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ａｎｄｅｒ／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刊登於《The Reader 誠品‧學》2009年6月號
口述／李明璁　整理／歐佩佩．朱安如
照片攝於2007年高雄大港開唱te演出終場，by李明璁

所謂的現場演唱會（live concert）或大型音樂祭（festival），看起來是很現代的東西，事實上，如果要追溯這種集會形式，可以回推到西方中古世紀的狂歡嘉年華，或者更進一步擴大來說，全世界的每個部落社會，都擁有類似的宗教祭儀，像現在常用的「音樂『祭』」這個「祭」字，就相當程度傳達了這樣的概念。

音樂祭是一個社會集體形成的特定時空，並在這個時空裡誕生的一種社會場合（social occasion），所有參與這個節慶的人都會意識到，那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獨特時空，它既不是既有的地理性社會空間，也不是既存的人際互動場合，而只存在於當下。

在這樣的社會場合裡，許多事件（event）同時在發生，例如化妝舞會、音樂演出、飲酒作樂......這些事件讓所有的參與者可以獲得「共通感」，並以此互相辨識──我們在同一時間做相同的事，我們是一夥的。

這跟社會學家涂爾幹針對宗教社會儀式所提出的論述，有著微妙的相近性。涂爾幹認為，宗教儀式是凝聚世俗社群的必要手段，如果沒有宗教儀式，社會就不成其為社會。儀式會讓個人的眼光從自身朝向集體，儀式塑造出集體崇拜的氛圍。

所有儀式都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區分日常與非日常。儀式帶領人類從日常生活抽離出來，進入一種節慶或特定時空的感受，最後再重新整合回日常生活。從日常到節慶，並從世俗到神聖。

而所有的節慶，最常見的就是對於既有社會秩序的暫時改變，甚至是對於社會秩序的倒置。在節慶的特殊時空裡，不論是社會階級、性別、族群......都可能產生和日常生活不一樣的倒置與斷裂。

而音樂，尤其是在特定時空發生的現場表演，可以使群眾從日常情境裡區隔出來，進入特定的時空氛圍，採取特定的社會行動；在日常生活中特別安靜的人，在那時可能會喧囂鼓譟；日常生活裡表現拘謹的人，則會感到解放。正因為如此，現場演唱會製造出一種「一夥人」的感覺（fellow feeling），一種脫日常、去日常的神聖「共感」。

歷史上那些大型的音樂祭或演唱會，從Woodstock到Glastonbury，一定都具備了這樣的特質。這些節慶在特定時空裡區分出大社會中的小族群，並且讓他們凝聚在一起；但這凝聚其實是讓這些小族群在整合回大社會時，擁有可以安身立命的認同感。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往往發現它必然會聲明拋棄（renounce）一些東西；拋棄，可以讓人從既有的社會秩序／日常／世俗解放出來，但拋棄的同時，也會宣揚、發表（announce）另一些東西。

後世音樂祭的典範

如果我們要舉近代最大的音樂集會為例，那一定是Woodstock。上述的理論完全可以套用在Woodstock上。它就是一個標準地在特定時空下創造的社會場合，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事件發生；參與者在一個大社會裡創造很多小社群，並且擁有集體的認同感，他們拋棄、跨越一些既有的社會秩序，同時又宣揚一套他們心中的理想世界。

一九六○年代，二次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也長成了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他們生活在經濟起飛的社會中，表面上看起來一切既有秩序又美好，可是這個過程對於這些戰後出生的中產階級年輕人來說，其實帶來很大的虛無與失落感。

他們自問，為什麼這個世界的秩序就是長成這樣？有沒有另外一種世界的可能？那些經濟不平等、階級剝削、人身尊嚴自由等問題，難道已經在二次戰後經濟發展的榮景裡被解決？或者被處理掉了嗎？用更簡單的講法，他們覺得悶，不想世界就此走上秩序而無可挑剔與改變的道路上。

於是一些被歧視的黑人、被剝削的工人、無家可歸的遊民、不得志的藝術家，加上上述中產階級出生的年輕人，社經條件弱勢，以及心智、精神上的邊緣人，結合在一起，形成所謂的情感同盟（emotional alliance）。

這個情感同盟需要一個載體，表達他們對於主流文化的反抗。我們可以把文化想成細胞分裂的過程，當母文化／主流文化變得非常龐大，並且不斷地增生、鞏固，要把一切整併進來時，很容易產生想要從這個細胞體分裂出去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或次文化（subculture）。

而在各式各樣的反文化裡，音樂具有一種微妙的凝聚感，並在反文化的文化認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音樂是門檻最低、但是擴散力最強的一種文化媒介。創作與聆聽音樂幾乎不需要任何知識門檻，再加上音樂工業的推波助瀾，很快就可以擴散，飄洋過海將影響力傳達到其他國度。

除了透過唱片傳唱，這個情感聯盟一定會想要現身（come out），Woodstock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範。它展現了一種情感聯盟最大化的可能性，不管是黑人民權運動者、反戰主義者、藝術上的前衛主義者、信奉天體的自然主義者，或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都可以在這個大型音樂祭裡面，找到announce的機會。有人宣揚反戰，有人宣揚性別平等，有人宣揚東方宗教哲學的教義，非常多元。

一九六○是一個現場演唱會大爆炸的年代，Woodstock就代表了在社會秩序建構和整編的過程裡，「倒置」那個秩序的力量；在「破壞」之外，它們同時也具有一種再整合性，將那個世代的人重新整合回社會。即便最後被整編為另一個主流文化，卻也意味著下一個反文化或次文化正在醞釀。

Woodstock到Live 8

若說Woodstock展現了情感聯盟最大化的可能，"Live 8"則進一步發揮此一情感聯盟的力量，將大型演唱會化身為社會運動的最佳利器。

Live 8的前身是舉辦於一九八五年的"Live Aid"演唱會，當時主辦單位希望透過販售門票募款，給予衣索比亞貧民實質的物質幫助；相較於唱片工業找大堆頭音樂人錄製We Are the World之類的募款專輯，大筆版稅不知最後流落他方；Live Aid除了所得收益全數捐出外，最重要的是，讓參與演唱會的人在過程中，從集體的「共感」增強為「共識」──也就是對於第三世界貧窮問題的關注。

二十年後，以美國樂團U2主唱Bono為首，舉辦了Live 8演唱會，直接肯定Live Aid這樣的演唱會形式，其希冀與社會議題相連結的意圖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Bono等人認為，將義唱募得的款項捐給需要救助的人，僅是杯水車薪，不能夠根本解決結構性的非洲貧窮問題；因此呼籲西方先進工業國家解除第三世界的債務，就成為Live 8的訴求重點。

二○○五年，Live 8選在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G8）前一週，在十個城市同步開唱，希望透過現場演唱會的方式，對G8施壓。Live於是成為一種社會運動，匯聚了驚人的社會力量，各國的知名音樂人，以及高達百萬人的群眾，聚集在同一個場合表達相同的訴求。

Live 8顯然與Woodstock的「波希米亞」模式不同，相較之下，後者的政治性隱而未現，缺少直接對抗的目標。而從Live Aid到Live 8，透過現場演唱會的動員與聚集群眾，既是社會運動，又少了傳統社會運動的肅殺之氣。在此，大型演唱會從最初的情感同盟功能，轉移到social alliance，又進一步擁有了新的意義。

從非日常到日常

前面談的是非日常的音樂祭與大型演唱會，Live House的情況則有些不同，它既存在著脫日常的特質，又很明顯地是在日常生活的脈絡裡，成為日常生活情境的一部分。去Live House觀賞表演，也許沒有非常強烈地進入特定時空的感覺，但其中還是存在著某種脫日常或神聖共感，過程裡同樣會感受到抽離日常，與現場其他相同品味的觀眾建立所謂的fellow feeling。

從音樂聆聽發展的歷史來看，音樂一直以來都是集體性的聆聽活動，不論是布爾喬亞盛裝打扮參與的古典音樂會，或是中下階層民眾於街頭參與的狂歡節，都是集體行為。直到音樂工業出現，才促成音樂的「私有化」，並讓音樂聆聽成為個人化的活動。除此之外，科技的進步，也讓聆聽私密化變得可能。留聲機的發明，將音樂從公共場合帶到自家；接下來的手提電晶體收音機，使得音樂能夠隨意在客廳、臥房、廚房......等家中各角落流轉；然後最大革命──隨身聽的出現，音樂於是成為移動的好夥伴，讓個人可以透過音樂，在公共場合圈畫出一個私領域。

伴隨著音樂的私有化，音樂工業發展成龐大的產業規模，從而建立起類型音樂與明星體系；類型便於行銷管控，便於複製重組音樂；明星體系負責維持音樂工業的活力。有了類型、有了明星，看似私有化的音樂，反而連成一塊又一塊的聆聽社群（listening communities）。

個人化的聆聽，形成一種集體的想像社群，想像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跟我們一起聽同一張 CD、同一個樂手唱的曲子；所以，一個樂迷可以在日常生活透過不停地聆聽Radiohead的專輯，想像全球有一群Radiohead fans，形成一個Radiohead國，建立起跨越地理、空間限制的集體共感。然而，對這個樂迷而言，總希望有那麼一天可以看到Radiohead的現場表演，因為live擁有所有科技和工業都無法取代的，face to face的真確性（authenticity），這種真確性是神聖共感的必要條件與終極結果。

從這個角度觀察Live House，就可以理解它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Live House對於這些微小的社群來講，是一群又一群集體come out的過程；一個樂迷每天在家裡聽著喜歡的音樂，想像有一群人跟他擁有相同的喜好，Live House以較少的人數、較低的門檻，讓小社群有現身的可能，並且聚合出不同於大型演唱會的親密感覺。

參加一場萬人演唱會，跟參與一場百人演唱會，所得到的神聖共感必定大不相同──後者的感動，在於一種非常真確地明白在個人的信仰裡面，誰才是最核心與擁有同樣堅定信念的死忠粉絲。

對於集體的追求從未消失

這幾年來，許多人一直強調所謂的「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宣揚個體差異與多元選擇好像變成一種社會趨向，人們不再從眾，轉而強調分眾，集體似乎成為歷史的陳蹟。但社會之所以是社會，一定有集體崇拜、集體認同、集體聚合等需求在裡面，全端賴如何定義「集體」，以及集體用什麼樣的方式聚合在一起。

而不論是大型的音樂現場演出，或者是小型的Live House，剛好都顯示出集體從未消失，即便在這個彰顯「個人」的年代。甚至弔詭的是，往往人們需要通過某種集體認同，才能追尋、確認個體在哪裡。

這個集體指的並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眾（mass），而是現代社會裡一個又一個微小的部落，例如一群迷戀特定樂風的樂迷，形成所謂的後現代族群。個體透過加入這樣一個非大眾性的集體，在現場表演時「現身」，並感受當下的真確性，同時與在場所有人建立起fellow feeling，從而找到安身立命與定位自己的位置；所以Live House做為城市的一個場景，可說具有相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