門大學問。

意義是文本和讀者雙方接觸後的結果。了解文本不像是認識物體，像是笛卡兒知識論所主張的，即物體是反映在主體的心智裡。讀者不只是客觀中立的文本觀察者；意義也不能被「解釋」。相反的，只有當詮釋者「投身」（participate）於文本時，理解才會產生。富有盛名的「詮釋學循環」（hermenutic circle）所提出的意象，暗示主體總是參與在被了解的對象裡面。

讀者非但不是客觀的觀察者，反倒佔據某個立足點，這立足點限制並決定了我們所能夠知悉的，而且它不是在歷史外，而是在先前詮釋所造成的歷史裡面。高達美稱這樣的文化和歷史立足點為「視域」。我們的視域指出自己的眼界。我們的視域涉及偏見，也與每個人看待世界的特定習慣方式有關。換句話說，讀者總是帶著某種「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來閱讀文本。同時，文本自己也有視域，因為它反映自己身處歷史背景的成見。於是，詮釋和對話一樣，當讀者敞開自己接受文本的影響時，文本也面臨讀者的動機和成見。理解代表的是一種文本和讀者視域的「融合」。

 如果理解即視域之融合，那麼文本便不會只有一個正確詮釋，因為每個讀者都以不同的視域來到文本面前。正因為有這變因，詮釋學的融合並沒有公式可循。對赫爾胥來說，被了解的對象總是一樣的（即作者意圖傳達的信息）；但對高達美來說，理解是種反覆性事件：「了解文本的意義，一直都是把文本應用在我們身上，並且知道就算我們需要用不同方式來了解它，它還是同一個文本，只是用不同方法呈現在我們面前。」因此，意義不是在文本「裡面」；而是在閱讀行為「當中」。意義乃詮釋融合的結果。

從報章雜誌的報導、日常生活的言談，乃至我們個人生活領域的所見所聞，他人或自我的心理問題（憂鬱、躁鬱乃至更嚴重的精神分裂）似乎屢見不鮮。在恐懼、不安和擔憂之外，我們如何面對這樣的景況？也許，暫時跳脫這迫切的危機感，回頭探究現象背後的歷史社會脈絡（也就是了解從過去到現在，精神問題或心理問題是怎樣被理解的？又是如何被處理？），可以使我們有一種新的洞察和視野，進而發現一種與其面對面的勇氣。

回顧文獻，瘋狂或是精神問題一直存在於人類社會中。也就是説，瘋狂的症狀和現象總是存在的，但人們對它的理解卻持續轉變著。一般在回顧精神疾病史的發展時，習慣區分宗教神話與自然主義傳統對精神問題的不同看法。以超自然力量的觀點而言，瘋狂或精神異常是由於神靈或惡魔的附身，或是來自神明的懲罰，使人無法自我控制，比如在一份約主前六百五十年的亞述文件裡，將一些現代看來是癲癇的症病狀歸因於惡魔，而舊約聖經但以理書中，尼布甲尼撒王因驕傲被神處罰以致精神異常一事，也常被一般學者放在這一範疇來理解。另一方面，古希臘時期的醫學則開始質疑這些症狀是否真由超自然力量所導致，也發展出相異於超自然角度的自然主義式解釋模式。

在從初代教會乃至中世紀的教會歷史中，往往以屬靈爭戰、聖靈與情慾的相爭等面向來理解種種的異常精神狀態，並透過趕鬼、讀經、祈禱等方式來解決，從醫學或社會角度出發的理解並不那麼顯著。然而，在十七、十八的啟蒙時代之後，相對於當時代蓬勃發展的醫學，教會所提供的解釋系統遭到了極大的挑戰。

這背後其實反映了西方社會世俗化的進程：基督宗教的象徵系統、教條和制度逐漸沒落，神聖隱沒，被世俗的理性所取代；超自然與自然、信仰與理性之間產生了割裂，信仰被視為是關乎彼岸和靈魂的救贖，超自然向度漸漸被排除在各個生活領域之外；在此背景下，精神問題也開始被定義成；因人體內部的器質性問題而產生的一種疾病，需要以醫學的語言來解釋，以醫學的方式來治療，也因此在主流的精神醫學論述裡，宗教與精神醫學被切分成兩個不相干的範疇，而醫生也取代神職人員，掌握此議題的發言權，精神疾病醫療化的道路自此不可逆轉的展開。

此處所謂的醫學傳統，其實是從希臘時期就延續下來的自然主義醫學，是一種以體液說（健康與疾病都來自體液的動態平衡）作為主要理論的解釋系統，而躁狂或抑鬱等症狀被視為是某種體液的過量或不足。歷經中世紀到十七、十八世紀，在解剖學與生理學發展下，對人體的機械論理解（將人體理解為由器官、神經與纖維組成的整體）終於取代了體液說，醫學開始進入了我們如今熟知的身體論傳統，而神經系統則成為造成精神疾病的主要因素。不過，1780年之後，心理學傳統開啟了另一扇通往心靈的窗戶，影響深遠：精神問題開始被視為是一種「心理病變」，醫生的注意力不只是病患的身體，更是病患表現出來的心理狀態。我們今日所熟知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療便是此一取向的進一步推進。

十九世紀出現的精神分析，標示了精神醫學從身體論到精神動力學的轉變。佛洛依德以「無意識心理狀態及其壓抑，和隨之產生的各種神經症症狀」作為其理論核心，以此闡釋精神疾病的產生和治療，後續的眾多精神分析學者則提出了進一步的修正和挑戰。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在於使我們認識到無意識的存在，但他們對此的分析與理解需要受到更仔細的檢驗。雖然在佛洛依德學派和榮格學派的分裂之後，精神分析的百家爭鳴使其自身的可信度受到了傷害，但此一精神動力學的思維已經深深影響了當代社會，舉例來說，許多人會認同「一般人會有心理情結」這樣的看法。

在二十世紀，化學藥物的發展，讓精神疾病的治療進入嶄新的時代，鋰鹽、百憂解的誕生讓無數受精神問題所苦的人類，得以再次享受平靜的正常生活。精神疾病似乎漸漸可以被控制並治療了。人們也漸漸認識到，許多憂鬱的成因是因為大腦的化學成分產生了變化，而藥物可以幫助大腦回復到較為正常的狀態。也是在這樣的發展下，精神動力學與身體論的取向幾乎主宰了當代對精神疾病的理解。

的確，精神疾病有其心理和生理層次的實體，器質性的病因是真實的，透過藥物或心理治療也的確能得到改善，但是我們更不能忘記，惟有從聖經啟示的整全人觀（人是身心靈的存有）出發，才能真正完整地關照人的需要，帶來完全的醫治。回溯精神醫學史的發展，超自然關懷的失落不可不謂是一種遺憾，需要今日的牧者、基督徒學者更多的努力；我們也需要重拾教會歷史中的心靈關顧（care of soul）傳統，就是「從最深切和最整全的方式去鞏固和修復人的美好狀態，又特別關注他們的內在生命……基督教的心靈關顧包括四大元素，就是醫治、支持、修復及引導。」

身處這個世代的人類，所承載的壓力的確遠超過先前的年代，我們需要學習彼此關顧，成為身旁受苦心靈的幫助；面對自身的焦慮不安，我們也應該學習關顧自己的心靈，尋求適當的醫療和幫助，經歷神的安慰和醫治；我們更要學習勇敢地面對，不逃避自己的責任和極限，正視「人類與生俱來的有限性，也就是人類面對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終極死亡的脆弱」，同時，學會將一切的重擔卸給神，因為祂是天天背負我們重擔，顧念我們的神。

參考書目：
《瘋狂簡史》，羅伊‧波特著，巫毓荃譯，台北：左岸，2004年6月。
《焦慮的意義》，羅洛‧梅著，朱侃如譯，台北：立緒，2004年 8月。
《心靈關顧》，貝內爾著，尹妙珍譯，香港：基道，2002 年2月。

「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沒有讀經、沒有禱告」，這一說法恐怕是不能也不該被接受的。然而，「沒有神學」似乎就不那麼奇怪了。姑且不論這一現象的程度為何、歷史成因又為何，對於神學的陌生或是無知，的確會讓我們的屬靈生命有了缺憾。因為，有太多豐富的屬靈寶藏、歷史傳統和我們錯身而過；有太多偉大神學家的生命見證、信仰反省無法成為我們的奧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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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讓我對視野的轉換有了一番新體認。過去的書房，是溫馨而迷你的空間，抬頭只見書架與牆壁；如今，書桌前是一大扇窗，開向遠方的觀音山。山與我之間，靜臥著萬家燈火。不論是低頭閱讀，或是抬頭遠眺並沉思，即便讀的是同一本書，閱讀的感覺卻開闊了起來。

沒想到，外在具體視野的改變，給人的感受竟是這般強烈。那麼，心靈視野的轉變又是如何呢？就像我們第一次被聖經的世界所震撼：身處平淡又無常人生裡頭的我們，目睹了一種超越的視野，是關於創世、墮落、救贖乃至終末的偉大敘事。那使我們意識到，有一個超乎我們想像的世界存在著，而我們又被邀請置身於其中。

然而，長久活在這偉大的故事裡，我們不知不覺地變得習以為常，以為每一段經文都再熟悉不過了，甚至將其化約為抽象的「神學架構」，或是金句式的格言教訓，逐漸遺忘了這偉大敘事所要描繪的，原是每一個蒙救贖的肉身存有，與神那偉大終極實在的相遇。在《詩人的眼睛》裡，作者反覆示範演練的文學解經，就是要重新發掘這久已被遺忘的視角，讓故事再度成為故事；透過情節、角色、性格的剖析，體會聖經作為一種「神聖的文學」之意義。簡單地說，聖經的用字遣詞都是作者「有所選擇、有所用心」的產物，其中所傳達的藝術深意，在在需要讀者的用心體會，可以引人作無止盡的思索。

二十章的篇幅，加上章末的討論問題，儘管本書還沒有全然達到一種「從心所欲不踰矩」，自由來回於文學解經、神學反省、人生經驗這樣的高度，但已庶幾近之；其中所透顯的文學氣味與靈性上的洞見，也有可觀之處。透過作者的筆下，你感覺自己窺見了聖經人物內心的風景：雅博渡口的雅各，孤獨面對內心風暴的亞伯拉罕，往沉淪之路走去卻被上帝恩典挽回的約瑟兄長猶大，尋求真理的智者尼哥底母等等，彷彿，那不只是他們，同時也是你自己，正如作者對雅各的側寫：「在一個漆黑的夜晚，聖經記載『只剩下雅各一人』（參創三十二24），獨坐江邊，聽著潺潺的流水沖刷岩石。冰冷堅硬的石頭，一顆顆好像闖入雅各生命中的衝突和難處，他的思緒一刻也未能停過。這是個失眠之夜，愁煩與恐懼籠罩著雅各的心頭。」我們從而貼近了他們的掙扎，以及我們自身的掙扎。

不僅從個別人物的心靈入手，作者也展現了文學解經對於掌握經文整體脈絡的貢獻，比如探究約拿書作者在敘事上的特殊手法，還原了約拿書原有的敘事力道；或是分析撒母耳記的作者看似冷眼旁觀，卻是使用極其諷刺的筆法書寫大衛奪人之妻、殺人之夫的罪行；「不義的管家」這段難解的比喻又是如何與「浪子回頭」有著奇妙的相似性，凡此種種，對於我們理解經文的結構和主題都有極大的助益。

《詩人的眼睛》開啟了閱讀聖經的新視角，使經文綻放新的亮光，不僅如此，它更要帶你回歸讀經最基本的態度──讓聖經改變你。讀完此書，有一句話自然浮現心頭，我想，當你讀畢此書，你應該也會同意這樣的評語，那就是「一窺靈性之光與文學之美交會的瞬間」。

第一，是一個身處新莊的信仰群體或社運群體可以如何談論樂生？尤其是一個要在新莊傳福音的教會，有沒有可能發表反對現階段拆遷方案的言論？當然，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定會面對兩個質問：「教會有必要對此表示意見嗎？」「為什麼要反對拆遷樂生？」這關係的是有沒有將其視為一個切身相關的議題，或者僅視其為某些社運群體應當關注的事。

其實，從《道德不能罷免》和《困境台灣》開始，我常想到一個問題：台灣的基督徒知識份子、神學家，面對整體台灣的崩壞，有可能提出一種全面性的深刻分析和評論嗎？還是說，這不是我們應當關注的問題？在這樣的疑惑中，我拿起了手邊的一本小書：《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看看潘霍華是如何意識到德國社會整體問題如何成為他的關注，或者如何在他的生命成為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該書作者將潘霍華個人生命史融合到德國的社會史、政治史乃至某種程度的思想史裡，嘗試勾勒出一次戰後到二次大戰前後的威瑪共和的敗亡，納粹的崛起，這種種政治潮流的轉變對潘霍華個人的衝擊。也許，對此刻的台灣教會來講，重新開啟政治神學的視野有其必要性。

這也讓我想到人文關懷、人文精神的意義。前述的樂生議題和《道》、《困》兩書，乃至近期的《反叛的凝視》、《地下鄉愁藍調》，其中所分享的毋寧是一種所謂左派的、正義及平等或是解放的人文價值，這些價值已然成為普世公共型知識份子所共享的價值，然而其中某些呈現方式卻有讓人不忍卒睹之感（從《地》書中〈擁舞的詩神與厲鬼〉論一九六六年的巴布狄倫可見一般），這，也許是重新提出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契機與挑戰。

聖經是用淚寫成的，這意謂著其中所訴說的，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故事與經歷。我們讀聖經，也必須存著這種心情來讀。然而，許多時候我是以研讀的心態來到神的話面前；面對淚眼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我並沒有為自己、為今日教會、為台灣的光景流下淚來。另一方面，我也害怕面對自己生活中的眼淚。生命裡頭是有眼淚的，但當我活在自我的憂慮裡頭，似乎就看不見其他人生命的傷痛，和上帝的醫治。我需要用真實的心、易感的心來到祂的話語面前。

《受教的心》也再次提醒我究竟要傳講什麼。「神在萬有之上，祂是偉大的真神，」人從何處來？──「我們都是神所造的，也是為祂而造的」神與人的正常關係是什麼？──「神要在人裡面得榮耀」耶穌是誰？──「耶穌，就是那來到世人當中的神」。每一個答案，是那麼簡單，又那麼深邃。求主提醒我在每一次傳講中，都能把這些真理講得清楚。

受教的心也是一顆真誠的心。對神是真誠的，面對人的時候也不會為了迎合別人而作出假冒為善的事情。我開始厭惡那作任何事，都希望能得到掌聲和肯定的自己。或許我期待自己成為偉大的人，而又不自覺把工作、做工的成就看作偉大與否的指標，因此當掌聲一少，工作一少，心裡就覺得不太舒服。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知道該如何評估自己，因為我不知道究竟別人是怎麼看我的。這樣的想法真是好笑啊！但是陶恕牧師再一次提醒我：我們首要的責任，不是對人，而是對神和自己的心靈；不是人人都可以當偉大的人，不過藉著羔羊的寶血，我們可以成為良善的人。我是否意識到，我對神和自己的心靈到底負有何等重大的責任呢？

除了對個人生命的提醒，陶恕牧師也對教會提出許多針砭；批判當時福音派信息的內容，指出教會遺忘了最困難、卻也是最重要的禱告，以及實用主義的錯謬；還有把世界當作嬉戲的場所而非戰場，基督在教會中也完全失去祂應有的權炳和地位。而最最重要的問題應當就是：基督在我的生命，我所愛的人，我的小組，我的教會，是否擁有祂當有的權炳，而我又應該作什麼、或不作什麼，來改變現狀呢？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面對詮釋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的讀者中心，聖經詮釋學的再探究之作，試圖論證作者中心的重要性，並嘗試從基督教神學立場對詮釋學論爭提出貢獻。對後現代詮釋學的「懷疑意義」提出質疑。第一部，檢視解構理論與激進讀者中心理論，以及後現代對詮釋學的質疑，對聖經研究造成的影響。
第二部，援用教義來為「作者」和「文學知識的可能性」這兩個概念作辯護，並從溝通行動理論的角度來探究意義。他論證文本中有其意義，並且可以相對妥當的方式得知，而讀者有責任找出這意義。他在三一論神學和言說行動(speech-act)哲學的基礎上，檢討方法論、形上學和詮釋的倫理。意義和詮釋的基礎在於神自己的啟示行動用「道和聖靈」之分，來說明meaning和 significance的區別，而作為門徒和殉道者的讀者，必須為那「異於他們」、「在他們之外」的道作見證。

問題：後現代詮釋學是否真如他們所說，是要求一種沒有規範的詮釋或意義的不可尋？或者，是點出了詮釋的衝突和面對真理的謙卑？


The Fall of Interpretation：
一般看法：詮釋的需要是墮落後的產物？理想的世界不再需要詮釋，而可以直接溝通？

作者分析當代詮釋學的理論，認為可以分為三類對詮釋的理解：現今立即模式、末世立即模式和暴力中介模式。但作者引奧古斯丁對創造之美好的肯定，提出第四種模式：創造─靈感模式，既說明人類和語言的暫存性與有限性，又肯定創造的美好，因此，便可將詮釋這一狀態理解成「創造之任務」，得以重新評價體現，並且最終在倫理上尊重差異作為上帝的禮物：祂喜愛差異，也以不同的方式愛著我們。詮釋屬於創造，而非墮落後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