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ａｎｄｅｒ／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大眾通俗文化戰場中的社會學實踐‧李明璁

紀念陳紹馨教授百年冥誕研討會：從實驗室的台灣到台灣研究的深化

2006/11/18，台灣大學校史館

一場猛烈砲轟似乎摧毀了敵人的全部防禦體系，但事實上只摧毀了外面的環形防線。當攻擊者挺進時，他們可能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仍然有效的防線。（葛蘭西，《獄中札記》）

不久我就從經濟與政治社會學的隊伍中叛逃，轉進對「文化」極為敏感關切的社會人類學領域。除了在學院裡，文化研究學派與庶民社會史傳統（尤其是E. Hobsbawn與E.P. Thompson）深刻地影響我；在學院外，英國社會豐沛而多元的通俗文化實作（尤其在音樂與創意設計上的成就）、以及成熟而穩健的媒體環境，也刺激我不斷對應反思東亞（主要是台灣和日本）的社會實況。也因此，我一頭栽進了對大眾通俗文化的研究。或者更精確地說，以各類大眾通俗文本做為樣本或切片，來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邏輯。

然而總令人慌張的是：「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很多時候與「流行文化」混淆不清）所召喚出的第一印象多半是「淺薄的」、「短暫易逝」、與「消費主義的」。一個被視為「從事嚴肅研究」的人，無論在學院裡或外，過多地談論通俗文化都將是一場華麗的冒險、一個有問題的問題（problematic "problem"）。

循著法蘭克福學派所建構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命題，通俗文化被視為「盲眾∕麻思文化」（mass culture）：資本投入的大量複製、廉價粗俗、高度商品化、意義薄弱、沒有「文化」。阿多諾（T. Adorno）的哲學∕美學批判，投射了知識菁英的焦慮及憂心，但卻從未細緻進入對通俗文本以及閱聽消費大眾的主體考察。與此相對，另一種觀點則強調通俗文本中的「庶民文化」（folk culture）面向。他們浪漫化了各類通俗文本中所展現之勞動階級文化，視之為一種對抗資本主義神話的潛在動力，但對這些文化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制度性的商業力量（也就是文化工業命題）卻無能正面回應。

在這個「非此即彼（either/or）」的論述僵局中，援引葛蘭西「文化霸權」（hegemony）概念的英國文化研究學派，開出了一條「兩者皆有（both/and）」的辯證道路：通俗文化既非（或既是）由上而下複製迷思的資本商品，也非（或也是）由下而上長出力量的庶民生產。它是各種社會群體及其思想、情感、行動遭遇協商的戰鬥高地，也是社會不斷「折衷平衡」（compromise equilibrium）的關鍵場域。

立基於此一新的認識基礎，上個世紀後期英國的通俗文化，無論在生產、消費、再現、認同與規制上，都產生了極大的量變和質變。涉入其中的行動者，也早已不只是擁有文化工業的資本家和消費文化商品的市場大眾，更包括為數眾多的文化仲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P. Bourdieu的用詞），穿梭各類通俗文本之間而形成引導、媒介或批評，以及在傳統上保持菁英身段而鮮少涉入其中的學者和教授，他們開始以各種方法切入研究、甚或「介入」實作通俗文化。

英國知名的音樂社會學家Simon Frith就是一個鮮明例子。他一方面創設了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Music作為相關跨國研究合作的平台、發行多本學術期刊，另一方面更在1992年促成了水星音樂獎（Mercury Music Prize）的設立（他本人亦擔任該獎之評審委員會主席），鼓勵獨立和另類音樂的創作，以對應於1977年設立、相當建制化、主流化和商業化的全英音樂獎（Brit Awards）。而這個獎，更進一步推進了晚近十多年英國搖滾（Brit Pop）的「文藝復興」，從邊陲邁向全球，在經濟產值與文化價值上都做出極大貢獻。

結束赴「遠西」（Far West）的「取經」，去年回台任教後，在這段新旅程的開展中我思考著：除了首當其衝的教學與研究兩大日常任務之外，身為一個專長在「文化」領域的社會學家，我還可以從哪些具體事務切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我觀察到當前的台灣雖早已被枝葉茂盛的通俗文化團團包圍，但很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多樣（various）非但不保證多元（plural），甚至前者還弔詭地壓抑了後者的空間。比如說我們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卻可能只有一兩種觀點。而對於前述通俗文化的辯證想像仍相當薄弱，以致於各種二元對立的僵化框架無所不在，多數學院派也還是對通俗文化嗤之以鼻或偏狹看待。

這一年，我花了許多力氣將思考的觸角廣伸及各個通俗文化議題，包括對某種「熱潮」或現象的解讀及反思（如「台客」、「慢活」、「Off學」、馬祖繞境、世足賽、王建民熱等），對某些社群次（刺）文化的意義詮釋（如樂團、塗鴉、網路、Cosplay等），以及對現存文化傳播及治理權力的挑戰（如新聞台關機運動、Livehouse正名合法等）。各式各樣聯結跨國與本土的（跨）文化實作反覆出現，論述與行動也就接著回應，而這其實就是Giddens所言的「生活政治」（politics of life），甚或是一場場微型的日常游擊戰（借用M. de Certeau的話來說）。

至於參與或鼓動這些微型戰鬥、嘗試灌注社會學想像於其中，以我個人而言最適切的實踐形式大概就是書寫（一個人安靜沈思地寫）。尤其是固定週期的專欄，以及篇幅夠大（足可論理）的邀稿。回國這一年多來，我經常自我剝削、犧牲無數假日與夜眠地寫出評論文章，儘管嘲諷質疑大有人在（毫無疑問這總是鞭策反省之聲），但也得到一些迴響與共鳴。

我其實是有意識而策略性地在進行一種新文體的實驗（成敗未知，當由讀者公評），就是將對公共事務的專業論述與個人生活世界的感知（包括過去記憶和未來想望等等），予以脈絡化的聯結。這不只是一種文字風格的排練與呈現，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讓寫作具體成為一種社會學實踐。如同C. Wright Mills和Edward W. Said都曾做過類似表述：

「社會科學家-作為任何一種解放教育家-的政治任務乃是不斷地把個人煩惱轉換成公共議題，並將公共議題轉換成對各種個體的人性意義。他的任務乃是在於他的作品中-作為一個教育者，也在他的生活中-展示出這種社會學想像。」（Mills，《社會學的想像》）

「一己的知識份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形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世界。而只是公共的知識份子（a public intellectual）-個人只是作為某個理念、運動或立場的傀儡、發言人或象徵-也是不存在的。總是存在著個人的變化和一己的感性，而這些使得知識份子所說或所寫的具有意義。」（Said，《知識份子論》）

報紙評論專欄，一方面推使自己必須即時而有觀點地對公眾發聲，另方面則給予自己一個可以完全主控、不受過多媒體規制的表達空間。然而，也就是基於後者的考量，我至今未曾參與任何在背後有廣告主掐著脖子綁架講者與聽者的電視談話節目。除非，我們的商業電視環境有顯著的改善，採訪與評論內容不再這麼製造廉價衝突，否則，對我來說目前看來也只有公共化的幾個頻道值得合作。

除了透過書寫在主流媒體中練習獨立發聲，嘗試一些「內爆」的可能性，我所採取介入通俗文化的切點還包括自辦雜誌。一份自費編印、免費贈閱、不屬於任何出版集團的《大聲誌》月刊在今年初創刊（促成的關鍵人物亦是年輕社會學者、現任職於輔大心理系的何東洪）。我於第三期加入顧問行列，並開始為其撰寫文章。所有這份雜誌的編輯和供稿者都是沒有酬勞的義工，而唯一支出的印刷成本就靠微薄的廣告贊助。在台灣，「有關」通俗文化的雜誌何其多，但清一色幾乎都像消費型錄；相反的，卻看不到一本較嚴肅評論、能深入淺出「闡聯」（articulate）通俗文化的大眾刊物。在這一點上《大聲誌》有其重要意義，是以雖礙於經費印量有限，但歷經一年卻已在大學校園內受到青年族群的矚目。

再者，網路毫無疑問是當前最重要的新興媒介，不同通俗文化力量交織在網路上持續爭奪「hegemony」，也是顯而易見的現象。這就是為什麼，我相當欣賞一些學界朋友將個人部落格視為一種公眾對話平台，心情輕鬆但也態度嚴肅地經營之。此外，大學校園中的BBS，絕對是個不可小覤的網路次領域。根據我每日進出其中的參與觀察，這塊基本上專屬於學生的領地，經常就是公共意見與通俗文化短兵相接的大前線，或者，提供各類支援的大後方。

而就在半年前，我也拜學生為師在BBS「開版」。原本只是個記錄或抒發個人日常所思所行的微小園地，但逐漸我發現這裡頭其實蘊含著一種召喚公共性的潛能，若聯結得當，改變社會的集體力量就有可能出現（再次呼應了前引Mills和Said的想法）。比如說，今年八月，我和一群學生，就是透過這樣的運作，串連發起了到TVBS抗議新聞侵犯人權的行動。如果繼續耕耘，網路文化非但不淺薄也不個人，甚至有可能是傳統社運在年輕族群中浴火重生的契機。當然，我也不是一廂情願天真地歡呼網路之善，在日常的實作經驗裡，其實仍有更多的衝突、挫敗和困惑，等待同時身為「研究者」的自己進一步檢討和釐清。

透過以上的經驗分享，我希望能邀請更多的社會學家投入對通俗文化的研究、批判、挪用與創造，並使之成為社會實踐與公共參與的重要一環。Said說得好：「知識份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約式的類別」。現在，我們既然都已認可社會學有其無可迴避的公眾面向，那麼與「公眾」息息相關的大眾通俗文化，就不該再予嗤之以鼻，而是我們必須進入的，關鍵課題。

圖片：Billy Bragg & Wilco「Mermaid Avenue」專輯的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