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ａｎｄｅｒ／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斷裂，重組，練習：我的研究歷程片段

（台灣社會學會通訊No.56，2005/12）

李明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有人說，我們這門學問的研究者，是一個重組並解釋社會萬象的人。我覺得這只是銅板的一面，說對一半。其實，研究者也是一個被社會萬象重組並解釋而成的人吧（如果她∕他夠幸運的話）。不過，倘若她∕他運氣不佳，複雜的社會可能會將之拆解得四分五裂（至少我曾這麼經歷過）。

攤開這幾年自己的學術作品以及最近開授課程，「嗯，是個搞文化研究的」，學院裡的人多半如此定義我。我其實並不討厭這般稱謂，畢竟我確曾深受英國文化研究傳統的影響。但就如同所有概括式的群體分類和凝視都令人或多或少感覺不安和尷尬，我其實更好奇這些印象背後的思維脈絡，比如說，「搞文化vs.搞政治經濟」或「留英vs.留美」等等到底有何差異、有何參考判斷。

如果說所謂「文化研究」，源自亞非移民與勞工階級大本營的伯明罕，是戰後英國學院左派傳統的巨大變革（從結構決定論到文化爭奪論，Tony Bennett稱之為「轉向葛蘭西 “the turn to Gramsci”」），同時也隔海抗衡著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命題裡的菁英性格與悲觀傾向，那麼我在二十歲月後期所進行的轉換跑道選擇，的確反映了自己在認識論上的重大斷裂（請容我套用阿圖塞的語詞），以及對「我到底適合何種社會實踐位置」的重新定位。

一九九六年，二十五歲的我剛從清大社研所畢業，藉由先前在國會與社運參與觀察所得的田野資料，我以「老人年金」議題為例，嘗試探究政治轉型過程中國家機器、社會運動與福利政策三者的關係。此一發問放在當時台灣政經變遷的脈絡裡，是想釐清逐漸壯大的民進黨作為一個社運政治化∕政運社會化的路由器（router），其可能與不可能性。而這其實也是自己從十七歲（高三）以來，不斷被學∕社運洗禮沖刷後，所鬱積、沈澱的問題總和。後來這個習作雖然僥倖拿到社會學學會頒發的論文獎、且獲得許多老師的正面肯定，但我始終沒有太清晰的「完成感」，彷彿還是齣二流的推理劇，戲雖結束了但謎題仍滿地。

儘管所謂「社會實踐」的熱情仍召喚著我，但它同時也弔詭地擊垮我。在逐漸深入政治運作的歷程中，先是面臨一個又一個的問題，然後漸漸發現多數問題並非我所慣性歸因（給所謂的「結構限制」）那麼簡單，更遑論相對廉價的泛道德批判（如「政黨無法堅持理想」或「權力使人腐化」等論述），根本無法解決我的困惑。比如說，當我們探問：在台灣，社會民主式的福利政策為何難以推動？除了從政經規制、歷史脈絡的角度來回答，或者歸咎於政黨競爭中行動者的自我設限，我其實更想問些「後設性的問題」，像是「所謂的『現代國家』，對多數台灣人而言意味著什麼（跟西方社會有何異同）？」，等等。

當許多問題越來越無法簡單回答，我的行動能量也越來越虛空。雖然我曾如此信仰著馬克思所說「重點是如何改變世界」，但前提其實是他已能像個哲學家般地解釋世界了吧（並相信自己的解釋是正確道路）。然而當時迷惘的我卻不再如此理直氣壯，就像是一個火圈，旺盛燃燒了一輪（從八０年代尾巴一直到九０年代晚期），最後回到原點，啪的一聲火光熄滅。我逐漸從「向外質問」轉而「向內探問」，逐漸從熱情來到冷靜。在政經制度的研究與實踐之外，我開始設想：必須放慢步調深入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慣行和思維，以探索「文化」如何作為一種若隱若現的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及其展現的深刻影響力。

對我來說，當時的思想震盪頗為劇烈，如今想來仍有點突兀，彷彿寄居體內多年的某種病毒突然發作，直衝主人的腦門發動密集攻勢，儼然就要來革我青春信仰的命。話說回來，這叛逆的病毒其實也是我自己培植，土壤就是過去那些莫名的自我期許及其粗糙的自我要求。在那燃燒火圈的十年，我或多或少一直在壓抑個人興趣（如各式各樣的文化觀察與創作），不讓這些「瑣碎事物」和私密感覺進入我「社會實踐的公共領域」。我經常勉強自己「該作什麼」，遠勝於依循本心「想作什麼」。這股由來已久、擺盪於自我認同與社會接合間的衝突焦慮，在我二十歲後期認識論的斷裂過程中被進一步放大。那種被拆解得四分五裂，而暫時又重組不起來的恐慌，迫使我必須努力尋求出路。和許多人一樣，離開家鄉，赴「遠西」取經（我不喜西方人老愛歐洲中心地說我們在「遠東」，所以相應地稱其「Far West」），便成了我渴求蛻變的契機。

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和社會人類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豐富資源的協助下，從一九九八年秋天開始，我緩緩走上這段長達六年多、有風雨有陽光、既孤獨也熱鬧的旅程。期間由於研究所需，我還曾赴日訪問半年。在英國、台灣與日本三地之間的身體與思維移動中，我清晰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體內混雜、對話所帶來空前的啟發愉悅。「文化」，不再只是書本裡充滿艱澀術語的大論述，更是不同時空中日常生活瑣碎事物的具體銘刻。當時我並未設想太多關於將來會否進入社會學機構工作等問題，我只是仰望著劍橋人類學系裡諸多大師的風采，謙遜學著如何紮實進行田野工作、如何描繪足夠厚度的民族誌、如何書寫兼具個人文采與科學證據的好論文。

我的博士研究主要在探問：台灣的「多重∕另類現代性」（multiple/alternative modernity）如何在歷史演進與日常社會中被型塑出來？在此過程中，「日本」作為一個未曾缺席的、愛恨交織的鏡像，如何投射出台灣人民的認同慾望？不同世代的台灣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又如何挪用、甚至再生產各式各樣的「日本」，以想像、協商、乃至追尋其自身的文化認同與多重的現代性想像。我希望在批判日本如何以政經優勢影響台灣（無論透過殖民時代強控手段或當前「soft power」）的同時，也能從台灣主體的角度來思考「日本」如何被吸納（absorbed）、被我們「轉為己用」。

透過跨領域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對話（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傳播學、地理學、文學批評等），我嘗試系統性地從歷時與共時兩個面向來探究上述問題。在論文的第二章，我指出戰後的台灣社會，如何在國家機器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政策下，藉由新興傳播科技、家庭內部傳承、以及中小企業體制等，持續與「日本」保持密切的連帶。第三章則分析一九八０年代以降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為何以及如何盛行，又造致何種社會文化效果。我挑戰了在日本和台灣評論界中幾乎已成「共識」的「文化相近性」（cultural proximity）命題。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我指出該命題其實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論述，且具有本質論傾向的危險。第四章則反思晚進「全球化」理論中相當盛行的「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藉由台北西門町地景變遷的考察，以及對《Taipei Walker》雜誌的個案分析，我一方面連結前章對跨國媒體的討論，將觸角深入日常消費生活以探究「日本」的在地意義，一方面則重構「去領域化」的概念，指出所有的去領域化都必然伴隨著再領域化（de/re-territorialization）。

接著在第五章中，我將研究場域延伸到東京。主要目的是想理解「流動」（到日本）的經驗對台灣人而言意味著什麼。我首先進行了一個「日劇場景之旅」的個案研究（此部份的研究成果亦已付梓成書），分析跨國媒體與旅行工業如何交相建構台灣人的「觀光凝視」（tourist gaze），而相對的，行動者又如何服膺或逃逸這個建構。再者，我深入參與觀察一間以招生台灣學生為主的日語學校，透過民族誌的描述我嘗試展現這些旅居者（sojourner）不斷協商中的認同型構。最後，在第六章，連結上述對認同議題的關注，我首先質疑主流評論對當前所謂「哈日族」的想像多於理解，但我也同時批評許多年輕研究生對「哈日族」去污名化的辯稱太過簡化。我建議必須歷史地從情感結構加以細膩考察，才能跳脫「文化帝國主義批判vs.後現代主義歡呼」此二元對立的困境。於是我從電影《多桑》、二二八事件、釣魚台與「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乃至晚近的《台灣論》與李登輝言論等案例，嘗試釐清不同族群對「日本」的記憶和想像，是如何與其對台灣∕中國（甚至美國）的認同相互建構，從而思考族群和解與認同溝通的可能性。

對於自己所完成的這本八萬字論文，我其實不想將之硬生歸類於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等既定學門，甚至連是否放在所謂「文化研究」的範疇都不太以為意。就我個人而言，最在乎的不過就是這研究是否問了個犀利的好問題、然後是否能細膩而精準地好好回答。我一直相信，所謂的社會學想像力，不只建立在其紮實的「專業」訓練與累積上，更立基於一種寬廣的跨∕混領域性。那是一種努力想和社會人文乃至科技各類領域扣連、溝通、對話的開放熱情。作為一個才剛進入學術教育殿堂的新鮮人，我不敢誇言未來有何雄心壯志，只期許自己從上述視野能具體展望下一步的各種可能：

（一）文化社會學、跨領域文化研究：

在理論方面，我將繼續探討消費研究的典範轉移（尤其是接軌於晚近消費社會學∕人類學的發展），以及空間和地景的社會意義、效用及問題。我將詳細探問在各種不同形式的移動中（如觀光、旅行、旅居、移民等），人們的意識、行為與認同將有何變與不變。在經驗研究方面，我希望對戰後台灣的通俗文化史（history of popular culture）進行系統化的整理（除了必要的文本分析，更要交叉運用統計分析與民族誌等量化、質化方法進行足夠厚度的描述和詮釋）。這將有助於繼續深化對台灣另類∕多重現代性、以及日本殖民∕後殖民的文化效果之研究。

（二）政治與歷史經驗：

在理論方面，我希望能從跨文化的比較觀點來思考「帝國」這個實體或概念。尤其是日本帝國、東南亞帝國和「西方」帝國的異同，以及在時間面向上「帝國」的變與不變，乃至「帝國」的意識型態、美學甚至倫理等。此外，我將探問情感與記憶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意義和問題。希望透過對相關社會理論及民族誌的研讀，討論記憶的社會面向，尤其是個人和集體記憶與歷史的關連、以及記憶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據此，在經驗研究方面，我希望延續在博士論文中對台灣不同族群情感結構的分析，進一步探究其各自與共同記憶的領域（差異與交集），從而深化當前有關認同議題的討論。

（三）資訊科技與社會：

在理論方面，我希望能與前述第一主題互相結合，將網路視為一種新的生活空間及文化媒介，討論其與工作、認同、身體、政治等的關係。我也將關注所謂「網路研究」的方法論議題，例如探問「網路民族誌」（Internet ethnography）如何可能，等等。在經驗研究方面，我希望能以質、量化方法整合的架構，探究盛行於第三世界之盜版業此一「地下文化經濟」之生產、消費、再現、規制與認同，以及新興資訊科技與地下文化經濟的互為因果性。

（四）全球化、區域化、本土化：

我希望能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繼續擴大進行與韓國、中國等亞洲國家對「日本」文化挪用或禁用的比較研究。同時我也將繼續追問，在打造本土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對不同族群、階級、性別的台灣人而言，日本、美國和中國各自扮演著什麼樣一種角色（這之間又有多少疊合與對抗）？之前如何、而以後又會如何？

「幸福就是能夠認識自己而不感到惶恐。」-- Walter Benjamin《單行道》

即便是來到台大後，忙於教學與上述新研究的構思，我還是時常在夜裡讀書寫字或晨間盥洗照鏡時，想起班雅明這句話，並感到一絲惶恐。呼！在經歷斷裂與重組之後，不是早該三十而立嗎，為何我還三十而慄？這純粹是個我定位追尋與身份認同焦慮等私人問題嗎？或者，脈絡化一點來看，這是一個行進、翻滾於一九九０年代台灣社會，並在多年海外留學後重返島嶼需調適步調者的必然慌亂吧？

最近讀著我在台大首次開授社會學課的學生作業（我要她∕他們各自回顧一段生命史藉此將個體與社會連結思考），突然覺得自己持續騷動不安的心情和他們並無太大差異（儘管整整隔了一個世代），於是，「每一天都是新的練習」，我也學著哼起陳綺貞這句睿智的歌詞。然後，keep walking…