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疆

擁抱的決心、雙重的視野

另一方面，擁抱預設了對正義的肯定。因此，擁抱神學也可以說是一種重新談論正義的神學。正如主禱文中的「免我們的債」、「免了人的債」，就意味著我們對神的虧欠、人對我們的虧欠，而虧欠的存在正代表著有一個公義標準的前提；但是在「免債」的行動中，應當如何實踐正義？沃弗在第二部中對正義、公義的反思，正是本書的另一個重點，也可以看成是擁抱神學的實踐。 ...繼續閱讀

身分認同（identity）與異己性（otherness）

沃弗指出，人類歷史上的種種暴力、仇恨和屠殺的背後，有一個重要的理解線索，就是身分認同與異己性之間的糾葛：身分認同關乎的是自我、主體的內涵，也就是「我是誰」；而異己性則代表著與我不同、和我有差異的陌生「他者」。 ...繼續閱讀

這篇書介是我向《擁抱神學》(Exclusion and Embrace)及其作者Volf所行的注目禮。

當然，也是向那位使「擁抱神學」成為可能的三一真神所行的注目禮。 ...繼續閱讀

說明：Lily是敝教會一位喜歡閱讀的姐妹，在董宇正牧師的推薦及敝人在下我的協助下，取得了《愛從不缺席》一書(這都要感謝校園五十週年的清倉大拍賣......我應該一口氣把所有的《愛從不缺席》都買下來的)，她閱讀之後深受感動，寫下此篇感想，特別在此轉載。 ...繼續閱讀

為什麼編輯需要靈修學呢？
因為，要成為一個好編輯的必要條件之一，是靈性要好。 ...繼續閱讀

我和老婆結婚後的生活，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面向，姑且就用「the process of making sense」來形容好了。 ...繼續閱讀

「人能夠脫離上帝而找到豐盛的生命嗎？沒有上帝，人還能夠真正成為人、真正認識他自己嗎？」也許，在所有關於信仰的疑問背後，都隱藏了這樣的關注。人們疑惑著，「敬拜上帝」會讓人離本真的生命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 ...繼續閱讀

下面引述的文字是《神學詮釋學》當中論及詮釋學大師高達美的一段話，對於編輯而言實在有太多可供深思之處：對於讀者，我們到底了解多少？對於文本，我們又有怎樣的認識？當文本透過我們被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時，他們看見的到底是什麼？他們能感受到這是一份與他們密切相關，能帶動他們往真理、良善、美的領域邁進的文本嗎？以致於他們願意投身在這文本當中，體驗一種超越讀者本身和文本本身的視域融合，進而發掘上帝透過每一個理解（閱讀）行動所要創造的意義嗎？

要讓文字與生命相遇，的確是一門大學問。

意義是文本和讀者雙方接觸後的結果。了解文本不像是認識物體，像是笛卡兒知識論所主張的，即物體是反映在主體的心智裡。讀者不只是客觀中立的文本觀察者；意義也不能被「解釋」。相反的，只有當詮釋者「投身」（participate）於文本時，理解才會產生。富有盛名的「詮釋學循環」（hermenutic circle）所提出的意象，暗示主體總是參與在被了解的對象裡面。

讀者非但不是客觀的觀察者，反倒佔據某個立足點，這立足點限制並決定了我們所能夠知悉的，而且它不是在歷史外，而是在先前詮釋所造成的歷史裡面。高達美稱這樣的文化和歷史立足點為「視域」。我們的視域指出自己的眼界。我們的視域涉及偏見，也與每個人看待世界的特定習慣方式有關。換句話說，讀者總是帶著某種「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來閱讀文本。同時，文本自己也有視域，因為它反映自己身處歷史背景的成見。於是，詮釋和對話一樣，當讀者敞開自己接受文本的影響時，文本也面臨讀者的動機和成見。理解代表的是一種文本和讀者視域的「融合」。

 如果理解即視域之融合，那麼文本便不會只有一個正確詮釋，因為每個讀者都以不同的視域來到文本面前。正因為有這變因，詮釋學的融合並沒有公式可循。對赫爾胥來說，被了解的對象總是一樣的（即作者意圖傳達的信息）；但對高達美來說，理解是種反覆性事件：「了解文本的意義，一直都是把文本應用在我們身上，並且知道就算我們需要用不同方式來了解它，它還是同一個文本，只是用不同方法呈現在我們面前。」因此，意義不是在文本「裡面」；而是在閱讀行為「當中」。意義乃詮釋融合的結果。

從報章雜誌的報導、日常生活的言談，乃至我們個人生活領域的所見所聞，他人或自我的心理問題（憂鬱、躁鬱乃至更嚴重的精神分裂）似乎屢見不鮮。在恐懼、不安和擔憂之外，我們如何面對這樣的景況？也許，暫時跳脫這迫切的危機感，回頭探究現象背後的歷史社會脈絡（也就是了解從過去到現在，精神問題或心理問題是怎樣被理解的？又是如何被處理？），可以使我們有一種新的洞察和視野，進而發現一種與其面對面的勇氣。

回顧文獻，瘋狂或是精神問題一直存在於人類社會中。也就是説，瘋狂的症狀和現象總是存在的，但人們對它的理解卻持續轉變著。一般在回顧精神疾病史的發展時，習慣區分宗教神話與自然主義傳統對精神問題的不同看法。以超自然力量的觀點而言，瘋狂或精神異常是由於神靈或惡魔的附身，或是來自神明的懲罰，使人無法自我控制，比如在一份約主前六百五十年的亞述文件裡，將一些現代看來是癲癇的症病狀歸因於惡魔，而舊約聖經但以理書中，尼布甲尼撒王因驕傲被神處罰以致精神異常一事，也常被一般學者放在這一範疇來理解。另一方面，古希臘時期的醫學則開始質疑這些症狀是否真由超自然力量所導致，也發展出相異於超自然角度的自然主義式解釋模式。

在從初代教會乃至中世紀的教會歷史中，往往以屬靈爭戰、聖靈與情慾的相爭等面向來理解種種的異常精神狀態，並透過趕鬼、讀經、祈禱等方式來解決，從醫學或社會角度出發的理解並不那麼顯著。然而，在十七、十八的啟蒙時代之後，相對於當時代蓬勃發展的醫學，教會所提供的解釋系統遭到了極大的挑戰。

這背後其實反映了西方社會世俗化的進程：基督宗教的象徵系統、教條和制度逐漸沒落，神聖隱沒，被世俗的理性所取代；超自然與自然、信仰與理性之間產生了割裂，信仰被視為是關乎彼岸和靈魂的救贖，超自然向度漸漸被排除在各個生活領域之外；在此背景下，精神問題也開始被定義成；因人體內部的器質性問題而產生的一種疾病，需要以醫學的語言來解釋，以醫學的方式來治療，也因此在主流的精神醫學論述裡，宗教與精神醫學被切分成兩個不相干的範疇，而醫生也取代神職人員，掌握此議題的發言權，精神疾病醫療化的道路自此不可逆轉的展開。

此處所謂的醫學傳統，其實是從希臘時期就延續下來的自然主義醫學，是一種以體液說（健康與疾病都來自體液的動態平衡）作為主要理論的解釋系統，而躁狂或抑鬱等症狀被視為是某種體液的過量或不足。歷經中世紀到十七、十八世紀，在解剖學與生理學發展下，對人體的機械論理解（將人體理解為由器官、神經與纖維組成的整體）終於取代了體液說，醫學開始進入了我們如今熟知的身體論傳統，而神經系統則成為造成精神疾病的主要因素。不過，1780年之後，心理學傳統開啟了另一扇通往心靈的窗戶，影響深遠：精神問題開始被視為是一種「心理病變」，醫生的注意力不只是病患的身體，更是病患表現出來的心理狀態。我們今日所熟知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療便是此一取向的進一步推進。

十九世紀出現的精神分析，標示了精神醫學從身體論到精神動力學的轉變。佛洛依德以「無意識心理狀態及其壓抑，和隨之產生的各種神經症症狀」作為其理論核心，以此闡釋精神疾病的產生和治療，後續的眾多精神分析學者則提出了進一步的修正和挑戰。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在於使我們認識到無意識的存在，但他們對此的分析與理解需要受到更仔細的檢驗。雖然在佛洛依德學派和榮格學派的分裂之後，精神分析的百家爭鳴使其自身的可信度受到了傷害，但此一精神動力學的思維已經深深影響了當代社會，舉例來說，許多人會認同「一般人會有心理情結」這樣的看法。

在二十世紀，化學藥物的發展，讓精神疾病的治療進入嶄新的時代，鋰鹽、百憂解的誕生讓無數受精神問題所苦的人類，得以再次享受平靜的正常生活。精神疾病似乎漸漸可以被控制並治療了。人們也漸漸認識到，許多憂鬱的成因是因為大腦的化學成分產生了變化，而藥物可以幫助大腦回復到較為正常的狀態。也是在這樣的發展下，精神動力學與身體論的取向幾乎主宰了當代對精神疾病的理解。

的確，精神疾病有其心理和生理層次的實體，器質性的病因是真實的，透過藥物或心理治療也的確能得到改善，但是我們更不能忘記，惟有從聖經啟示的整全人觀（人是身心靈的存有）出發，才能真正完整地關照人的需要，帶來完全的醫治。回溯精神醫學史的發展，超自然關懷的失落不可不謂是一種遺憾，需要今日的牧者、基督徒學者更多的努力；我們也需要重拾教會歷史中的心靈關顧（care of soul）傳統，就是「從最深切和最整全的方式去鞏固和修復人的美好狀態，又特別關注他們的內在生命……基督教的心靈關顧包括四大元素，就是醫治、支持、修復及引導。」

身處這個世代的人類，所承載的壓力的確遠超過先前的年代，我們需要學習彼此關顧，成為身旁受苦心靈的幫助；面對自身的焦慮不安，我們也應該學習關顧自己的心靈，尋求適當的醫療和幫助，經歷神的安慰和醫治；我們更要學習勇敢地面對，不逃避自己的責任和極限，正視「人類與生俱來的有限性，也就是人類面對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終極死亡的脆弱」，同時，學會將一切的重擔卸給神，因為祂是天天背負我們重擔，顧念我們的神。

參考書目：
《瘋狂簡史》，羅伊‧波特著，巫毓荃譯，台北：左岸，2004年6月。
《焦慮的意義》，羅洛‧梅著，朱侃如譯，台北：立緒，2004年 8月。
《心靈關顧》，貝內爾著，尹妙珍譯，香港：基道，2002 年2月。

「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沒有讀經、沒有禱告」，這一說法恐怕是不能也不該被接受的。然而，「沒有神學」似乎就不那麼奇怪了。姑且不論這一現象的程度為何、歷史成因又為何，對於神學的陌生或是無知，的確會讓我們的屬靈生命有了缺憾。因為，有太多豐富的屬靈寶藏、歷史傳統和我們錯身而過；有太多偉大神學家的生命見證、信仰反省無法成為我們的奧援。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