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疆

文／小綿羊

蟄居臺北，我習於晨起散步。日前，偶然繞進便利商店，點一杯City Coffee，赫然發現瓦楞杯套上印著一幅電影劇照――桂綸鎂置身一片青翠樹林裡，碎金陽光灑落一地，她輕閉眼眸，手摀著雙耳的白色耳機，似乎正專注地聆聽，由另一端傳來的天籟之音。
「那究竟是怎麼樣的聲音？」我揣想著。那一抹皎潔的微笑裡，是何等的旋律，讓女主角如此沈醉？又是何等的平靜，好似撫平了這城市的喧囂苦悶，也凝聚了人間罕見的光華？直至數日後的一晚，我進了電影院，將《最遙遠的距離》徹頭徹尾地看了一遍，終於豁然開朗。

一、出走╱回歸

在辦公室的現代人，大抵有以下類似的經驗――方格空間區隔，久坐著工作。相較於農業時代，三合院厝邊，大人站立耕田、小孩嬉戲奔跑，都市人經驗著工業革命後帶來時效管理、幾何規範的理性秩序。而很明顯地，大部分的都市人投入生產行列後，便將個體深埋於時代文化界定的例行公事中，日復一日，雖在物質上獲得報償，但堅強的外表下卻心事重重――包括家庭、情感、自我認同等，心靈上漸次閃現悵惶疲憊。於是，「出走」化為內在渴望，併發為一個典型的徵候；「出走╱回歸」則構織為都市人潛藏的心理情結，甚至是台灣八、九○年代以降，電影企圖不斷透過翻新手法，致力關懷的一個母題。
甫獲2007年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週最佳影片獎的《最遙遠的距離》，由林靖傑執導，即是一部講述都市╱鄉村、人文╱自然、現代╱前現代互為牽繫辯證的電影。

二、聆音：含蓄的流浪形式

首先，「聆聽」需要媒介。片中小湯手持著一個「毛茸茸的器材」――傳統錄音機Nagra，在東海岸蒐集福爾摩莎之音；小雲戴上「白色耳機」，聆聽另一異域的海浪、森濤；阿才則以「心理師專業的耳朵」，藉治療病患的經驗，聆聽他自己。或許是在臺北遭逢情感的破碎，窒息了小湯、小雲和阿才，或許是東台灣的海浪、森濤啟動了這三位臺北人的流浪意識。失戀的小湯、陷於三角戀情的上班族小雲，以及老婆外遇的心理醫師阿才，不約而同地試圖在情感的死胡同巷中，探出一道開口，而這個契機、這個開口，便是透過「聆音」――聆聽某種隱喻的、意象的聲音。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