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ａｎｄｅｒ／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文化批判論壇第四十五場：「正義真無敵？轉型不正義？」
時間：2007年三月十日下午二點
地點：台師大綜合大樓五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范雲（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引言人：吳乃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黃長玲（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Freddy（閃靈樂團主唱，正義無敵音樂會發起人）
　　　　林正修（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李明璁（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李明璁：

最近，寫過《戰爭不曾發生》的法國哲學家布希亞去世了，我覺得很諷刺，因為讓戰爭的確發生的美國總統卻還活的好好。布希亞說戰爭不曾發生，但戰爭確實發生了，這讓我想到過去的白色恐怖迫害，對現在的我們來說，是否也彷彿不曾發生。

為什麼布希亞會說戰爭不曾發生？他認為戰爭已經變成一種遙遠、缺乏真實感受、與我無關的，像一個故事，甚至像電玩一般虛擬，我們在電視電影上看到按個按鍵飛彈飛出去，然後遙遠的地方火光一團，這裡面沒有二次大戰非常真實的血淋淋畫面。所以他反諷地說，戰爭在這樣一個大量媒體虛擬的年代，其實「不曾發生」，儘管他非常清楚，戰爭殘忍地發生過。

我覺得這樣一個聽起來有點諷刺、並令人感到難過的命題，其實是沉重的。相對地，在台灣，曾經發生過的政治迫害，是不是在目前也變成了不曾發生的事件。迫害變成一個沒有真實感受、缺乏主體經驗、與我無關的他者經驗。那是遙遠的，甚至是故事化、媒體化的東西。許多學者已反省過類似的命題，包括之前過世的Susan Sontag。她認為當真實的痛苦都是透過媒體再現、以致於被反覆且大量地旁觀的時候，那痛苦就變得疲乏而不那麼「痛苦」了。

我覺得，台灣在一九九零年代政治轉型與媒體開放之後，好像所有曾經發生過的迫害開始不斷被談論。然而，大眾卻始終未曾經驗一個足夠「真實」的切身感受，以記取某些教訓，或累積足夠的和解能量。該怎麼突破這種空虛而不真實、總把痛苦他者化、遙遠化、媒體化、虛擬化的狀況？我發現這幾年國際上有許多電影在處理這個問題，台灣卻付之闕如。

儘管二十年前侯孝賢拍的《悲情城市》，嘗試碰觸了二二八的迫害與創傷；或者後來少數導演曾處理過一些白色恐怖議題，比如萬仁的電影，但引起的討論和社會關注終究不大。甚至到九零年代中期、所謂的民主轉型之後，台灣電影反而很少再碰觸這類議題。相對的，韓國電影工作者卻從未停止檢視他們過去的獨裁政權。我們以為，只有在剛轉型的東歐國家或是曾經遭受過如此傷痛的社會，才需要以此形式面對歷史，其實不盡然。比如說，去年在國際上就有好幾部、不論在藝術成就或商業票房上，都引起很大注目的電影，裡頭都直視著政治迫害的問題。包括前面有人提到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我們看到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羊男的迷宮》，就處理了這個史實，甚至呈現了佛朗哥政權當時慘無人道的刑求細節。此片主角是個小女生，她媽媽嫁給了一個將軍，然後被派到山裡去圍剿游擊隊。我們可以看到小女生如何透過與自然神祇的溝通，在殘酷現實裡努力生存下去。

另一部德國片《竊聽風暴》，則反省東德時期特務如何介入人民生活的故事。這部片的英文片名「The Lives of Others」相當值得玩味，「他人的生活」其實有著巧妙的雙關指涉。片裡主角是個特務，每天都在監聽別人，並成為一個教導學生如何有效實行監控的教官。他總是默默監視著「他人的生活」，但很諷刺，我們卻也看到在這日復一日監控他人的行為中，他失去了自我；換句話說，這位特務自己的生活也因此成了另一個「他人的生活」。劇中有一段是他在被要求監視一位劇作家跟他的演員太太是否有「不忠於黨國」情事的過程中，行動一無所獲卻只對照出自我生活的缺乏。那當下，我看到做為一個加害者，在同一時間他也變成了一個受害者，因為他不斷監視他人的生活，以至於他完全喪失了自我。

在英國，Ken Loach也透過電影《吹動大麥的風》，反省在北愛爾蘭共和軍追求國家獨立的過程中，成就了什麼，又喪失了什麼。他同時對英國這個號稱民主歷史最悠久的國家，竟曾如此殘暴地對待北愛人民，以及對北愛爾蘭追求獨立的所謂「正義之聲」，做出了等量其觀的批判和反省。僅僅是在一年之內，我們就看到許多對歷史記憶、和政治轉型過程中各類問題的深刻思考。我特別提到電影做為一種強有力的介入，是因為這些電影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的厚度，以及它足以穿透刻板二元對立的視野。

這些電影之所以感人至深，並非是它們呈現了一個簡單的善惡邏輯：告訴觀眾「現在我們要來平反，因為有一群人曾經如何壞到極點，我們必須予以討伐」。相對的，這些電影要說的其實是，這群迫害者裡也曾有一些非常痛苦的、善的掙扎，以及這群被害者中也曾在特定脈絡下，做出一些亦非全然是善的可怕選擇。總而言之，我一直認為書寫、電影、記錄片這些敘事性很強的文化表述，其實是打破政治宣傳與政治僵局很有效的形式，或者說，是介入處理轉型正義的一個必要工作。

如果說，文化創作可以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突破二元對立已促成真正理解及和解的嘗試，那接著我想釐清一下：三種我們一直都得面對的認知衝突：一是轉型，二是正義，最後是「加害者vs.被害者」這三個「二分」。

首先，我們對於所謂的「轉型」，基本上是一種二分的思維模式，也就是「威權vs.民主」，而且是有一種時間序列上「從威權進入民主」的進程感。在政治意義上，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以前叫威權時代，現在叫民主時代，而這過程就叫「轉型」。然而，這當中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民主時代難道就沒有威權了嗎？如何界定在這轉型過程裡，我們是不是真正來到一個完全有別於過去的民主時代？轉型被想像成從某一個時間點開始發生，這其實有點天真。就像小朋友「轉大人」一樣，即使你從今天起滿十八歲，昨天不能看限制級，今天可以看了，法律上的確證明你已經是個成年人，但事實上我們卻不見得認為他完全「轉大人」了。這其實必然要經歷一個複雜而曖昧的重疊過程。也就是說，你明明被視為大人，可是你的心態還是很小孩的一種混亂狀態。

回到政治分期，這種對威權與民主過於簡化的二分，總是建立在某一個「決定性的時間點」，可能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或者是李登輝政權的確立。話說回來，「李登輝執政」到底是指什麼時候？一九九六年？還是我們要以更早的後蔣接班來論斷？關鍵問題在於，如果使用過於簡單化「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論述，我覺得很容易導致被政客庸俗化的使用。而在這過程中，「民主轉型」的發生被視為是由某一群政治人物所意圖造就，並藉此區隔了某些人和其支持社群是威權反動的。

結果我們可以發現，那些昔日黨國體制的支持者，彷彿永遠無法擺脫與獨裁共謀的罪名；相對的，那些確曾致力催生民主轉型的一群人，卻也有了一個不可被批判的光環。我想這就隱藏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轉型」非但無法成為重建社會共識甚至促進和解的力量，甚至可能成為掩蓋其他社會矛盾的漂亮口號。的確，我們從不能投票選總統進步到全民普選，毫無疑問是民主政治的轉型；然而於此之後，我們在面對經濟、教育、環境、人權等各面向仍舊相當壓迫的體制，有持續在追求轉型正義嗎？或者，甚至越轉越不正義呢？這個問題難道不應該被面對？所以我要提醒的是，轉型以及轉型所代表的意義，這裡頭的粗糙二分其實要很小心。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叫做正義？同樣的道理，正義跟不正義的二分也很危險，就像所謂真相與假象的認定對立。你認為的正義、你要的正義，是不是我認為的正義、我要的正義？而你追求的真相對我來說，是不是只是部分的真相、甚至是假象？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台灣目前一直持續發生的矛盾和衝突。最近幾年的二二八紀念日，雖已鮮少聽到有人再敢否認迫害的真實性，但不同陣營的政客與媒體，卻總是以其所擁有的「部分真相」，各自成立一套「我這樣要求才叫正義」的論述，並藉此要駁倒對方。我覺得這個現象相當值得大家一起反省，與其互擁部份真相並互批對方講假的，實際上對理解及和解無甚助益，我們其實必須更有耐心，多從常民日常生活的角度、以及這之中所累積龐大的幽暗記憶，來看問題。

如果過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大眾媒體和國民教育是有效的話，這個有效性並不可能簡單隨著政黨輪替或所謂民主轉型，就被過渡掉了。人們無法設身處地理解過去獨裁者的殘暴、以及受難者的痛苦，當然和過去龐大而綿密的洗腦工程（到今天仍在運作著）有關，但如果現在我們要用一種同等粗暴的扭轉來處理這問題，不但無法速成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更多衝突。就好比小孩轉大人轉不順，爸爸媽媽就給吃偏方大補丸，而不管它可能造成副作用的傷害。我想現在的狀況有點類似，如果我們無法好好面對過去各式各樣國家機器的統治宣傳，循序漸進地推廣新的人民史觀和價值判斷，與過去的意識型態有比較深刻的理解、反省跟對話，我覺得既有的二元對立和衝突將不減反增。

最後，是「加害者vs.被害者」這個二元的分裂與對立的問題。我想被害者的定義比較沒有疑義，總有一個普世的人權標準來判斷一群人是不是遭到無理的政治迫害。就此而言，如果有人不斷「稀釋」被害者的範圍，把某些加害者也廣義說成是「大時代巨變的受害者」，以致無法或不願釐清責任歸屬，在我看來很多國民黨人尤其喜歡這麼論述，我覺得這實在大有問題、既不誠懇也不道德。這無疑是扯爛污、打泥巴仗。特別是那些確曾執掌政權和操控國家機器的高層人士，在恐怖肅殺的歷史歲月中，他們怎能撇清罪責。

不過，相對來講，其他執行這些「迫害」命令、或多或少有所捲入的人們，比如說當時的警察或公務員，除了也是共構「迫害體制」的一份子，難道他們不也是另一種被害者，就像我剛剛提到德國電影《竊聽風暴》所面對的問題。如果我們今天也能呈現出一個特務在審訊過程中，那種內心的掙扎、痛苦、不安、害怕（假設有的話），那麼他所召喚的反省力，以及告訴我們不要重蹈覆轍的震撼性，就像一個曾經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人對這件事發出反省，其所帶來的意義和效力將非常重大。

總之，不論轉型或是正義，以及加害與被害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都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架構來突破上述的簡單二元對立，因為二元對立在政治操作上最容易被政客各取所需地動員，身為研究者、或者常民百姓的我們，更該長出一種新的視野。

最後作一個簡單的結論。我覺得轉型也好、正義也好，這些字眼有時太過抽象而龐大，大到我們甚至無法切身感受到，無法真正經驗其中的美麗跟哀愁，以至於就像一開始我所引用的譬喻，「政治迫害不曾發生」。尤其在媒體大爆炸的年代，無論政客或媒體都不斷建構使用這些東西，以其無可否認但其實卻很稀薄的正當性，來召喚和動員。轉型正義慢慢變成有點浮誇、為了選舉謀權，而無法降落到一個庶民日常生活的層次。

事實上，對我來說，只有耐心透過文化和生活場域裡，不斷地述說、累積，真正的轉型正義才會降臨。在這個過程中，不能害怕與迴避各式各樣的差異認知甚至矛盾。不論對過去的集體記憶、現在的認同、乃至未來的欲望想法都不一樣的人，我們都要盡可能提供平台讓大家多表述自身，而不是不講。我一直認為我們的公共電視在這方面應該要更努力，也因此我們之中的差異儘管還會繼續抗衡，但卻不代表這是敵對關係。抗衡各式各樣的觀點、不一樣的記憶，如此才會有真正的轉型，並且接近正義。我個人其實覺得很難真正「達到」正義，正義也沒有那麼無敵，但至少我們可以說：練習去「接近」正義吧。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